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启蒙路径与舆论空间的区隔(琐谈)

辰纁洋
(注:为我院专业课写的读书报告,有胡说黑话之嫌。对连贯话语领域的构想大概还是不免偏于理想主义,嗯。还有······拖延的毛病得改了,提前一天开始翻书都会轻松很多呀。#拒绝熬夜)


        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来解答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在北京登场,但通读全书,各章节的内容似乎并不意图说明这样一个地域文化研究的问题,而是更多从舆论、政治的层面探讨新文化是如何登场的。整本专著的架构所具有的某个特点额外引起了我的注意,即书中各章节之间的不连贯性(显示在一、二章与三、四、五章之间)——在我看来,这种不连贯性很有趣,它恰由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所决定,反映出清末以来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公共舆论空间时两种不同的启蒙实践路径,进而透露出近代中国公共话语领域的区隔。因此我不会太多谈论作者的研究范式,而是从他业已呈现出的史料和结论中,粗略窥探近代知识精英对于社会阶层和国家共同体的想象。

        “国家(社会、人民):政府—中等社会与新阶层(学生、工商等)—下层民众”[1]是主导着近代知识分子精英的政治思维结构。国人整体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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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我院专业课写的读书报告,有胡说黑话之嫌。对连贯话语领域的构想大概还是不免偏于理想主义,嗯。还有······拖延的毛病得改了,提前一天开始翻书都会轻松很多呀。#拒绝熬夜)


        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来解答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在北京登场,但通读全书,各章节的内容似乎并不意图说明这样一个地域文化研究的问题,而是更多从舆论、政治的层面探讨新文化是如何登场的。整本专著的架构所具有的某个特点额外引起了我的注意,即书中各章节之间的不连贯性(显示在一、二章与三、四、五章之间)——在我看来,这种不连贯性很有趣,它恰由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所决定,反映出清末以来新式知识分子在面对公共舆论空间时两种不同的启蒙实践路径,进而透露出近代中国公共话语领域的区隔。因此我不会太多谈论作者的研究范式,而是从他业已呈现出的史料和结论中,粗略窥探近代知识精英对于社会阶层和国家共同体的想象。

        “国家(社会、人民):政府—中等社会与新阶层(学生、工商等)—下层民众”[1]是主导着近代知识分子精英的政治思维结构。国人整体被分成三个有边界的阶层,即使各阶层之间会互相发生关系,一个阶层或许还自认为是在自上而下地管制着另一个阶层,但就近代的社会状况来看,第三个阶层仍然缺乏与其他阶层的交叉影响。最终,因为这三个阶层共存于神州的时空中,它们也都可以被化约到“中国”这个巨大竹箩里去;而“国家”相应延伸出的“社会”“国民”等实体,借由知识分子的想象而达到普遍性、整体性。

        这个“三阶一体”的政治思维结构,同时主导着从事报刊活动的知识精英对于公共舆论的构想,影响着他们如何规划在面向不同舆论场时采用的启蒙方案。“三阶一体”的舆论思维模式,导致知识分子在创刊时发生“分流”:一群人面向下层民众“开民智”,另一群人则面向边缘知识分子和学生进行“自启蒙”[2]——而这点恰是中国近代没有出现西方式自由主义报刊的原因。这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在乎言论自由,否则就不会有抗议暂行报律、林蔡论争这些事件了;问题在于,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的前提是假设“政府—公众”二元对立的长期存在,所有阶层(即使包含多元群体)都可以归并到“公众”里去,因此便能在与政府相对的位置上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公共话语领域。但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眼里,这个“公众”是分化了的[3],至少可以说是分化成知识、工商阶层和下层民众,再加上多数报纸商业化的努力不太成功(作者研究的北京尤其如此),故清末以来不论启蒙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其鼓吹教喻所开启的舆论空间,终究还是偏居一隅,而未能融合各方以达梁启超所谓“多数人意思结合,而有统一性、连续性”的“健全舆论”。

        近代中国报刊的两条启蒙路径无法兼容,倒映在本书中,就出现了我之前所称的“不连贯性”的特点:前面第一章主叙“眼光向下”的推行渠道,后面四、五章则主论以知识分子交流为核心的自启蒙。二者虽都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目标,但内在逻辑与具体实践方法真有霄壤之别,所以清末的启蒙运动究竟对新文化在北京登场没有太大贡献。作者杨早每当要对各个报刊进行历史评价时,不断地在两种路径之间穿梭;连后代的研究者尚且有此游移,那彼时知识分子为了提升社会整体素质,而在启蒙实践路径上做出抉择之困难,也可想而知。

        要平衡报纸的传播效果既已很难,那么不同的启蒙路径往往走入非此即彼的冷巷。在读第四、第五章时,可以明显发现填充舆论环境的不外乎新派、旧派、各家公众性报纸三方,《新潮》等刊物几乎只在“学生社会”中传递影响,与林纾的辩论除了偶尔辐射到政府、舆论报纸层面,基本上也还是知识圈的事儿。下层民众在其中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其他社群对新旧文化论争的反馈也未得到记载。可我想这并非作者刻意突出新文化主将办报活动而出现的疏漏,实际上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要想做到与多元化社群的互动相当不现实,不仅因为新青年同人的舆论策略重心偏向知识阶层,而且他们的活动缺少一个公共化、政治化的深层动因。所以语言上倒是不再分“我们”“他们”了,但“平民文学”不平民,其思想虽有去暮气、迎曙光的积极取向,坐拥的却仍然是一个片断的话语领域。

