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小游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着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3〕和董卓〔4〕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5〕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6〕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7〕,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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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講

我今天所講的,就是黑板上寫着的這樣一個題目。

中國文學史,研究起來,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現在,中國較完全的文學史尚未出現。今天講的題目是文學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來很有困難的地方。因為我們想研究某一時代的文學,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環境,經歷和著作。

漢末魏初這個時代是很重要的時代,在文學方面起一個重大的變化,因當時正在黃巾〔3〕和董卓〔4〕大亂之後,而且又是黨錮〔5〕的糾紛之後,這時曹操〔6〕出來了。——不過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7〕,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現在我們再看歷史,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為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為什麼呢?因為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地貶斥其異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記載上半個好人也沒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頗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後一朝人說壞話的公例。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嚴可均輯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8〕。其中於此有用的,是《全漢文》,《全三國文》,《全晉文》。

在詩一方面有丁福保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9〕。——丁福保是做醫生的,現在還在。 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10〕。這本書是北大的講義,劉先生已死,此書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種書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

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

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說過:「倘無我,不知有多少人稱王稱帝!」〔11〕這句話他倒並沒有說謊。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尚通脫。他為什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個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訪他,先要說幾句話,倘這幾句話說得不對,往往會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於拒絕不見。又如有一個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對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裡去吃飯之後,便要將飯錢算回給姊姊。她不肯要,他就於出門之後,把那些錢扔在街上,算是付過了。〔12〕

個人這樣鬧鬧脾氣還不要緊,若治國平天下也這樣鬧起執拗的脾氣來,那還成什麼話?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什麼便說什麼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漢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脫。在曹操本身,也是一個改造文章的祖師,可惜他的文章傳的很少。他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

所以曹操徵求人才時也是這樣說,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13〕這又是別人所不敢說的。曹操做詩,竟說是「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14〕,他引出離當時不久的事實,這也是別人所不敢用的。還有一樣,比方人死時,常常寫點遺令,這是名人的一件極時髦的事。當時的遺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後當葬於何處何處,或葬於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獨不然,他的遺令不但沒有依着格式,內容竟講到遺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樣處置等問題〔15〕。

陸機雖然評曰「貽塵謗於後王」〔16〕,然而我想他無論如何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在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裡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

孝文帝曹丕〔17〕,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18〕,還有明帝曹睿〔19〕,都是喜歡文章的。不過到那個時候,於通脫之外,更加上華麗。不著有《典論》,現已失散無全本,那裡面說:「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典論》的零零碎碎,在唐宋類書中;一篇整的《論文》,在《文選》〔20〕中可以看見。

後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訓勉於詩賦的見解,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21〕(ArtforArt′s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詩賦很好,更因他以「氣」為主,故於華麗以外,加上壯大。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在文學的意見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22〕;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23〕,不足論的。據我的意見,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這裡有兩個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個人大概總是不滿意自己所做而羨慕他人所為的,他的文章已經做得好,於是他便敢說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動的目標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24〕,遂說文章是無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還有下面的七個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都很能做文章,後來稱為「建安七子」〔25〕。七人的文章很少流傳,現在我們很難判斷;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華麗」罷。華麗即曹丕所主張,慷慨就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着悲涼,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別的是孔融,他專喜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嘲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來,歸了自己,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當初武王伐紂,將妲己給了周公了。操問他的出典,他說,以今例古,大概那時也是這樣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說酒可以亡國,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對他,說也有以女人亡國的,何以不禁婚姻?〔26〕

其實曹操也是喝酒的。我們看他的「何以解憂?惟有杜康」〔27〕的詩句,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他的行為會和議論矛盾呢?此無他,因曹操是個辦事人,所以不得不這樣做;孔融是旁觀的人,所以容易說些自由話。曹操見他屢屢反對自己,後來藉故把他殺了。〔28〕他殺孔融的罪狀大概是不孝。因為孔融有下列的兩個主張:

第一,孔融主張母親和兒子的關係是如瓶之盛物一樣,只要在瓶內把東西倒了出來,母親和兒子的關係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饑荒的一個時候,有點食物,給父親不給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親是不好的,寧可給別人。——曹操想殺他,便不惜以這種主張為他不忠不孝的根據,把他殺了。倘若曹操在世,我們可以問他,當初求才時就說不忠不孝也不要緊,為何又以不孝之名殺人呢?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

