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诗人回家 跟着诗人回家 评分人数不足

替别人做梦的人

林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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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还是一个7岁的、刚刚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孩子,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两户邻居不见了,事实上他们已经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半年多了,当然他们的孩子还跟着爷爷奶奶待在家里,他们的孩子也都跟我年龄差不多。偶尔,我也会去他们家里玩,会看到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陌生的东西出现在他们家里,譬如有小巧的塑料瓶牙膏,有显示着跳动的数字的电子表,有已经不能用也不会用的BP机——我过了多少年才知道那叫BP机,最震撼的是那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在我们所有人心目中,这两户人家都发了大财。

后来,不断有邻居离开村庄去了南方,同时也不断有消息从南方回传而来。我们才知道,最早出去的那两户邻居,一家在深圳捡破烂,一家在广州的制衣厂打工,他们在遥远的南方扮演着社会的最底层,却又在我们村里扮演者最高层。那时候,有一个后来火遍全国的词语,稍有点年龄的人都还记得,叫“下海”,正在被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起来的中国南方,以某些城市为中心开始不断发力,吸引全国的人去下海,去闯江湖,去追逐物质的梦想。当时的我还看不到更远的地方的人们被这场席卷20世纪中国最后20年的浪潮裹挟的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的是,如果连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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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还是一个7岁的、刚刚就读小学二年级的小孩子,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两户邻居不见了,事实上他们已经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半年多了,当然他们的孩子还跟着爷爷奶奶待在家里,他们的孩子也都跟我年龄差不多。偶尔,我也会去他们家里玩,会看到一些我从来没见过的陌生的东西出现在他们家里,譬如有小巧的塑料瓶牙膏,有显示着跳动的数字的电子表,有已经不能用也不会用的BP机——我过了多少年才知道那叫BP机,最震撼的是那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是全村第一台电视机,在我们所有人心目中,这两户人家都发了大财。

后来,不断有邻居离开村庄去了南方,同时也不断有消息从南方回传而来。我们才知道,最早出去的那两户邻居,一家在深圳捡破烂,一家在广州的制衣厂打工,他们在遥远的南方扮演着社会的最底层,却又在我们村里扮演者最高层。那时候,有一个后来火遍全国的词语,稍有点年龄的人都还记得,叫“下海”,正在被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起来的中国南方,以某些城市为中心开始不断发力,吸引全国的人去下海,去闯江湖,去追逐物质的梦想。当时的我还看不到更远的地方的人们被这场席卷20世纪中国最后20年的浪潮裹挟的样子,但是现在我知道的是,如果连我那生活在河南偏远落后的农村的两户邻居都被裹走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最热的年代,但也是文学开始被瓦解的年代,套一句俗话,那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年代——事实上在其后的二三十年中,商业的确蚕食了我们的文学热忱,甚至是文学本身。那么在当年,很多人尤其是诗人在“下海”前后又经历过什么呢?1991年张执浩、魏天无、魏天真三位老师去海南下海了几个月,在《跟着诗人回家》的七位诗人中,下海的还有杨黎,他办了一家广告公司;而蓝蓝虽然没有下海,但她也被深圳那座只去过一次就喜欢上了、“完全是亚热带的,跟中原不一样”的城市吸引了过去——去读了深圳大学。至于其他的四位诗人,虽然并没有明确地“下海”,但肯定也多多少少地被海风吹着、被海浪拍打着,受到了海的影响。但是诗人终究是诗人,这些诗人终究是这些诗人,被裹挟着下海的人,被海吃到肚子里后又吐还给了内地,海消化不了他们,他们也不想被海消化,而没有下海的诗人,也更安心地做了诗人。

2006年11月,在我还没有读完大四、还没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工作之前,我从安徽北部的一座小城淮北去了广州,在一家图书公司工作过半年。那期间,偶尔我也会来往于广州、深圳和东莞之间,我还去东莞逛了逛那座曾吸引了我一位辞了副乡长的工作而扎根于那里专事鸡鸣狗盗的堂哥和从一名尖子生到打游戏打得成绩一落千丈的堂弟的城市;更多时候,我会在街头打量那些南来北往的、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也会在经过工厂门口时穿梭在那些密密麻麻的背井离乡的面孔和背影中呆呆出神,这些现在已经略显陌生和疏远的经验所带给我的影响是:要去打量人,打量跟我在同一个世界上的“他者”。

