从历史看管理 从历史看管理 评价人数不足

一本书找到真正需要它的人,就是畅销书

溯涯
一套书卖了十几二十年,但一直没能大热大火,是不是没有再版的价值了?
“许倬云看历史”就是让人有这样疑问的一套书。
有人这样说道:“许倬云是历史大家,他的东西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思路独特,可看性很强,这套书的内容,我们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但是这本书已经卖了二十年了,却一直没火,如果现在要火起来,很难。”
听了这话,虽说听了以后让人有一丝叹息从鼻尖流出,却不得不说,这是很现实的。

许倬云先生的这套书在之前并没有像《说中国》那样火,因为这套书的读者群并没有那么大众,虽然这套书中的《从历史看领导》是许倬云先生“大众史学”的开端,许先生将大历史学的智慧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就是从此开始的。
《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从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所针对的读者,更多地是经济管理类的人群。正如《从历史看领导》是在台湾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上,许倬云先生和一些企业家探讨“领袖气质”的讨论会上的讲演记录;而《从历史看管理》是许倬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讲演记录。这是一套横跨历史学和管理学的“跨界”书,也是一套寻找属于中国自己的经营之道的书,而在西方管理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今日,很多人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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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书卖了十几二十年,但一直没能大热大火,是不是没有再版的价值了?
“许倬云看历史”就是让人有这样疑问的一套书。
有人这样说道:“许倬云是历史大家,他的东西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思路独特,可看性很强,这套书的内容,我们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但是这本书已经卖了二十年了,却一直没火,如果现在要火起来,很难。”
听了这话,虽说听了以后让人有一丝叹息从鼻尖流出,却不得不说,这是很现实的。

许倬云先生的这套书在之前并没有像《说中国》那样火,因为这套书的读者群并没有那么大众,虽然这套书中的《从历史看领导》是许倬云先生“大众史学”的开端,许先生将大历史学的智慧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给大众就是从此开始的。
《从历史看领导》《从历史看管理》,从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它们所针对的读者,更多地是经济管理类的人群。正如《从历史看领导》是在台湾洪建全文教基金会上,许倬云先生和一些企业家探讨“领袖气质”的讨论会上的讲演记录;而《从历史看管理》是许倬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讲演记录。这是一套横跨历史学和管理学的“跨界”书,也是一套寻找属于中国自己的经营之道的书,而在西方管理学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今日,很多人还没有完全了解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官管理制度的可应用性。
或许很多人习惯了西方管理学书的套路,在刚开始翻这套书的时候会有些迷茫,就如我第一次读这书的时候,觉得许先生并没有给出一个明了的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案,便认为这书似乎还欠一点火候,但是第二次读我才知道,之前只能怪自己见识浅陋:许先生并不是单单给出一个既定的管理模式这么简单。他所要传播的不是一种所谓的成功学——打着只要怎么做就会成功的旗号,而是通过分析中国文官制度的兴衰利弊,让人们能够在其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经营管理之道,并且帮助大家知道企业在哪一个时期,应该注意和防范的东西有哪些。毕竟企业的系统机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而是需要冲破一些短期利益的禁锢,不断调试的一个过程,一个企业懂得革新,才能在这样一个变幻的世界中站稳脚跟。
正如许倬云先生在总序中说道的:“这一套书,在撰写过程之中,就是为了针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中国管理学经营学的观念。目的不在为中国的文化张目,而是将中国传统的经营学、管理学,其发展的来龙去脉有所交代。……分析中国几千年来,企业界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这是一套常读常新的“应用历史学”的书,管理界人士若将其摆在床头,时时翻阅,或也可作提醒之用:自己的单位到了怎么样一个阶段,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我作为一个领导者,有没有具备将将之才,如果还没有,则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改进;培训员工只开培训班是不够的,如何把翰林制度运用到自己的员工培训制度上来……

许先生说,西方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死的,是把人当作机器来运作的,而中国的一些制度,则是站在“人”的基础上来架构的。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很长的时间内,甚至在现在都是“人情社会”,大家或许会说中国的这套关系是“托关系走后门”的关系,还不如西方的公平的、靠能力说话的制度。但是,这可把中国的管理制度看得太浅、太简单了,中国历史上照样有很多兼顾了公平、效率、能力、人情味的制度,如果我们能够整合调节,并加以运用,或许会比西方那一套更适合我们自己。
如许倬云先生提到的“儒商”的精神:“在企业内而言,他们重视从业人员本身的企业道德,职员忠于企业,企业照顾职员的终生。他们也注重严格的考绩,以决定奖惩。……这些大商家,都拥有庞大的财力;同行之间,他们会尽力扶助中盘和各处的零售同业,编织为一个同业之间的巨大网络。在网络内,同业之间遵守同样的企业精神,保证诚信和服务质量。企业界与政府之间,也有互动的关系。例如,清代中叶以后,凡有国家大事,都有这些大商家接下挹注的任务。江浙的商号‘同仁堂’,其主持人是那位‘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曾经承担左宗棠大军的后勤业务。……前述明清时代大商家的经营,同行之间的互济和一层层的分包,都是常见的现象。以当时信息流通的条件,他们尽其可能,快速地将讯息传递到有关的单位。他们分担风险的方式,也因为同行之间的互助以及跨行企业的合作,实际上也已具有共同保险的形式和精神。以上这些发展,吻合中国自己过去长程发展的传统;今后,大概可以很容易地蜕变为中国式的经营方式,有望在世界的企业文化中独树一格。……中国过去建立诚信的信誉,直至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商人的商誉乃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企业内部的协调和互助,以及企业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出名的和谐。可是到最近,中国的商誉常因有“山寨版”的伪造产品而受损,或使用次级原料,或制造过程中偷工减料,种种劣迹使得“中国制造”竟已是恶名昭著。中国企业界应为此汗颜。如何消除这一恶名,就看中国的企业家,能不能从过去汲取经验,重新注意对得起良心的‘人本’精神。”

其实,我并没有奢望这本书能火到妇孺皆知的地步,毕竟现在的书,如果想来个几十万册,则几乎都需要巨大的资本运作,有时候一本书好的内容甚至比不上马云、王石或者潘石屹的一句推荐语。
我从内心来讲,其实只是希望这本书遇见真正需要它的人,让它对需要了解中国文官制度和中国现代企业的相通之处的人带来帮助。有句话讲:“一本书卖到了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上,这本书就是成功的,就是畅销书。”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到更多地中国企业管理者,也希望“中国自己的经营之道”这个理念能够更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时半刻能够完成,其实二十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现在可以回答之前的问题:不火,并不代表没有价值,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一致向外看,而忽略了本国成熟且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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