與孔融一同反對曹操的尚有一個禰衡〔29〕,後來給黃祖殺掉的。禰衡的文章也不錯,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氣為主」來寫文章的了。故在此我們又可知道,漢文慢慢壯大起來,是時代使然,非專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華麗好看,卻是曹丕提倡的功勞。

這樣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時候,文章上起了個重大的變化,因為出了一個何晏〔30〕。

何晏的名聲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歡研究《老子》和《易經》。至於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那真相現在可很難知道,很難調查。因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馬氏很討厭他,所以他們的記載對何晏大不滿。因此產生許多傳說,有人說何晏的臉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說他本來生得白,不是搽粉的。〔31〕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兩件事我們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歡空談,是空談的祖師;第二,他喜歡吃藥,是吃藥的祖師。〔32〕

此外,他也喜歡談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藥。他吃的不是尋常的藥,是一種名叫「五石散」的藥。

「五石散」是一種毒藥,是何晏吃開頭的。漢時,大家還不敢吃,何晏或者將藥方略加改變,便吃開頭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樣藥:石鐘乳,石硫黃,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還配點別樣的藥。但現在也不必細細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從書上看起來,這種藥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轉弱為強。因此之故,何晏有錢,他吃起來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時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鴉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藥與否以分闊氣與否的。現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諸病源候論》〔33〕的裡面可以看到一些。據此書,可知吃這藥是非常麻煩的,窮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後,一不小心,就會毒死。先吃下去的時候,倒不怎樣的,後來藥的效驗既顯,名曰「散發」。倘若沒有「散發」,就有弊而無利。因此吃了之後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發」,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們看六朝人的詩,有云:「至城東行散」,就是此意。後來做詩的人不知其故,以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藥也以「行散」二字入詩,這是很笑話的。

走了之後,全身發燒,發燒之後又發冷。普通發冷宜多穿衣,吃熱的東西。但吃藥後的發冷剛剛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澆身。倘穿衣多而食熱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樣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後,衣服要脫掉,用冷水澆身;吃冷東西;飲熱酒。這樣看起來,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廣東提倡,一年以後,穿西裝的人就沒有了。因為皮肉發燒之故,不能穿窄衣。為豫防皮膚被衣服擦傷,就非穿寬大的衣服不可。現在有許多人以為晉人輕裘緩帶,寬衣,在當時是人們高逸的表現,其實不知他們是吃藥的緣故。一班名人都吃藥,穿的衣都寬大,於是不吃藥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寬大起來了!

還有,吃藥之後,因皮膚易於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襪而穿屐。所以我們看晉人的畫像或那時的文章,見他衣服寬大,不鞋而屐,以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飄逸的了,其實他心裡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膚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於穿舊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捫虱而談」〔34〕,當時竟傳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這裡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時不要緊,因為習慣不同之故。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煙的,我們看見兩肩高聳的人,不覺得奇怪。現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數學生,他的肩成為一字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見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種種的書,還有葛洪的《抱朴子》〔35〕。

到東晉以後,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說是「散發」以示闊氣。〔36〕就像清時尊讀書,就有人以墨塗唇,表示他是剛才寫了許多字的樣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駰等等,後來效之,不吃也學起來,與理論的提倡實在是無關的。

又因「散發」之時,不能肚餓,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趕快吃,不論時候,一日數次也不可定。因此影響到晉時「居喪無禮」。——本來魏晉時,對於父母之禮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訪一個人,那麼,在未訪之前,必先打聽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諱。否則,嘴上一說出這個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會大哭起來〔37〕——他記得父母了——給你一個大大的沒趣。晉禮居喪之時,也要瘦,不多吃飯,不准喝酒。但在吃藥之後,為生命計,不能管得許多,只好大嚼,所以就變成「居喪無禮」了。

居喪之際,飲酒食肉,由闊人名流倡之,萬民皆從之,因為這個緣故,社會上遂尊稱這樣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發源於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38〕兩個人,與晏同為服藥的祖師。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們三人多是會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傳不多外,王何二人現在我們尚能看到他們的文章。他們都是生於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39〕。但這種習慣的末流,是只會吃藥,或竟假裝吃藥,而不會做文章。

