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伤的文字

nauges

本书收了四篇小说,分别为:《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和《一生太长了》。

其中《爱,是不能忘记的》从前就读过两三次,此次重读,是因为黄平老师的《“自我”的诞生——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一文。在读这个集子的过程中,频频联想到昨天所读之杨庆祥老师的《“孤独”的社会学和病理学——张悦然的<好事近>和“80后”美学取向》。因此,略微将这两篇论文放在一起对比阅读的同时,将张洁和张悦然的小说也放在一起比较。

《爱,是不能忘记的》有两条并行的线索,一个是三十岁的、有嫁不出去的危险的“我”拒绝了乔林的求婚;另一个是母亲笔记本上记下的她与一个老干部的柏拉图式的爱恋。文中的“我”质问道:”仅仅是法律和道义?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坚实的东西,来把我们连在一起?”她想着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人人不都是结婚生子这般走过来的么?为什么偏偏她不能这样过下去。同样的质问也出现在了《好事近》中,被中年男作家抛弃了的蒋澄就问“我”说:“人为什么如此善变?爱为什么这样短暂?”这一话语对于现在的我们是不陌生的,而我不禁想要在这里打一个问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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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了四篇小说,分别为:《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和《一生太长了》。

其中《爱,是不能忘记的》从前就读过两三次,此次重读,是因为黄平老师的《“自我”的诞生——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一文。在读这个集子的过程中,频频联想到昨天所读之杨庆祥老师的《“孤独”的社会学和病理学——张悦然的<好事近>和“80后”美学取向》。因此,略微将这两篇论文放在一起对比阅读的同时,将张洁和张悦然的小说也放在一起比较。

《爱,是不能忘记的》有两条并行的线索,一个是三十岁的、有嫁不出去的危险的“我”拒绝了乔林的求婚;另一个是母亲笔记本上记下的她与一个老干部的柏拉图式的爱恋。文中的“我”质问道:”仅仅是法律和道义?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坚实的东西,来把我们连在一起?”她想着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人人不都是结婚生子这般走过来的么?为什么偏偏她不能这样过下去。同样的质问也出现在了《好事近》中,被中年男作家抛弃了的蒋澄就问“我”说:“人为什么如此善变?爱为什么这样短暂?”这一话语对于现在的我们是不陌生的,而我不禁想要在这里打一个问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于两性关系间的“爱”与“理解”有了极高的要求?

这让我想起了杨庆祥老师评《好事近》,他说:对于“我”和杨皎皎而言,获得男性的爱依然是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向度。可以说,同性之爱是在对异性之爱不确定的、没有信心的前提下出现的一种“补偿品”,“她们跌在世界的枯缝里,无事可做,唯有相爱”。

“跌在了世界的枯缝里,无事可做,唯有相爱。”出自the I word,用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里,也可以是极准确的解释。“爱”并非从一开始就在人类世界中占有那么大的份量。这当然一方面可以拿西方的文学史来作一个对照,文艺复兴之被传颂的功绩之一不就是找到了“人”,在宇宙中确认了“人”的位置么?再到后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内倾化”。一步一步,诸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的对“爱”有着极大的偏执的文本自不是凭空出现的。而安提戈涅是摆脱了“政治”这一“漩涡”的。

可是,摆脱“政治”这一秩序本身,意味着进入另一种秩序。也就是“去政治化”本身也是一种“政治”。重新回到《爱》,黄平老师就说到,这篇小说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内化了新时期的历史逻辑”。文末,通过对这一文本及《李顺大造屋》、《陈奂生转业》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分析,他最终指出了这一逻辑:一种有内在感的、以日常生活为界的个人,大量地出现在改革时代。而对于张洁的小说文本,他也相应地指出了其社会根源,即社会在转型。相应的例证是:1980年5月,遇罗锦以“没有爱情”为理由,提出离婚。1980年的《婚姻法》以“法”的形式深刻保障了“感情”在“婚姻”中的最高属性,“自我”的“内在性”得到了承认。而对于这种“向内转”的原因,他在第三部分是这样解释的:

