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天真的破灭

安提戈涅

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有一个特别“神”的概括,他说英国小说的范式往往是“社会批判”型的,而美国的小说传统则浸透着传奇、黑色神话和哲学寓言。这大概是因为,英国小说背后站着一个大时代,它由漫长的历史与盘根错节的社会习俗所构成,古老趣味发出了幽暗的火焰,深沉地着亮了所有的文字;而面向美国小说所敞开的世界则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没有历史与事件的拥挤织体,没有呈几何级数增加的复杂人类经验,美国小说家们的目光投向了高处的神与神秘。

似乎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美国故事,发现它们几乎盘绕着戏剧性的暗示、神秘的私语以及溢出经验世界的想象性声音。从早期爱伦·坡的《乌鸦》和霍桑《红字》里一黑一红的意象,到福克纳笔下的白痴与奥康纳小说中的罪人,再到菲茨杰拉德、劳伦斯、海明威、约瑟夫·海勒所塑造的那些犹如刀刻般的浪子、水手与士兵——每一个故事里,每一个人身上,都一种将道德寓言与感官细节奇妙地联系起来的微妙逻辑,这其中,幻想、孤独、暴力、沉醉、意志——各种滋味被搅混在意义的深渊之中,它们在混沌中界定着深渊的宽与窄。

对于梅尔维尔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白鲸》,他依然可以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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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有一个特别“神”的概括,他说英国小说的范式往往是“社会批判”型的,而美国的小说传统则浸透着传奇、黑色神话和哲学寓言。这大概是因为,英国小说背后站着一个大时代,它由漫长的历史与盘根错节的社会习俗所构成,古老趣味发出了幽暗的火焰,深沉地着亮了所有的文字;而面向美国小说所敞开的世界则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没有历史与事件的拥挤织体,没有呈几何级数增加的复杂人类经验,美国小说家们的目光投向了高处的神与神秘。

似乎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回顾那些经典的美国故事,发现它们几乎盘绕着戏剧性的暗示、神秘的私语以及溢出经验世界的想象性声音。从早期爱伦·坡的《乌鸦》和霍桑《红字》里一黑一红的意象,到福克纳笔下的白痴与奥康纳小说中的罪人,再到菲茨杰拉德、劳伦斯、海明威、约瑟夫·海勒所塑造的那些犹如刀刻般的浪子、水手与士兵——每一个故事里,每一个人身上,都一种将道德寓言与感官细节奇妙地联系起来的微妙逻辑,这其中,幻想、孤独、暴力、沉醉、意志——各种滋味被搅混在意义的深渊之中,它们在混沌中界定着深渊的宽与窄。

对于梅尔维尔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白鲸》,他依然可以凭借中短篇小说立足于美国早期文坛的众神殿之中。在这些中短篇故事中,一个持续的主题浮现而出:当天真遇上经验。这也是批评家飞利浦·杨在评论海明威的作品时提及的:“一切美国故事里最伟大的主题——讲天真遇上经验。”比如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中提到:“我们起初本来笑嘻嘻的,对全世界人类都有好感”,但是,不知怎么的,“我们在路上被打倒了,从此以后,我们很难把自己拼起来。”而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南方淑女凯蒂的内裤上粘了一块泥,无疑也映射着处子之真的失落。

天真与经验的冲突,早在十八世纪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就已经刻写得充分:“炽热闪亮的老虎和温柔天真的羔羊出自同一个造物主,这和谐与平衡中蕴藏着巨大的惶恐与张扬的破坏力。”当两者相遇,温柔天真被炽热闪亮击碎,这就是梅尔维尔一遍遍重复的主题。充满神学色彩的修辞为这些典型的美国寓言带了一种与人类生命一样长久的印记:似乎美国的故事不是没有历史的,他们的往昔可以追溯到大洪水之前,在那些与雅各、扫罗和大卫同在的日子,他们一边迷途,又一边寻找真理,沉醉在一种“神秘的深沉的统一”之中,一如食下智慧之果、被经验世界所玷污的那对男女。