東晉以後,不做文章而流為清談,由《世說新語》〔40〕一書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論多而文章少,比較他們三個差得遠了。三人中王弼二十餘歲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為司馬懿〔41〕所殺。因為他二人同曹操有關係,非死不可,猶曹操之殺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後,論者多因其與魏有關而罵他,其實何晏值得罵的就是因為他是吃藥的發起人。這種服散的風氣,魏,晉,直到隋,唐,還存在着,因為唐時還有「解散方」〔42〕,即解五石散的藥方,可以證明還有人吃,不過少點罷了。唐以後就沒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詳,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鴉片一樣罷?

晉名人皇甫謐〔43〕作一書曰《高士傳》,我們以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說吃散之苦。因為藥性一發,稍不留心,即會喪命,至少也會受非常的苦痛,或要發狂;本來聰明的人,因此也會變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藥性,會解救,而且家裡的人多深知藥性不可。晉朝人多是脾氣很壞,高傲,發狂,性暴如火的,大約便是服藥的緣故。比方有蒼蠅擾他,竟至拔劍追趕;〔44〕就是說話,也要胡胡塗塗地才好,有時簡直是近於發瘋。但在晉朝更有以痴為好的,這大概也是服藥的緣故。

魏末,何晏他們以外,又有一個團體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個,所以又稱「竹林七賢」〔45〕。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46〕和阮籍〔47〕。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純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飲酒,劉伶〔48〕也是這裡面的一個。他們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舊禮教的。

這七人中,脾氣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氣都很大;阮籍老年時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終都是極壞的。

阮年青時,對於訪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別〔49〕。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見眸子的,恐怕要練習很久才能夠。青眼我會裝,白眼我卻裝不好。

後來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50〕的地步,嵇康卻全不改變。結果阮得終其天年,而嵇竟喪於司馬氏之手,與孔融何晏等一樣,遭了不幸的殺害。這大概是因為吃藥和吃酒之分的緣故: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驕視俗人的;飲酒不會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說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51〕。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麼進我的褲子中來?〔52〕至於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於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於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並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閒遊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於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於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58〕。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係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麼,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麼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於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麼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於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係少些的緣故。

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62〕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要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於反對自己的人罷了。於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對禮教。——但其實不過是態度,至於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現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後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裡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願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願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願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並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鍾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鍾會。〔64〕鍾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後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願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着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於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於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於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後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後,敢於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裡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採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現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裡,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68〕這樣看來,可見他於世事也並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於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誌,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着,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並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於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於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於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於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69〕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係,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現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號。

〔2〕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當時的廣州市長林雲陔、教育局長劉懋初等均在會上作反共演說。他們打着「學術」的旗號,也「邀請」學者演講。作者這篇演講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作者後來說過:「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陳癋信)他在這次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里,曲折地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3〕黃巾指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起義,參加的人都以黃巾纏頭為標誌,稱為「黃巾軍」。他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攻佔城邑,焚燒官府,旬日之間,全國響應,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但後來終於在官軍和地主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4〕董卓(?—192)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年的大軍閥。靈帝時為并州牧,靈帝死後,外戚首領大將軍何進為了對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陽後,即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自任丞相,專斷朝政。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河北等地軍閥袁紹、韓馥等為了和董卓爭權,聯合起兵討卓,他便劫持獻帝遷都長安,自為太師。後為王允、呂布所殺。他在離洛陽時,焚燒宮殿府庫民房,二百里內盡成墟土;又驅數百萬人口入關,積屍盈途。在他被殺以後,他的部將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長安,焚掠屠殺,人民受害甚烈。

〔5〕黨錮東漢末年,宦官擅權,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為了維護劉漢政權和自己的地位,便與太學生互通聲氣,議論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誣告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人結黨為亂,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獄,株連二百餘人。以後又於靈帝建寧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殺黨人,更詔各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錮。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才下詔將他們赦免。這件事,史稱「黨錮之禍」。