        往前回溯一二十年,对比来看彭翼仲主办的《京话日报》所代表的另一种启蒙实践路径,如作者所说,使爱国的观念深入下层民众心中,却“完全忽视了给予他们素质教育的机会和表达自我的权利”。是否是“完全忽视”有待商榷,不过《京话日报》身处另一道路上,的确又缺失了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群众教育最终演变成(经由知识分子认可的)一整套话语体系的外部灌输。

        然而,彭翼仲的办报活动中有一点尤其吸引我,即他与底层民众的互动,包含了对“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矛盾的暗示,这体现在《京话日报》批评既得利益阶层,以及解释区分“国家”和“朝廷”上。我想作者对这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即便他已指出《京话日报》的民粹主义特质),甚至彭翼仲本人也未必想到他的报刊会有这般趋向。长时间以来,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迫使被统治阶级接受关于他们处境的论说,彭翼仲部分地发挥了这一作用,他负责生产符号(“叫人人知道爱国”),毕竟办报家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话语生产者。但民众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是完全被动的,他们拥有自发性的防御系统。彭翼仲的爱国宣传一开始可能被他们当作抗拒清廷意识形态的工具使用,继而又可能被当成是新的外来投射物而遭到抵制。作者所描述的《京话日报》让爱国观念深入人心的局面,并不能否定下层百姓也会存在怀疑和防备态度。如果下层民众可以被当成一个融合整体来看待[4],且与所谓“统治阶级”相对立,那么这种怀疑和防备的态度,恰恰能为一个统一的公共话语领域奠基,并促使民众为自身的利益进行话语权斗争。

        另外还可简略谈谈民初关于“言论统一”的问题。作者重在强调报人从政党喉舌向公共舆论家和文化同人团体的转型,而转型归根结底就是话语空间的重组和二次分化。民国建立,国家共同体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陡然上升,党派中不乏统一舆论的愿望,代表人物有力图强化“舆论一致”的孙中山,以及倡导“健全舆论”“一国之报”的梁启超;前者报刊思想的政治操作色彩较重,而后者虽则近于理想主义,却能够给我们一点关于舆论场域建构的启发。梁启超追求舆论的有机统一,需要多数意见的参与[5],并且他也排斥各种利益集团的介入,这种思路即是在导引一个统一、开放、连续的公共话语领域,尤其是国家的建立能够提供一个平台,来承载不同言论之间“去阶层化”的交流。可惜事情非易,强调服从于国家的总体利益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由国家(这里的“国家”已经和“政府”混杂不清)自上而下整合舆论实际隐伏着危险;加之政府权柄操之于实力政党,党派报纸之间很容易因权势而互相倾轧,于是社会舆论空间的分裂继续存在。

        总而言之,作者杨早写作这本论著的目的是描画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生态,并且解释新文化的登场历程。就我个人而言,却并不很在乎其都市性一面,而是从中读出了中国近代一段二十年的舆论空间区隔史(不论之前或以后它统一与否)。该书的论证过程已经足够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公共话语领域的生成,与政治思维模式、时局、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回顾前人为开拓舆论场所做出的努力,让我们对“多元共生的话语空间如何构建”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思考。

        [1]一个现象学的模型,粗略但易于感知。横线更多代表的是分野,而非层级。
        [2]彭翼仲与杭辛斋曾因“开官智”的《中华报》被捕入狱,但由于未形成较大规模,作者未在书中专门论述这一种启蒙路向,我也不将其纳入考虑范围。故在此只提出两条启蒙实践路径。
        [3]这里存在着某种“重叠想象”:一方面,就阶层而言,知识精英因其文化能力与“下等愚民”相区隔;另一方面,在谈及“响导民众”的启蒙办报方式时,“民众”本应是与国家相对应的整体性概念,但知识分子们却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从中抽离出来了。他们以先知先觉者自居,向下(或横向)输送新思想,而输送这一行为本身即要求着对舆论场域的控制,并进而表现为政治领域的斗争。
        [4]理论上来说可以,但现实中……很难,“民”可以在近代仁人志士的想象中自圆为一个整体,但内部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利益差别。只不过说出于救国的迫切需要,民国初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所掩盖。
        [5]任公对于舆论的理解大概还比较传统,他说“非多数意思结合,不足以名舆论”。但哈贝马斯指出,对“公共舆论”的现代定义的关键在于将民众分成不同的群体,舆论不是个人意见的简单相加,而是“群体中的主导性意见”。且这不可感的“国民”未必真的就会自己生长出意见之木,他们往往需要报刊媒体的引导,于是乎知识分子面对的就是错综交互的动态舆论场,这为他们启迪民智的工作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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