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的年代里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

春山冷

在二战结束的七十余年后,我们对战争的研究反思仍然还在继续着。而南京大屠杀因其惨烈成为日军在华暴行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成为了分析战争心理的一个范本。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自那天起,六朝古都南京城陷入了长达六个星期的人间炼狱里。由于守城大将逃走、国军无心战斗等诸多原因,日军入城后并没有遇到很多抵抗,他们顺利地俘虏了许多士兵。但是,由于某种心理,日军的将领向他的下属发布了杀光战俘的命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聚集在一起,或被机关枪随意扫射,或被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又或者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除了虐杀俘虏外,日军的魔爪也不曾放过平民。他们强暴妇女、挖出他们的内脏、活埋并放狗把人咬死,所作所为罄竹难书。张纯如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杀》给出过一个数据,如果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手牵手站在一起,他们可以组成一条长达200英里的队伍,血液总量可达1200吨,而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仅从规模和暴行程度上来看,南京大屠杀也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暴行。然而,由于诸多文化、更多的是政治原因,日军的暴行不但没有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反而还被日本社会极力否认,甚至在中国国内,对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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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结束的七十余年后,我们对战争的研究反思仍然还在继续着。而南京大屠杀因其惨烈成为日军在华暴行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成为了分析战争心理的一个范本。

1937年12月13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自那天起,六朝古都南京城陷入了长达六个星期的人间炼狱里。由于守城大将逃走、国军无心战斗等诸多原因,日军入城后并没有遇到很多抵抗,他们顺利地俘虏了许多士兵。但是,由于某种心理,日军的将领向他的下属发布了杀光战俘的命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聚集在一起,或被机关枪随意扫射,或被当作练习刺刀的活靶,又或者被浇满汽油活活烧死。除了虐杀俘虏外,日军的魔爪也不曾放过平民。他们强暴妇女、挖出他们的内脏、活埋并放狗把人咬死,所作所为罄竹难书。张纯如在其著作《南京大屠杀》给出过一个数据,如果所有大屠杀的受害者手牵手站在一起,他们可以组成一条长达200英里的队伍,血液总量可达1200吨,而他们的尸体则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仅从规模和暴行程度上来看,南京大屠杀也超越了历史上许多野蛮暴行。然而,由于诸多文化、更多的是政治原因,日军的暴行不但没有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反而还被日本社会极力否认,甚至在中国国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也是相当不足的。在普通民众里,对南京大屠杀的印象也往往仅停留在愤怒,而缺乏深一层的思考。为了避免类似的惨剧再度上演,我们的民众应当去思考这样暴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作为受害者我们还能从中学到什么。

首先分析一下日军屠城的原因。张纯如在书中把日军暴行大致归为了两大方面: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旧思潮的碰撞(长期形成的严苛的尊卑观念、以尽忠献身为荣的武士道精神、泡沫经济破灭后急于通过扩张领土缓解人口压力和因此而生的“天定扩张使命”论、流行于军队的仇华教育等等)和人类文明的通病(新兵从一开始的被迫从众到后来麻木甚至习惯杀戮、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却不受其他监管、世界其他各国的政府的漠视不理)。囿于篇幅和见识,这篇读后感也仅能探讨其中的几个可能因素。阅读了张纯如的著作和其他的一些评论文章后,个人认为日军暴行的文化原因可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l 过分的尊卑观念压迫低层士兵,高强度的训练和老兵的羞辱把基层士兵打造成了只会听从命令的兵器,同时使得他们丧失了对被害者们的同理心;

l 明治维新后脱胎换骨的日本人在文化上对仍处于落后阶段的中国持有的优越感。

张纯如在书中提到过“压迫转移”的现象对日军暴行的影响。日本军队对其官兵世家独断专行和残酷虐待,老兵羞辱新兵是随处可见的现象,譬如打耳光、强迫新兵洗内裤、辱骂新兵等等。这些被冠以“爱的行动”的羞辱却极大地压抑了新兵们的心理。许多学者认为,侵占南京使得日军上下充斥在胜利的喜悦中,这种喜悦背后还隐藏着对中国军队之前抵抗的不满躁狂。而南京,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最终沦陷,使得日军认为中国灭亡在即、狂欢就在眼前。这些一直处于底层的官兵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侵略者的姿态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在中国人面前高人一等的感觉。“在等级制度中,那些权利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更低阶层的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而更加“劣等”的“亡国奴”们就是底层军官从严苛等级制度中宣泄的出口。