〔6〕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漢後追尊為武帝。他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詩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歡延攬文士,獎勵文學,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後人把他的詩文編為《魏武帝集》。

〔7〕《三國志演義》即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著。書中將曹操描寫為「奸雄」。

〔8〕嚴可均(1762—1843)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清嘉慶舉人,曾任建德教諭。他自嘉慶十三年(1808)起,開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歷二十餘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內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編輯為十五集,總計七四六卷。稍後,他的同鄉蔣壑為作編目一○三卷,並以為原書題名不能概括全書,故將書名改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原書於光緒二十年(1894)由黃岡王毓藻刊於廣州。

〔9〕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江蘇無錫人。清末肄業江陰南菁書院,後習醫,曾至日本考察醫學,歸國後在上海創辦醫學書局。他所輯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收作者七百餘人,依時代分為十一集,總計五十四卷。一九一六年上海醫學書局出版。

〔10〕劉師培(1884—1919)一名光漢,字申叔,江蘇儀征人。清末曾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常在《民報》發表鼓吹反清的文字;但後來為清朝兩江總督端方所收買,出賣革命黨人。入民國後,他又依附袁世凱,與楊度、孫毓筠等人組織籌安會,竭力贊助袁世凱竊國稱帝的陰謀。他的著作很多,《中國中古文學史》是他在民國初年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所編的講義,後收入《劉申叔遺書》中。

〔11〕《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曹操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210)下令「自明本志」,表白他自己並無篡漢的意思,內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話。

〔12〕《太平御覽》卷四二五引謝承《後漢書》:「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設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門留二百錢,姊使人追索還之,丹不得已受之。聞里中芻藁童僕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雲不盜我菜乎?』丹聞之,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錢去。」按范丹(112—185),一作范冉,字史雲,後漢陳留外黃(今河南杞縣東北)人。

〔13〕曹操曾於建安十五年(210)、二十二年(217)下求賢令,又於建安十九年(214)令有司取士毋廢「偏短」,每次都強調以才能為用人的標準。《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十五年令說:「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又裴注引王沈《魏書》所載二十二年令說:「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14〕「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見《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注引《英雄記》載曹操《董卓歌》:「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按鄭康成(127—200),名玄,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人,東漢經學家,其生存時代較曹操約早二十餘年。

〔15〕曹操的遺令,散見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及其他古書中,嚴可均綴合為一篇,收入《全三國文》卷三,其中有這樣的話:「吾婢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台,善待之。……余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按指諸妾)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宮所得綬(印綬),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16〕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華亭(今上海松江)人,晉代詩人。他評曹操的話,見蕭統《文選》卷六十《吊魏武帝文》:「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唐代李善註:「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貽塵謗而及後王。」

〔17〕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的次子(按操長子名昂字子修,隨操征張繡陣亡,故一般都以曹丕為操的長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廢漢獻帝自立為帝,即魏文帝。他愛好文學,創作之外,兼擅批評,所著《典論》,《隋書·經籍志》著錄五卷,已佚,嚴可均《全三國文》內有輯佚一卷。其中《論文》篇論各種文體的特徵說:「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又論文氣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18〕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的第三子。曾封東阿王,後封陳王,死諡思,後世稱陳思王。他是建安時代重要詩人之一,流傳下來的著作,以清代丁晏所編的《曹集詮評》搜羅較為完備。

〔19〕曹睿(204—239)字元仲,曹丕的兒子,即魏明帝。

〔20〕《文選》南朝梁昭明太子簫統編選。內選秦漢至齊梁間的詩文,共三十卷,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唐代李善為之作注,分為六十卷。曹丕《典論·論文》,見該書第五十二卷。〔21〕「為藝術而藝術」十九世紀法國作家戈蒂葉(T.Gautier)提出的一種資產階級文藝觀點(見小說《莫班小姐》序)。它認為藝術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創作的目的就在於藝術作品的本身,與社會政治無關。

〔22〕文章事可以留名聲於千載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23〕文章小道曹植《與楊德祖(修)書》:「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

