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焕文之问 程焕文之问 评价人数不足

读《程焕文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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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纸本、珍惜纸本、保存纸本」应是每个图书馆人必须恪守的职业传统,在数字时代,恪守这个职业传统尤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即使在未来人类社会真的进入无纸信息社会,现在的图书馆也应该会成为最好的图书博物馆。——程焕文《在「纸张崇拜」与「数字崇拜」之间》

(一)

《程焕文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是讲国内高校图书馆在面对数据库商不合理涨价的背景下,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在个人博客上发出的对数据商在交易中滥用垄断权的十大质问为起点,围绕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问题,通过期刊专栏讨论和调查采访汇集的一系列专题文章,从图书馆界、法学界、新闻媒体和数据商的不同立场思考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和出路。大体思考框架从目录可一窥端倪:

在这系列讨论的环境中,数据库商一般是指一线的出版商(Primary Pu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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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纸本、珍惜纸本、保存纸本」应是每个图书馆人必须恪守的职业传统,在数字时代,恪守这个职业传统尤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即使在未来人类社会真的进入无纸信息社会,现在的图书馆也应该会成为最好的图书博物馆。——程焕文《在「纸张崇拜」与「数字崇拜」之间》

(一)

《程焕文之问——数据商凭什么如此狼?》是讲国内高校图书馆在面对数据库商不合理涨价的背景下,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在个人博客上发出的对数据商在交易中滥用垄断权的十大质问为起点,围绕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问题,通过期刊专栏讨论和调查采访汇集的一系列专题文章,从图书馆界、法学界、新闻媒体和数据商的不同立场思考高校图书馆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和出路。大体思考框架从目录可一窥端倪:

在这系列讨论的环境中,数据库商一般是指一线的出版商(Primary Publisher)和二次出版社(Secondary Publisher)或称集成商(Aggregator)。数据库商滥用垄断权主要体现在定价策略、销售模式、使用规则、合同条款等几方面对图书馆的单边行为或规则制定上。数据库商垄断尤其指英文学术型数据库市场的垄断。图书馆主要是指国内高校图书馆,其困境主要体现在图书馆经费支付能力与数据商数据库产品连续不合理涨价之间的矛盾、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内部的统筹规划矛盾,如高涨的数字信息资源资金投入挤压了其他方面资源建设的投入和施行空间。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李慧进行的对「985工程」高校馆英文数据库建设调查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显示国际英文学术型数据库市场整体上呈现一定的寡头垄断倾向的现象,如果细分到各学科领域,某些数据库商则呈现绝对垄断的特征(下三图)。这个调查分析结果支持了「程焕文之问」揭示的困境。

如若不是熟悉或关注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事情,还真想不到看起来与世事无争的图书馆与商业机构一直进行着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往深里想,这事情可不是一种孤立地发生在公益性、科研性事业单位与商业机构之间的商业博弈,也不单是公益服务、学术服务的资源配置与建设,还牵涉到国际国内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法理问题,关涉学术信息交流模式、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的发展趋势(如开放存取),以及国家科研战略层面上的现状。可谓牵涉甚广、影响深远,并非与我们的生活漠不相关。

这场「战争」从2008年以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低迷,数据商急切需要填补利润,另一方面其实有一个在这本书里不怎么谈及的原因,就是2008年以来国内的实际通货膨胀水平,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还有一个是国内高校使用数据库的人数激增及相伴随的读者违规使用情况增长的现象大概不容小觑。国际数据商大幅度涨价首先应是基于这几个大的方面,也有历史原因:主要是中国加入WTO后,为争夺中国市场,国际大数据商们采用了低价进入的市场策略,在他们看来,涨价是回复合理价格。

当然,高校图书馆的困境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资源采购和使用上遭受的不合理待遇,也的确是共识,国外包括发达国家的图书馆也面临同样困境。所以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在所难免。

除了定价和搭售问题,在数据库使用上,数据商还设置技术壁垒限制图书馆对产品的合理使用权利,利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数据库等知识产品的过度保护,在合同条款上设置不平等规则,导致图书馆在使用过程中束手束脚,权利空间被大大压缩并随时可能触犯法律责任风险。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偏离和异化消极鼓励并促成了数据商滥用垄断权的行为,使得图书馆在交易合作(或者博弈)中处于弱势被动地位。现有学术交流模式又给予数据库商控制学术成果生产和销售的关键环节形成资源垄断提供了现实可能,等等。这一系列讨论的结果,大致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找解决「程焕文之问」的出路:

(1)在现有格局下高校图书馆自身的策略调整。如:增强谈判能力获取有利的采购条件;利用联盟力量增加谈判的话语权;改变图书馆的资源采购模式;促进、支持或亲身实践数据资源的开放存取活动;争取主管机构支持、用户理解、舆论监督等宣传工作;寻求政府性购买等。

(2)促进有利于公益知识传播的法律环境的改善。如:建立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从合理使用制度向适用于图书馆的法定许可制度设计转变。值得一提的是,法学界谈到国内的法定许可制度时指出:

