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李鸿章传 6.8分

探究真实的李鸿章本人

februaryliu

本书作者 罗伯特•道格拉斯 曾于1858年来华,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汉语通事。本书中对于李鸿章的记录和评论,均出自这位晚清时期曾在华就职的英国人,从全文的基调可以感受出,作者试图以相对中立、客观的视角和语调从观察者角度来忠实记录和描绘当年的李鸿章本人。但因作者本人的文化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品字里行间难免会透露出以英国人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判断的痕迹。因此,书中某些描述会引起中国读者的疑惑和不满,笔者认为并非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态度使然,而是由于作者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为基调对历史进行评述。

举例来说,文中描绘了“苏州杀降”的部分, 太平天国后期诸王投降清政府,作为雇佣兵性质的“常胜军”与清朝政府军共同作战,太平天国诸王接受劝降。常胜军管带戈登将军向准备投降的太平天国诸王保证,只要他们归降,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戈登也和李鸿章商议,李鸿章根据戈登的建议同意接受诸王归降。但在戈登“1863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的备忘录”中,他记录下了这段悲剧:

我进入苏州城,并于上午十一时半到了纳王的宅地。我已听说当天十二时诸王将与抚台见面,苏州城那时候将正式归降。我在纳王府看到额已在马上的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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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 罗伯特•道格拉斯 曾于1858年来华,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汉语通事。本书中对于李鸿章的记录和评论,均出自这位晚清时期曾在华就职的英国人,从全文的基调可以感受出,作者试图以相对中立、客观的视角和语调从观察者角度来忠实记录和描绘当年的李鸿章本人。但因作者本人的文化教育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品字里行间难免会透露出以英国人的思维进行思考和判断的痕迹。因此,书中某些描述会引起中国读者的疑惑和不满,笔者认为并非是作者本人的主观态度使然,而是由于作者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为基调对历史进行评述。

举例来说,文中描绘了“苏州杀降”的部分, 太平天国后期诸王投降清政府,作为雇佣兵性质的“常胜军”与清朝政府军共同作战,太平天国诸王接受劝降。常胜军管带戈登将军向准备投降的太平天国诸王保证,只要他们归降,就会对他们网开一面。戈登也和李鸿章商议,李鸿章根据戈登的建议同意接受诸王归降。但在戈登“1863年11月28日至12月6日的备忘录”中,他记录下了这段悲剧:

我进入苏州城,并于上午十一时半到了纳王的宅地。我已听说当天十二时诸王将与抚台见面,苏州城那时候将正式归降。我在纳王府看到额已在马上的诸王,他们准备与抚台见面。我趋前与在一旁的纳王交谈,询问一切是否顺利,他说是的。后来,我向他们告别,诸王以及约二十名随从从我身旁经过,向东门驶去,那是他们拜谒巡抚的必经之路。
然而。。。 纳王之子前来见我,他指着另一个方向,告诉我他父亲和其他几位王爷都是在那里遇害的。我赶了过去,发现了六具尸体,并从中认出了纳王的头颅。杀害诸王的人采用了极端残忍的方法,他们都身首异处。
对于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戈登悲愤异常。他觉得自己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的荣誉被冒犯了,这次邪恶的谋杀违背了他的正义感。戈登认为李鸿章此举最大限度地玷污了他身着的大英帝国制服。他曾坚定地相信如果苏州城内归降的诸王收到礼遇,那么其他城市中的叛军也会争相效仿,纷纷来降。如今她才意识到这一想法是多么荒谬,他认定李鸿章首先应当为此罪行负责。于是义愤填膺的戈登第一次拿起了武器,带着一支来复枪直奔李鸿章的指挥船,并决意要亲手惩罚元凶。当戈登得知李鸿章已经彻底逃脱后,他不得不讲他的军队撤回了昆山。在一封给李鸿章的措辞严厉的信中,戈登宣告了李的罪行,并辞去了常胜军管带的职务。

另外,按照曾对这次事件做过深入探查的迈耶斯先生的说法:

当诸王到达李鸿章的驻地时,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李祝贺他们加入官军;双方还谈到一些细节问题,如降王的军阶等,并达成了一致。接着由程学启将军接待他们,此时他们仍收到如前的礼遇,知道刽子手们突然冲进来,砍下各位王爷的头。

迈耶斯先生的描述非常符合中国人的行事风格,很可能与事实出入甚微。

当然,李鸿章的讲述与此大相径庭,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快报中称:

太平军的诸降王并非前来请求朝廷加恩免罪,他们进入李的大帐时态度倨傲,并未剃头且携带武器,看似全然没有放弃反叛之意。他们要求保持指挥降军的权力,并占据城市的一部分,同时要求高官厚禄;如果朝廷不能答应以上全部条件,他们将重返叛军大营。在这种情况下,巡抚李大仁认为他有义务处死这些叛王,杀一儆百。他认为这样做的有益效果非常明显,因为其他降军的军官和士兵立即答应剃头,改为符合大清律的法式。毋庸赘述,李鸿章的陈述当然被清帝接受了。

如上,西方人在战争中的态度和中国人差异巨大,西方人更强调的是规则,战斗时不遗余力,一旦投降后,受降一方应对投降者平和对待,双方共同接受一个协商确认的解决方式;而中国人对待失败者甚至投降者的态度非常随意和粗暴,屠城、杀战俘这类事情似乎习以为常,中国人讲究胜者为王的道理。因此,当时的李鸿章在内的清政府在诸如“苏州杀降”以及后来提到的如“天津教案”中对于投降者、平民、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签订协约后习惯性地出尔反尔等作为中,可以非常明显可看出当时的清政府官僚体系中,懦弱、摇摆不定、居高自傲、无视契约精神、毫无原则的特点异常鲜明,这些特点从李鸿章这位帝国重臣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对于李鸿章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中以个人意愿西学东渐、造船厂组舰队、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与西方国家保持沟通之窗,作者也在书中一一进行了忠实记录。在当时社会背景中,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独断专权、有西学思想的皇帝备受蹂躏、朝廷上下守旧的保守派不计其数,李鸿章能够根据当时的世界格局进行客观分析,长期游走于西方列强的夹缝当中,开创利用“常胜军”对抗太平天国的先例,以拉拢一部分国家制衡另一部分国家实现以夷制夷,海洋文明时代坚持筹集资金购买炮船修建港口要塞,无疑已经证明了李鸿章在当时那个年代可谓是思路清晰、敢作敢当的清政府第一人。

但一人之力难以擎天,腐朽的清政府已经积重难返,加上李鸿章的思想虽同意西学,但仅仅瞄准了西方的技术工具,对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组织方式依旧抱有抵触,天朝上国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依旧左右着李鸿章每一次决策和判断。因此,这位身形瘦长精神矍铄的帝国重臣即使拼劲全力,最终也无法影响清帝国覆灭的结局。

本书文风平实,作者在文中的记录和观点能够让现代的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百年前那段历史中的人与事,感受那个年代腐朽的大清王朝的政治生态和人文氛围,感受到作为一个个体面对纷乱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时的无奈和不甘。

褒也好,贬也罢,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他的一生并非某些愚民教材中所简单点评的“卖国求荣、贪腐跋扈”,建议读者们通过不同作者口中描述的李鸿章,更加细致和全面地了解一个历史上有血有肉的、客观真实的、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人: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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