〔24〕曹植早年以文才為曹操所愛,屢次想立他為太子;他也結納楊修、丁儀、丁癕等為羽翼,在曹操面前和曹丕爭寵。但他後來因為任性驕縱,失去了曹操的歡心,終於未得嗣立。到了曹丕即位以後,他常被猜忌,更覺雄才無所施展。明帝時又一再上表求「自試」,希望能夠用他帶兵去征吳伐蜀,建功立業,但他的要求也未實現。

〔25〕「建安七子」這個名稱始於曹丕的《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馬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後人據此便稱孔融等為「建安七子」。按孔融(153—208),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漢獻帝時為北海相,太中大夫。陳琳(?—217),廣陵(今江蘇江都)人,曾任司空(曹操)軍謀祭酒。王粲(177—217),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曾任丞相(曹操)軍謀祭酒、侍中。徐幹(171—217),北海(今山東濰坊西南)人,曾任司空軍謀祭酒、五官將(曹丕)文學。阮瑀(?—212),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曾任司空軍謀祭酒。應瑒(?—217),汝南(今河南汝南)人,曾任丞相掾屬、五官將文學。劉楨(?—217),東平(今山東東平)人,曾任丞相掾屬。

〔26〕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論孔融的文章說:「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按「建安七子」中,陳琳等都是曹操門下的屬官,只有孔融例外;在年齡上,他比其餘六人約長十餘歲而又最先逝世,年輩也不相同。他沒有應酬和頌揚曹氏父子的作品,而且還常常諷刺曹操。《後漢書·孔融傳》載:『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不私納袁熙(按為袁紹子)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唐代章懷太子(李賢)注引孔融與曹操論酒禁書,其中有「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谷耳」等語。

〔27〕「何以解憂?惟有杜康」見曹操的《短歌行》。杜康,相傳為周代人,善造酒。

〔28〕關於曹操殺孔融的經過,《後漢書·孔融傳》說:「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k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融)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又《三國志·魏書·崔琰傳》注引孫盛《魏氏春秋》,內載曹操宣布孔融罪狀的令文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缶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餓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

〔29〕禰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今山東臨邑)人,漢末文學家。他很有文才,與孔融、楊修友善,曾屢次辱罵曹操;因為他文名很大,曹操雖想殺他而又有所顧忌,便將他送到劉表處去,後因侮慢劉表,又被送給江夏太守黃祖,終於為黃祖所殺,死時年二十六。

〔30〕何晏(?—249)字平叔,南陽宛(今河南南陽)人。曹操的女婿。齊王曹芳時,曹爽執政,用他為吏部尚書,後與曹爽同時被司馬懿所殺。《三國志·魏書·曹爽傳》說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31〕關於何晏搽粉的事,《三國志·魏書·曹爽傳》注引魚豢《魏略》說:「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但晉代人裴啟所著《語林》則說:「(晏)美姿儀,面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後正夏月,喚來,與熱湯餅,既炎,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潔,帝始信之。」

〔32〕關於何晏服藥的事,《世說新語·言語》載:「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註引秦丞相(按當作秦承祖)《寒食散論》說:「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又隋代巢元方《詩病源候論》卷六《寒食散發候》篇說:「皇甫(謐)云: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言華佗,或曰仲景(張機)。……近世尚書何晏,耽聲好色,始服此藥。心加開朗,體力轉強。京師翕然,傳以相授。……晏死之後,服者彌繁,於時不輟。」

〔33〕巢元方隋煬帝大業中,為太醫博士,奉詔撰《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關於寒食散的服法與解法,詳見該書卷六《寒食散發候》篇。

〔34〕「捫虱而談」這是王猛的故事。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劇(今山東壽光)人。《晉書·王猛傳》說:「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35〕葛洪(約283—363)字稚川,句容(今江蘇句容)人。《晉書·葛洪傳》說他「為人木訥,不好榮利,……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所著《抱朴子》,共八卷,分內外二篇,內篇論神仙方藥,外篇論時政人事。關於服散的記載,見該書內篇。

〔36〕關於服散作假的事,《太平廣記》卷二四七引侯白《啟顏錄》載:「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要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眾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

〔37〕關於聞諱而哭的事,《世說新語·任誕》載:「桓南郡(桓玄)被召作太子洗馬,船泊荻渚。王大(王忱)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嘆曰:『靈寶(桓玄小名)故自達。』」按桓玄的父親名溫,所以他聽見王忱叫人溫酒便哭泣起來。

