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时代的“语气”——评科尔奈《思想的力量》

在我的私人阅读史中,有一些东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像海浪一样冲撞着我的心灵深处,总是让我生出“休戚与共”的切身之痛感。比如波兰的米沃什。在一首叫《致N . N 的哀歌》诗中,他这样动情地写道:“人怎能生活在那个时代,我真的无法说。”他说的“那个时代”,具体是指“二战”到“东欧剧变”之前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米沃什看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东欧国家,往往不乏的是两种被人漠然处之的东西,即“蜜一样的黑暗”与“可怜的骨灰”。对于这样沉重的感触与判断,身临其境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想必会深表认同。尤其是,当后者“意识到墙的存在,知道墙在哪里”之后。

虽然他们关注的领域和贡献出来的作品不同,但科尔奈与米沃什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他们一起“见证”了过去那个被畸形的政治权力体制扭曲了的时代。对于科尔奈而言,能够体现这种“时代见证者”作用的,莫过于他的自传之书:《思想的力量》。不过,或许仅仅只有“见证”还是不够的。尽管能够“见证”,为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个人记录与社会记忆,已经蕴含着一种“让过去点亮未来”的力量所在;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过去之光”如果没有“现在之人”的“追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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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私人阅读史中,有一些东欧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直到现在仍然像海浪一样冲撞着我的心灵深处,总是让我生出“休戚与共”的切身之痛感。比如波兰的米沃什。在一首叫《致N . N 的哀歌》诗中,他这样动情地写道:“人怎能生活在那个时代,我真的无法说。”他说的“那个时代”,具体是指“二战”到“东欧剧变”之前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米沃什看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东欧国家,往往不乏的是两种被人漠然处之的东西,即“蜜一样的黑暗”与“可怜的骨灰”。对于这样沉重的感触与判断,身临其境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想必会深表认同。尤其是,当后者“意识到墙的存在,知道墙在哪里”之后。

虽然他们关注的领域和贡献出来的作品不同,但科尔奈与米沃什在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他们一起“见证”了过去那个被畸形的政治权力体制扭曲了的时代。对于科尔奈而言,能够体现这种“时代见证者”作用的,莫过于他的自传之书:《思想的力量》。不过,或许仅仅只有“见证”还是不够的。尽管能够“见证”,为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个人记录与社会记忆,已经蕴含着一种“让过去点亮未来”的力量所在;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过去之光”如果没有“现在之人”的“追认”或“后观”,其是否存在,是否可以照进“未来”,则另当别论。换言之,“往者不可鉴,来者尤可追”,这一点是我们事先应该考虑到的。可以想见,后人很可能做的两件事是:要么会无所用心地忽视或抹去了前人在历史中的复杂面相,要么会理所当然地坚持让他们为那些不堪的历史问题负责。这一切,要大概归于历史当事人的不作为。这不是科尔奈所欲的。

在《思想的力量》一书中,科尔奈真诚地回顾和反思了他在“那个时代”的个人作为。他不仅想让人知道,他们“见证”了“那个时代”,而且他还想让人明白,他在“那个时代”并没有与“蜜一样的黑暗”彻底同构在一起。他至少在黑暗的“铁屋子”中发出了自己的不一样的声音。他或许还无法打破“铁屋子”,但他通过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范式”的细部分析与整体考察,比如《短缺经济学》《社会主义体制》等,实际上做到了对“铁屋子”的“内在批判”,或者说是一种解构性的工作。不过,正如他在这本书中自承:在“政治参与和学术研究中”,在“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中,他总是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在我看来,造成他内心纠结、让他始终念念不忘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知识人,如何恰当地摆正自己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位置呢?如果知识人的本分只是“在智识上保持诚实”,那么,这种“诚实”是否会因为仅仅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而远离或自外于时代的基本问题,而对之鞭长莫及,难以发挥出多么大的影响力?

这就涉及一个具体的界线问题。科尔奈对此也是不好把握的。他如是说道:“问题很显然,在政治家和具有社会责任感与社会良知的学者角色之间,有一条分界线。我不能接受自己扮演前一角色,但是我想要成为后一种人。有时,我感到我已经越过了自己规定的界线,有时我又觉得自己与这一分界线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这条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呢?”我个人觉得,常常向自己问出这样的问题,能够具有这种自觉的“界线意识”的知识人,已经难能可贵。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科尔奈在“东欧剧变”之后说出这番疑虑的时候,他与过去那个在政治高台或悬崖上“梦游”的自己的心理距离是如此之远,前后之别是如此之大。我们看到,科尔奈在1947-1955年这段时间就职于匈牙利的党报《自由人民报》。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体制的共产党员。他“毫无恐惧”地认为:“我们之所以傲慢,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不会犯错,其根源在于,我们认为自己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还有在《自由人民报》的地位。”而如今呢?是什么让他犹疑和“觉醒”,不再那么傲慢和信誓旦旦,最终彻底改变了时代曾经贯穿他的“祈使式”的“语气”呢(非上述的“疑问语气”)?

我认为,读这本《思想的力量》,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即是上述这一问题。科尔奈在事后认为,那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信仰和世界观经历了一次“重组过程”。他为此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一过程就像把铁屑撒在下面放着一块磁铁的纸上,铁屑本身可以形成各种因素,但如果移动磁铁,图案就会发生变化。”不过,在“那个时代”,谁会怀疑自己只是一点微末的“铁屑”呢?当我们被某种东西所吸引,我们只能会备感“与有荣焉”,哪里会去质疑,那吸引我们的东西是一块太小的“磁铁”,还是一个太大的“梦境”?就算是放到今天的语境,我相信,也很少有人会去追问:那个能把我们真正凝聚在一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或者那个让我们发生“移动”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我想,科尔奈这个比喻或许还能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启示:“凝聚”或静止只是一种表象,而“移动”或改变,才代表着实质与关键所在。

是的,人们不可能总停留在“那个时代”。无论怎样,那个“大规模的政治压制”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一种“根本性的困难”产生了。科尔奈长达50年的研究表明,这种“根本性的困难”在于,那种“父权型社会”或“保姆式国家”的体制,就算在内部或整体上可以实现一时的自洽或协调,但这种“均衡体系”,总有一天可能被自己的“孩子们”所打破。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想,我们无须再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样,被迫或者有意使用“祈使语气”来回应“这个时代”。也就是在这个否定的意义上,科尔奈的《思想的力量》一书,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并不遥远的“他者”而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与截然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至少,在该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终于可以坦然地对过去“那个时代”,使用“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甚至是“条件语气”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某种“剧变”,而其只能归因于那些看似内在的“思想的力量”。是时候,换一种时代的“语气”,来言说我们这个谁也“无可逃避”的时代了。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匈] [匈]雅诺什·科尔奈著, 安佳 张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版,定价 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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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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