《水手比利·巴德》中,漂亮的水手比利·巴德正是“天真”。这个“人尖儿”之所以获得众人的喜爱,乃是由于他的“无”。这种无首先是智慧与谋略层面上的,比利被形容为质朴地近乎于野蛮人,似乎具有都市化之前的人那种“纯正的野莓的原汁原味”,梅尔维尔甚至动用了洛克的“白板说”来形容比利的“经验之无”。同时,比利还是“语言之无”,在紧张时,他就会犯口吃。站在沉默对立面的语言,恰恰是经验与文明的建设者,《约翰福音》里说“太初有言”,坦塔罗斯则喜爱传播流言——或者借用易卜生的意象,用锤子一敲,沉默的矿石就开始了歌唱。在这则寓言中,武器士官克拉加特则清晰地、近乎童话般地代表着“经验”。他的工作充满着“技术性”:“指导水兵们使用武器、剑或者弯刀”,在现代语境中,技术几乎就是文明与经验的代名词。同时,他浑身灌注着社会阅历,“看上去社会和道德素质都很高”。他在向船长污蔑比利时的巧言令色显现出语言沉重的负担,语言所承载的经验非但没有照亮世界,反而渐趋暗淡,把所有的言辞都烧成了灰烬,也将他自己带入死亡。

比利和克拉加特相遇,天真注定要被经验打败:比利不伸冤,一记老拳打死克拉加特,自己也引颈受戮。梅尔维尔用天启般的朝霞奇观描绘了比利的死刑场景,而这种天真的倒塌之景在菲茨杰拉德笔下被赋予了更为壮丽的奇观色彩——他与他的故事依然是“天真”这头绵羊的翻版——登上帝国大厦的一刻,“他第一回目睹城市的边界消失在四面的乡野,融入一片蓝绿之间,唯有后者才是真的无远弗届。这番可怕的顿悟让人明白,纽约终究只是一座城市而不是整个宇宙,于是他在想象中精心搭建的那一整套熠熠闪光的观念体系轰然落地。” (《崩溃》)这是时代的命门,也是美国故事的命门。

在其他中短篇小说中,梅尔维尔不断重复着这个主题,经验世界被注入更多元素,它是文明、是美国梦、是技术、甚至是实实在在的“机械”。《钟楼》中,制钟人巴纳多纳最后被自己设计的机械巨人砸死,这个新版的《弗兰肯斯坦》暴露了人试图“解释自然、溜进自然在它背后搞阴谋诡计”的徒劳,梅尔维尔借制钟人之死冷酷地嘲笑着“技术式经验”试图“成为真正的上帝”的虚荣;《单身汉的天堂,未婚女的地狱》里,大行其道的造纸术将少女们捆绑在流水线上,她们个个面如纸色,梅尔维尔反讽地描述着那个看管“机器这一神秘景象”的男孩:“这个铁石心肠的男孩那种冷酷无情中有让人匪夷所思的天真无邪。”在这里,经验世界居然扮起了天真的面孔。

《抄写员巴特尔比》是极为特别的一篇,如果水手比利的反应是一种趋近于积极的相撞,是天真一头扎向经验的鱼死网破和珠碎玉溅,那么发出“我宁愿不”的抄写员巴特尔比则是天真迂回与消极的反抗,在充满人情世故的华尔街大厦中,他拒绝经验世界的一切行动,坚硬的“我宁愿不”像钻石的一个切面,将天真内蕴的光无限扩散。当读到巴特尔比独孤的犹如“一块大西洋中的残骸”和“神庙废墟上最后一根柱子”之时,我们仿佛被投入了茫茫宇宙星际,回望那一颗蓝色星球,它好像星际中的一个伤口,隐退在短暂且深邃的孤单中。

与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作家相比,前期的作家们更愿意响应“野性的呼唤”,他们在流浪故事、动物故事乃至性爱故事中一再传达着对于天真的赤裸世界的热爱。“赤裸”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形体自由的状态,这是天真第一次踏上路途时的形态,是手指指纹与花瓣肌理相融洽的状态,是黑色土地与出生之人之间温度、湿度彼此吻合的状态。当大洋彼岸的英国像一块吸满了水分的沉重麻布时,摆脱了道德劝诫与历史重担的美国人则像马尔克斯笔下那个俏姑娘雷梅苔丝,抓着轻盈的床单飞上了天——虽然,她明知下面便是壁立千仞。 rts_s8'5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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