法定许可制度的「保留权」条款却建构了一种立法悖论。因为设置「保留权」条款的初衷是平衡权利人和使用者的利益关系,但是把「保留权」的行使作为能否适用「法定许可」的前提条件,无疑是给使用者开了一张可能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收不到「鱼和熊掌兼得」的立法效果。我国法定许可制度存在的「法定」逊位于「意定」之法理矛盾,导致这项制度存在先天性的理论缺陷。——孙开元《从合理使用制度到法定许可制度——制衡数据商滥用版权的立法思路》(P.190)

(3)改变学术信息交流模式和科研成果评价模式。目前的「学者创造科研成果→出版商(数据商)出版学术期刊发表成果→图书馆采购学术期刊→学者使用学术期刊创造新的科研成果」的学术信息交流模式,给数据库商利用自身财力控制其关键的出版环节从而垄断学术成果生产和销售提供了机会。国内科研成果评价对这种信息交流模式的依赖,也强化了图书馆资源采购的这种困境。

国内高校图书馆的困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根本上的原因则要归结到国家科研实力的相对落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生产力」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以知识输入为主的现状,无法让高校图书馆彻底避免受国外垄断数据商的「盘剥」,图书馆要彻底走出数字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还需要假以时日。说到这里,也不能不让人想到,这里面也并非没有科研强国、版权产业强国的国家战略和政治意图在里面。

以上大致就是本书系列文章讨论的一个概貌。

(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阿伦.雷乃在他的纪录片《全世界的记忆》(Toute la mémoire du monde,1956)里展现了纸本时代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和日常运作,那时候「广、快、精、准」还是图书馆资源建设和管理所追求的愿景概括。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信息资源被引入现代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的的架构里并逐渐占据主流,当初的理想早已被超越,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方向重又进入图书馆人思考的战略视界里,观念已不能形成障碍,需要克服的是现实层面的各种困难。

相形之下,对传统的纸本资源建设的观念,倒是慢慢地呈现出分歧。这本书让我感兴趣的一点,就是程焕文教授在「2014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发展论坛」上所做的报告《在「纸张崇拜」与「数字拥戴」之间——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这些思考。

在报告里,他在谈及盲目追求数字资源给图书馆资源建设带来的六种困境之外(其中一种是「阅读退化」),从价值形态方面论述纸本资源的无可替代性。他提出,尽管数字资源有着纸本资源同样的内容价值,还具有纸本所不具有的很多优势,却「永远无法替代纸本资源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人类的文字载体经历了泥版、纸草、甲骨、金石、羊皮、竹木、简帛、纸张、胶片、磁性介质材料等数千年的发展,唯有千寿的纸张最为优秀,而纸本则是文化载体的极致。「敬重纸本、珍惜纸本、保存纸本」应是每个图书馆人必须恪守的职业传统,在数字时代,恪守这个职业传统尤其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即使在未来人类社会真的进入无纸信息社会,现在的图书馆也应该会成为最好的图书博物馆。

他认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应该树立正确的纸本收藏与数字订购并重的资源建设观,在大量购买数据库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收藏纸质资源,尤其特色纸本资源是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安身立命之本。报告中列举了几个例子用以说明收集纸本资源的重要性:

在各高校图书馆的目光专注于数字资源建设的时刻,北京大学做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大事:2013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筹资1亿多元,从日本回购「大仓藏书」,共计931种28143册,其中古籍904部,包括中国古籍716部26260册,日本古籍187部2546册,朝鲜古籍1部2册。

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草拟过一份图书采购计划书,其中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重点采购经、史、子、集四部以外的民间文献。这个理念在今天仍然值得继承和发扬。过去十几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直把顾颉刚先生的这个理念奉为圭臬,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术大师专藏、喜乐斯外文专藏和民间文献专藏。不少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也有类似的举措,因此在学界享有独到的声誉。特色馆藏是高校学术竞争力的「能源」。谁拥有哪个领域的特色学术资源,谁就占领了哪个领域的学术高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1989年我国发生政治风波时,美国多家大学图书馆不约而同地发起收集相关资料的项目申请,最后哈佛大学图书馆成功申请到专项经费,于是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甚至派人到我国各地现场收集资料,如今哈佛大学图书馆拥有这场政治风波最原始、最全面、最完整的资料,包括书刊、报纸、传单、照片、视频录像、电视节目。也就是说,今后学者要研究这段历史,只能去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而不是我国的某个图书馆找资料。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也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图书馆的资源建设。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纸本的未来如何?上次跟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是认为纸本会往艺术品、收藏品的方向定位,但作为一种阅读介质的功能性定位,纸本会慢慢退而作为数字文本的辅助阅读方式,并最终从主流的阅读、学习生活中消失。世代更替会慢慢改变时代习行,时代习行塑造文化形态和使用习惯,当这种改变从教育业开始将纸本的必要性连根拔起,当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主流人群向往后的世代迁移,新的「数字现实」或将呈现出我们难以想象的样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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