除此之外,个人认为日军在长期等级观念压迫之下丧失同理心也是原因之一 。同理心,又称共情,指人际互动过程中对他人的知觉和理解,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道德推理的重要影响因素。道德发展和道德推理理论认为,同理心作为动力引起利他主义和抑制暴力行为。如果一个人能感受到他的行为会对他人带来不利后果时,这个人不太可能继续他的有害行为、反而可能会帮助对方。也就是说,同理心通过使侵犯者对被害者的苦难产生同感来抑制侵犯行为。而专家研究发现,被虐待的青少年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同理心。或许日军长期流行的那种老兵欺辱新兵、日本社会里严苛的等级制度下,使得低层士兵们在虐待下同理心水平低于常人。“天皇至上”的教育让他们连自身的生命都不曾重视过,使得他们在虐杀俘虏时缺乏感同身受,不能意识到他们的行为给他人带来怎样的痛苦,于是越发放肆地将那些年受到的虐待加倍施加在手无寸铁的平民上。(题外话,一直以为网上流传的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似乎也可以用这个理论解释一二。日本社会一方面以它精致优雅的礼仪而闻名,另一方面它所孕育的人犯下了人类历史里难以匹敌的罪行。《菊与刀》中写道,日本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不具有普世性,而只限于某些地域和人群。“个人对部落内部成员承担着各种道德义务,而在处理与部落外部成员的关系时则奉行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第二章)他们对内的恭谨出自社会等级要求,而在内心,由于缺乏同理心他们不能理解人道主义。因此在面对日本社会之外的人群时,他们往往随心所欲。)

书中还认为,日本社会数十年执行的仇华教育使得士兵对中国充满仇恨的蔑视。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后的日本社会流行着侵略以减低人口压力的论调。陆军中校桥本新五郎在《致青年人》中分析到,领土扩张是日本以后发展的必要途径。而当时中国正逢百年动乱,在日本人看来,“西进中国”简直就是天定的命运。为了准备对华战争,日本花费数十年时间训练自己的军队。除了方方面面渗透的军事主义外,日本人也不断给小孩子灌输对中国人的仇恨和蔑视。教师会呵斥害怕解剖青蛙的男孩、并把中国人比作青蛙:“你以后还要杀成百个中国佬呢!”一位将领曾向记者透露,实际上他们没有把中国人看作人、反而是看成一些可以随意杀戮的猪而已。抱着这样的心理,他们在一次次杀害中国人的时候不断在心里为自己开罪:“不过是头猪罢了。”

另外,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文化心理也发生了改变。被誉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曾这样评价中日甲午战争:

“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几千清兵无论如何都是无辜的人民,杀了他们是有点可怜,但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有所觉悟。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从而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荡涤一空,而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价也值。”(福泽谕吉《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全方位学习西方文化,他们对于中国,这个昔日的学习对象,态度也转变成了不屑与之为伍:“例如支那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支那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支那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福泽谕吉,《脱亚论》)这样的一种文化心理,使得日本官兵在面对落后的中国时抱有一种文化上的、种族上的优越感,同时急于脱离亚洲文化圈的日本将亚洲文化连同它的人民看作野蛮,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日军并不把他们屠刀下的中国人当成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类看待。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废墟之上再次亮起城市的幢幢灯影,罹难者们的尸骨早被收殓,而昔日被血水染红的长江如今看不到当年惨案的任何痕迹。或许是耻辱感、或许是说了也无人在意,那些大难不死的幸存者们却大多沉默着。他们沉默着生,沉默着死,沉默着将那段历史的见证带入幽冥、从此不见天日。当我们回过头来,想要找到他们、弥补历史的空缺时,才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往生了。这何尝不是对我们忽视历史的一次警示。那么,除了历史本身,历史之外我们还应收获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张纯如写《南京大屠杀》,原始动力在于世界上各国以消极的旁观者心态面对日本的暴行、使得这样惨剧人寰的悲剧传播范围仅仅停留在东亚文化圈,而不受国际社会谴责的罪魁祸首依旧逍遥度日。然而,更惊心的是被侵略的国家的国民对自己历史的漠视。21世纪是个娱乐至死的年代,20世纪的小说家们曾担忧过的那种政府篡改历史、操控思想的愚民行为不但没出现,反倒是民众自己沉溺在资讯爆发之中、漫无目的地搜寻刺激新奇的信息,而对政史哲兴致缺缺。16年曾有媒体报道过一起上海慰安所“海乃家”拆迁的新闻。部门间相互推诿暂且不说,事后记者曾采访过附近居民及学生的看法。令人心惊的是,很多住户将慰安所看作是“日本人的妓院”、把慰安妇看成是妓女,认为它是个耻辱,建在学校一旁更是不合适,“因为学生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教育”。而新时代下成长的学生们,他们甚至觉得“慰安妇”三个字是种不能说出口的羞耻之事。在二战过去后这么多年、在资讯如此发达、思维碰撞如此激烈的年代,受害者污名化的事情还在上演。难道义务教育的课本上不曾写下过关于慰安妇们悲惨遭遇的事实吗?难道平日里实行的竟然是受害者有罪论的宣传?年年国家公祭日铺天盖地的“勿忘国耻”四个大字莫非这么是什么晦涩的语言?不是的,不是因为有谁在他们眼前蒙上了布,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了闭目塞听、选择了逃避历史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担当。遗忘历史会导致什么?《一百个人的十年》书末附录里一段人们对文革看法的采访,其中不乏年轻人把文革看作清洗、恨不得再来一次的言谈。文革被定义为党的失误已是共识,却依然有人把它当作救世良方。他们拒绝费心思探索真相,随心所欲地曲解历史,将自己的成见强行套在历史事件上,还煞有其事地指点一番。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还埋下了罪恶卷土重来的隐患。为了未来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应当直面历史、而不是一味沉浸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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