在新时期起源阶段,兴起的“自我”之所以“向内转”,一个历史前提是对于外在秩序的不满,“内向”与“当下”的“内心世界/日常生活”被构建为一种“内/外”阻断,在这种保护之中“自我”回到一种吃、住、爱的,去政治与脱历史的“自然状态”。

也就是说,外在秩序的不再那么可信,使一部分人“超然”于秩序之外,而“向内”寻求更佳稳定的秩序。而“向内转”的结果是把个体的个性同外在世界区分开来。外在的秩序(道德、法律)不再成为个人评价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标准,“爱”的标准也“内化”、“个人化”了。正如黄平老师指出的,在小说中原来维持老干部与妻子的“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不再被视为真正的“爱”,“爱”只是和“自我”的“内在性”相关。

对于这种“内转”,黄、杨二人都作出了“脱历史”的判断。但是黄的思考导向了新时期起源时期对这种“自我”的重新秩序化的考察;而杨的批判更明显一些,他认为《好事近》无法构建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形象,在无限制的互相指认、互为影像(影子)之中变成一个空洞的符码。

进入到《爱》和《好事近》这两个具体文本的语境当中,我们会发现,不是人本身“无事可做”。“无事可做”是在《爱》中“我”把自己同“都这么过来了”的“许多人”割裂开的结果,“我”拒绝同“许多人”那样没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结婚生子,所以我没有“结婚”、“生子”及其背后所包含的许多事情可做,同时因为“我”自我确认了自己“贼风入耳”的病症,放任自己处在对于“爱”的呼唤和不断地肯定中。于是,其余都不再重要,唯有“爱”。“爱”的最高“合法性”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被确认的。最后,借由母亲的故事,“我”感叹的是:“她分明到死都感到幸福: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点遗憾。”而在《好事近》中,“无事可做”正是在对所谓“自由”的追求完成的。(《好事近》也有两个故事,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形式都比《爱》复杂些。多年的姐妹伴侣杨皎皎突然离去,“我”认为她是背弃了“我们”之间的情谊去找了一个男人。而这时候,蒋澄出现了,讲述了他与一个中年男作家的故事。而“我”也慢慢发现杨皎皎去寻找的那个男人就是蒋澄口中的中年男作家。在故事的结尾,中年男作家被杀于宾馆,而“我”,也冲着被捆绑的杨皎皎举起了刀。)表面上,她是因为杨皎皎的离开而希望自己也得了疯病,这样就可以处在无人的境地里。其实,杨老师的解读非常精彩,他认为,杨皎皎就是“我”。“我”并非“无事可做”或者“无事想做”,“我”或许当真也是在意两性之间的爱或者其他诸如对母亲的爱、生活的其他组成。可是,太过”麻烦”了。“我”对蒋澄说过,“我情愿自己是石女,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与人相处的麻烦”。殊不知,“无所恃”是向死而不能的。“我”想要努力抹去的性别是根本抹不去,而“我”则追求摆脱所有束缚这一虚无的动作中,“无事可做”。“脱历史”,最终走向了巨大的虚无。这也是为什么杨老师会认为《好事近》最后是透露出一点宝贵的气息的,“我”是希望通过杀死自己或自己的影子从而获得拯救的。

杨老师还通过解读蒋澄和“我”的写信的交流方式和中年男作家对于“我”和杨皎皎的吸引而指出“阅读”、“写作”成了疗愈的方式。《爱,是不能忘记的》就说过妈妈的“文章写得也比较美,和她很熟悉的一位作家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光看你的作品,人家就会爱上你的。'”而年轻的母亲与老干部那柏拉图式的爱情也正是由一套契诃夫的小说集勾连起来的。而她的故事得以被我知道,是因为她的写作和我的阅读。不过,相对于张悦然的《好事近》,张洁的文本中的主人公对于把“自我”从外界区分出来的意识还处于朦胧的阶段,更意识到不到这种区分虽然使得现代“自我”意识的诞生,同时把个体从历史中抽离出来也不可比 免地带来了孤独,因此,就更不用说,对“孤独”进行“疗愈”。张洁在八十年代的写作,本身成了一个“疗伤”的过程。这也是黄老师在论文的开篇用了很大的篇幅去呈现张洁父母的故事的原因。