熟悉中国媒体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广州,那座近现代以来南方中国的思潮策源地,曾经诞生过一批中国最好的媒体。在广州的时候,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在路边买一份肠粉和《南方都市报》或《南方周末》,然后去爬白云山,在那座城市的最高处看完报纸的每一条新闻——甚至是报纸中缝里的广告——然后再走下山来去上班。在接下来的六七年中,我给《南方都市报》和《南方人物周刊》写过很多人物和评论,第一,我喜欢写人;第二,我喜欢南方媒体引进中国的一种新闻写作方式——“新新闻”(New Journalism)。“新新闻”,这种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新闻理念,最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学手法应用于新闻写作,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的刻画细节,以个人视角进行完全独立的写作,不依附或服从于任何写作以外的(包括政治)因素,最著名的代表是《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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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3年到现在,我出版过7本书,有历史随笔,有人文随笔,有杂文集,有地理行走,甚至还有情感随笔,属于“著作等脚踝”了,卖的也都挺不错的,但是这其中的6本可能都是垃圾,唯一不是垃圾的应该就是这本《跟着诗人回家》。

从去年6月开始,在我离开403国际艺术中心和一手创办的漫行书店之后,准确地说,是在我跟张执浩回了一趟他的老家之后,我就开始了“跟着诗人回家”的写作计划。事实上,这是一个出了力也讨不了多少好的事情,实话说,远远要比自己写一本书要难;而且,一直都还要冒着被人说是为著名诗人采访写传想得到某种奖赏的质疑;其次,这样的书写是在我原来的想法中是为“他者”彩衣而嫁,与我作为“作者”的野心注定会有落差,但后来我所改观的一点是,我发现在一个“我我不休”的年代,“我”成了一切的中心,而“他们”都成了舞台,聆听成了最大的缺席。劳力劳神之中,而我之所以硬着头皮做了下来,其实也是因为既然开了头就想着要收尾,而且我还惯性地保留着从南方报纸中摸索学来的、后来自己不断加固的那种视角;而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样的书批评家不会做,记者也不会做,而如果不是我做,可能也没人会做,“功成不必在我”这句话很多时候都是对的,但事实上有时候“功成就是在我”。

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大概有十几年了,我一直都和诗人朋友们或近或远地有所接触,也在南来北往的出版岁月中策划过不少关于诗人的图书,我发现的一个最普遍但是又最反常的现象是,竟然有那么多人对诗人充满了不解、质疑、批判和嘲讽,在一个诗教性的国家这很耐人寻味。当然,而我之所以选择了1960年代出生的七位诗人作为对象,是因为近水楼台,这也毋庸讳言。从表面上看,“回家”,一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另一种则是时间意义上的——在时间的意义上家是由一段段的过往组成的,而并非定于某时某地;而在深层之中,“回家”,一种是情感、感受、记忆上的,而另一种是语言、诗学、思想上的。我把他们当成诗人去写,更把他们当成人去写,诗人是命运附加和赋予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身份,我想揭示的是七位诗人的过去、现在以及“过去中的现在”。在半年之内,我跟着他们都回了一趟故乡,跟着他们打量了那个他们已经离开的但是又在他们身上不断发生作用的地方,用张执浩的话说,不但是去寻找情感的来历,还有语言的来历。

当然,这本书所致力的并不是诗人们的新闻,而是他们的“旧闻”,或者说“无闻”,打捞的意义要大过于发现的意义。跟张执浩的《神的家里全是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由人及诗”,而我则是“由诗及人”,不单是诗人,更是人本身。所以这本书诗人可以看,不写诗的人也可以看,它既有文献意义,也有文学意义;既有大量的细节、故事和人生经历,也有大量关于诗学的思量和思辨;既有诗人的自证,也有我的侧证——我问了他们想回答的,也问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回答但又不能不回答的。而对不写诗的人来说,读这本书的共鸣还在于,你能看到当年那些最富有梦想和理想的一代人在这么多年来社会巨变中的载沉与载浮,这七个“替别人做梦的人”,在一代人的梦想破碎之后,在几代人不再燃起梦想之后,他们还在替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做梦,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细节,用他们的挣扎,用他们的安静,也用他们自己的梦,去为我们拼盘出一场最无用也最有用的梦。而如果说梦是由一帧帧画面组成的,那么我就是那个组合画面的人,是导演,是把这些画面剪辑成电影的剪辑师,同时也是在深夜里为你放电影的放映师。

备注:

本文为在403国际艺术中心和物外书店举行的《神的家里全是人》和《跟着诗人回家》联合新书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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