〔38〕王弼(226—249)字輔嗣,魏國山陽(今河南焦作)人。王粲的族孫。《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說:「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說:「(玄)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頃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後,他也為司馬師所殺。

〔39〕「正始名士」《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條下樑劉孝標註:「宏(彥伯名)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仲為竹林名士。」按正始(240—249),魏廢帝齊王曹芳的年號。

〔40〕《世說新語》南朝宋劉義慶撰。內容是記述東漢至東晉間一般文士學士的言談風貌軼事等。有南朝梁劉孝標所作注釋。今傳本共三卷,三十六篇。按劉義慶(403—444),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宋武帝劉裕的侄子,襲爵為臨川王,曾任南兗州刺史。

〔41〕司馬懿(179—251)字仲達,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人。初為曹操主簿,魏明帝時遷大將軍。齊王曹芳即位後,他專斷國政;死後其子司馬昭繼為大將軍,日謀篡位。咸熙二年(265),昭子司馬炎代魏稱帝,建立晉朝。按夏侯玄是被司馬師所殺,作者誤記為司馬懿。

〔42〕「解散方」《唐書·經籍志》著錄《解寒食散方》十三卷,徐叔和撰;《新唐書·藝文志》著錄《解寒食方》十五卷,徐叔向撰。

〔43〕皇甫謐(215—282)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肅平涼)人。晉朝初年屢征不出,著有《高士傳》、《逸士傳》、《玄晏春秋》等。《晉書·皇甫謐傳》載有他的一篇上司馬炎疏,其中自述因吃散而得到的種種苦痛說:「臣以弊,迷於道趣。……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癳,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嗡,父兄見出,妻息長訣。」

〔44〕關於拔劍逐蠅的故事,《三國志·魏書·梁習傳》注引《魏略》:「(王)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按清代張英等所編《淵鑒類函》卷三一五《褊急》門載王思事,有「思自起拔劍逐蠅」的話,但未註明引用書名。按王思,濟陰(今山東定陶)人,正始中為大司農。

〔45〕「竹林七賢」《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內附述嵇康事略,裴注引《魏氏春秋》說:「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世說新語·任誕》亦有一則,說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參看本篇注〔39〕。

〔46〕嵇康(223—262)字叔夜,譙國鑟e(今安徽宿縣)人J恕*《晉書·嵇康傳》說:「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服藥)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他的著作,現存《嵇康集》十卷,有魯迅校本。

〔47〕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阮瑀之子,詩人,與嵇康齊名。仕魏為從事中郎、步兵校尉。《晉書·阮籍傳》說他「博覽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嘯,善彈琴。」又說:「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他的著作,現存《阮籍集》十卷。

〔48〕劉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宿縣)人。仕魏為建威參軍。著有《酒德頌》,託言有大人先生,「止則操鞍執觚,動則挈~}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紳處士」在他的面前「陳說禮法」,而他「方捧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麥曲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49〕關於阮籍能為青白眼,見《晉書·阮籍傳》:「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他的母親死了,「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50〕「口不臧否人物」見《晉書·阮籍傳》:「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51〕晉代常有子呼父名的例子,如《晉書·胡母輔之傳》:「輔之正酣飲,謙之(輔之的兒子)門規而厲聲曰:『彥國(輔之的號),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又《王蒙傳》:「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

〔52〕關於劉伶裸形見客的事,《世說新語·任誕》載:「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我中?』」劉孝標註引鄧粲《晉紀》所記略同。

〔53〕《大人先生傳》阮籍借「大人先生」之口來抒寫自己胸懷的一篇文章。這裡所引的三句是「大人先生」所作的歌。

〔54〕關於阮籍借醉辭婚的故事,《晉書·阮籍傳》載:「文帝(司馬昭,魯迅誤記為司馬懿)初欲為武帝(司馬炎)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55〕顏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南朝宋詩人。《文選》卷二十三阮籍《詠懷》詩下,李善注引顏延之的話:「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

