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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法兰西民族的记忆之场

晓林子悦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 )以“记忆之场”闻名于世。这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工程。从1978年到1992年,诺拉召集了120位学者,共同完成了135篇长论文,结集为三部(《共和国》、《民族》、《复数的法兰西》)七卷本,于1993年获得法国国家最高学术奖。2001年,诺拉当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南京大学出版社经多方磋商,获得了“记忆之场”的部分授权,于2015年8月出版的《记忆之场》是目前我们可以读到的唯一中文译本。内含11篇论文,共516千字,由八位作者撰写,其中诺拉担纲了四篇,分别是《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纪念的时代》、《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和《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由标题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应当是“记忆之场”提纲挈领的指导性文章。

“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其实是诺拉生造的词语,由场所(lieu)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语构成。诺拉说:“历史的演变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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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31— )以“记忆之场”闻名于世。这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工程。从1978年到1992年,诺拉召集了120位学者,共同完成了135篇长论文,结集为三部(《共和国》、《民族》、《复数的法兰西》)七卷本,于1993年获得法国国家最高学术奖。2001年,诺拉当选为仅有40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南京大学出版社经多方磋商,获得了“记忆之场”的部分授权,于2015年8月出版的《记忆之场》是目前我们可以读到的唯一中文译本。内含11篇论文,共516千字,由八位作者撰写,其中诺拉担纲了四篇,分别是《记忆与历史之间:场所问题》、《纪念的时代》、《如何书写法兰西历史》和《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由标题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应当是“记忆之场”提纲挈领的指导性文章。

“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émoire)其实是诺拉生造的词语,由场所(lieu)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语构成。诺拉说:“历史的演变在加速。”加速意味着“真实的、社会的且未被触碰的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巨大鸿沟”。诺拉所要做的,就是把历史重新唤回记忆之中,使它重新进入公民的记忆里,因此要构建记忆之场。孙江在给《记忆之场》所作的序言中,概括“场”有三种特征:实在的、象征的和功能的。比如,档案馆是实在的场,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教科书、先贤祠、凯旋门、老兵协会等作为仪式对象进入记忆之场。世代的观念是抽象的记忆之物,但它承载了形塑和传承记忆的功能,通过人们的行为表现其实在性。这三种特征相互影响,彼此决定,记忆与历史穿插其中。

“记忆之场”完结了,诺拉的思考仍在继续。时隔二十年之余,诺拉在2013年出版了个人专著《追寻法兰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推出了中译本。诺拉说,《追寻法兰西》是“我对法国研究工作的最后一个层面,汇总了我关于法国、法国身份特征以及法国记忆的主要论文”。该书总共484千字,分五个章节,诺拉指出,其中最活跃、最中心的是第三章,即“国家、共和政体与革命”。围绕此章,承前启后。推溯共和政体的起源、表现,比较法国与美国模式的不同,最后归结为“身份认同之路”。

共和政体形塑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大革命的诠释是十九世纪以及之后流行的政治态度与冲突的核心。思想家和史学家在政治、论辩、偶尔还通过暴力比较各个法国史版本,而他们发现法国大革命是其中关键的参考点。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法国史家儒勒·米什莱撰写了洋洋洒洒的23卷的《法国史》,其中两卷《法国大革命史》尤为重要。米什莱认为大革命是民主史诗;个别的政治领袖是次要的,对他们的错误要予以谴责,但民众不可能犯错:在大革命的“仁慈时代,全体民众都是行动者;在残酷时代,只有少数人是行动者”,在革命的第一场危机里,每一个民众的“心胸时刻感受伟大的情操”。诺拉用“癔症”来形容米什莱,看得出,他不喜欢米什莱。这种激情的、主观性的、浪漫主义的写作方式,是诺拉并不看好的,但米什莱关注人民、将之当作集体性的英雄,兼具生动的描写和饱满的情感,的确很容易让民众产生归属感。另一位《法国史》作家——厄内斯特·拉维斯要比米什莱克制得多,他在选材和措辞上都很谨慎。诺拉在“记忆之场”里已经撰文评价了他。诺拉说,拉维斯的二十七卷《法国史》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有资格成为记忆之场,是因为他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和热爱结合在了一起。拉维斯的另一项成就是法国小学历史教材权威编者,诺拉在本书里把拉维斯定义为“国家教员”, 我们从他身上清楚地看到历史学传统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及其与公民教育之间的联系。

历史在法国社会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1982年的一次部长会议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说:“一个民族不教授自己的历史就丧失了自己的认可。”总统所言并非个人见解,而是法国人普遍认可的观点。法国权威的《历史》杂志在1980年1月的社论中就强调,法国的民族认同,甚至民族之存在都要通过历史教学来获得:“一个社会若是逐渐在学校里取消历史课,便等于在自杀。”诺拉非常重视教育在打造共和国公民责任感中所起的作用,这可见于他在第二章中对费迪南·比松和《教育法和初级教育词典》的盛赞,也可见于他对拉维斯的不断提及,最终他以“代”融合了教育对群体记忆构建的完成。

诺拉认为,“代”的概念很古老,它的参考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圣经》、希罗多德、普鲁塔克。到了近现代,这个概念广泛出现在心理学、人种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等方面的研究。对历史学来讲,“代”显得稍纵即逝、不易捉摸。而在《追寻法兰西》里诺拉抓住了它,详细地解释了它。“代”,记忆,象征;对自己的纪念,对一代人的自我肯定、转移;借助历史事件(比如1968年的这代人)完成的身份鉴别符号。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民族认同问题。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民族虽然古已有之,但民族国家是晚近产物,民族主义是近代现象,而历史学就是民族认同的熔炉。历史理念界定了一个民族或时代的独特性和统一性。诺拉指出,对法国来说,“76年的精神”只是出于相似性的影响才跨过大洋彼岸,而“89年的精神”在欧洲大陆画下了更深刻的痕迹。因此,由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观察切入,诺拉提倡“反美国模式”。历史学的一大职能应当是塑造民族记忆的社会框架。通过人物传奇、群众运动、革命史诗的阐析,历史学成为团结的要素。它给法国人提供了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采取某种独立的、有强烈动机的立场所必须的思维工具。

有关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和克里斯托夫·波米扬在1994年12月26日曾经有过一场访谈(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北京大学出版社P156-159)。两位学者批评了历史书写放弃批判功能的倾向。在诺拉的项目开始之前,西方最流行的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主张研究历史不带任何与记忆的关联。专注于像人口结构与价格波动等必须脱离可感知性、可回忆性的内容,导致的后果之一,历史成为一个高度特殊的事件,跟外行很难产生联系。为获得这些新知识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历史渐渐淡出了民众的意识,甚至被排除在学校课程和教学计划之外。皮埃尔·诺拉和“记忆之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历史学与公民联系的回归,让历史书写的记忆维度和科学维度重新统一。

“记忆之场”是一个集体项目,皮埃尔·诺拉主要作为主导者掌控全局。《追寻法兰西》则是对他个人来说更完整意义的集大成作品。对每个群体来说,向历史寻找记忆涉及自我身份认同,“历史学家就是防止历史仅仅成为历史的人”。仔细想想,我们为什么喜欢谈论路易十四、拿破仑,谈论法国大革命,谈论法国的时装、美酒和巴黎的气息?它们是如何携带着历史进入我们的记忆的呢?对法兰西历史的再次书写,也唤起了我们对“记忆之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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