〔56〕《難自然好學論》嵇康為反駁張邈(字遼叔)的《自然好學論》而作的一篇論文。

〔57〕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兩個兄弟。《史記·管蔡世家》說:「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于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按祿父為武庚之名),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嵇康的《管蔡論》為管、蔡辯解,說「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周公踐政,率朝諸侯。……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於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

〔58〕《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即「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205—283),河內懷(今河南武陟)人。他在魏元帝(曹奐)景元年間投靠司馬昭,曾任選曹郎,後將去職,欲舉嵇康代任,康作書拒絕,並表示和他絕交,書中自說不堪受禮法的束縛,「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後來嵇康受朋友呂安案的牽連,鍾會便乘機勸司馬昭把他殺了。《三國志·魏書·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敘述他被殺的經過說:「大將軍(司馬昭)嘗欲辟(徵召)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雲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按殺嵇康的是司馬昭,魯迅誤記為司馬懿。

〔59〕裴頠(267—300)字逸民,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晉惠帝時為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遷尚書左僕射,後為司馬倫(趙王)所殺。《晉書·裴頠傳》說:「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仿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60〕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遙)人。曾任桓溫參軍,長沙太守。著有《魏氏春秋》、《晉陽秋》等。他的《老聃非大賢論》,批評當時清談家奉為宗主的老聃,用老聃自己的話證明他的學說的自相矛盾,不切實際,從而斷定老聃並非大賢。

〔61〕何曾(197—278)字穎考,陳國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司馬炎篡魏,他因勸進有功,拜太尉,封公爵。《晉書·何曾傳》說:「時(按當為魏高貴鄉公即位初年)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魯迅誤記為司馬懿)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母喪)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

〔62〕「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二句,見《莊子·田子方》:「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據唐代成玄英註:溫伯,字雪子,春秋時楚國人。魯迅誤記為季札。

〔63〕阮籍不願兒子效法自己的事,見《晉書·阮籍傳》:「(籍)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又《世說新語·任誕》也載有此事。按阮咸,字仲容,阮籍兄阮熙之子。

〔64〕嵇康怠慢鍾會,見《晉書·嵇康傳》:「(康)性絕巧而好鍛(打鐵)。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又說:「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按鍾會(225—264),字士季,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司馬昭的重要謀士,官至左徒。魏常通鄉公景元三年(262)拜鎮西將軍,次年統兵伐蜀,蜀平後謀反,被殺。

〔65〕《家誡》見《嵇康集》卷十。魯迅所舉的這幾條的原文是:「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尖,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眾人,又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捨去之。此將斗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又慎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據魯迅校本)按嵇康的兒子名紹,字延祖,《晉書·嵇紹傳》說他「十歲而孤」。

〔66〕劉勰(?—約520)字彥和,南東莞(今江蘇鎮江)人,南朝梁文藝理論家。著有《文心雕龍》。這裡所引的兩句,見於該書《才略》篇。

〔67〕陶潛(約372—427)又名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晉代詩人。曾任彭澤令,因不滿當時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虛偽,辭官歸隱。著作有《陶淵明集》。梁代鍾嶸在《詩品》中稱他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五四」以後又常被人稱為「田園詩人」。他在《乞食》一詩中說:「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又南朝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說:「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以給之。弘語左右為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腳,及履至,著而不疑。」「採菊東籬下」句見他所作的《飲酒》詩第五首。

〔68〕陶潛的《述酒》詩,據南宋湯漢的注語,以為它是為當時最重大的政治事變——晉宋易代而作,注語中說:「晉元熙二年(420)六月,劉裕廢恭帝(司馬德文)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逾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詩辭盡隱語,故觀者弗省。……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零陵哀詩也。」(見《陶靖節詩注》卷三)

〔69〕墨子(約前468—前376)名翟,魯國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家,墨家創始人。他認為「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提倡「兼愛」的學說。現存《墨子》書中有《兼愛》上中下三篇。楊子,指楊朱,戰國時代思想家。他的學說的中心是「為我」,《孟子·盡心》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他沒有著作留傳下來,後人僅能從先秦書中略知他的學說的大概。

〔70〕陶潛詩文中提到「死」的地方很多,如《己酉歲九月九日》中說:「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心中焦。」又《與子儼等疏》中說:「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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