《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说是对生活中“爱”的缺失补偿。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爱”的缺失、短暂和可以随意丢弃,使得张洁在小说中极力想要塑造一对因为外部的阻隔但深情相爱过的男女。可是,将“爱”奉为最高甚至全部价值的危险就在于,它原本是再不稳定不过的。就像把“疗愈”孤独寄托在“写作”和“阅读”这两件本身或许就是“孤独”的事情上一样。

杨老师在文末引用了张悦然《鲤·孤独》序文中的话,表达了对于用文学把自己的生活同更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期望。初读,觉得虽不至苍白,但隐隐无力。可是,现在看来,勾连更多人的生活的一个基础正是对于在尽量广的维度上了解、感知似乎“分崩离析”的私人化的生活。这也就意味着应该努力取消诸如日常生活/政治、爱/政治、个人/集体等二元对立的固有地感知这个世界的模式。

张洁这个集子中的几个文本在回应这个问题上都处理得不尽如人意,因而,终究只能是浅层的“疗伤”的文本。我们来看在书写个我的文本中,她是如何处理政治、社会等外在于“自我”的形象的。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开篇就是“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这种强烈的反差并不能凸显出对“共和国”的关注,而是用“渺小”与“宏大”的并置取消了后者。接下去,对于“文革”中那个母亲喜欢的男人的叙述是单面的,不管是文中的“我”还是作者对此无意于追问孰是孰非,“我”的母亲相信他,于是,那段历史的“真相”是无须探寻而自明的。历史已经确定,而且被判定为“错误”,“我”走向对“对面”,寻求纯粹的“爱”是再合理不过的。

《祖母绿》的结尾相当诡异,曾令儿守着那个失去了丈夫的新婚妻子,想要在她醒来的时候告诉她,她的爱情已经得到过呼应,这种可以呼应的爱情,哪怕只有一天,已经足够。因为还有那么多人,过完了没有被呼应的人生。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第一感受是,首先自认“没有被呼应”,然后顿觉一阵圣母之光笼罩。“无穷思爱”,不就是博爱么?曾令儿自认为达到了另一个高度,而其代价是,历史成为了过去,左葳成了过去。好像唯有超然于历史之外,才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仍是作者给自己开的药方。问题仍是,如果爱不能长久怎么办?曾令儿的回答是:我们毫无办法。当我们注定是要用“爱”来渡自己的,就得有能力忍受爱的失去,而记住每一份曾经得到过回应的爱。可是,大多数人是“凡人”,而非“圣母”,按照这个逻辑,走向的可能是强化生命的“隔绝”。

《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以一个男性的视角,倒置了传统观念中肉体出卖的主被动关系。可是,当张洁从男性的角度出发去写的时候,女性那一方的单薄就凸显出来了。初读的第一感受是极为强烈的:“女主太'帅'了!”可是,细想,她的高姿态,她的“帅”的基础是什么呢?阶级的差异。本来传统的男女强弱置换的同时,还有阶层固有的高低之分在里头,反拨和控诉相应地弱了下来;反之,两性关系的思考并未对阶级关系的思考有任何推动。

在新时期的起源时期,张洁的文本带出了“自我”,但是“主体”并未构建,而这种在后来的文本中一直未能完成的构建是否正是因为“内倾化”的过度?至少,从张洁的以上几个文本来看,是一个原因,过度关注“自我”,取消了“外在”,或许也就意味着“内面”的空乏。可能更值得期待的文学,不是疗伤的文学,而是将自我引出来重新秩序化的文学。也许“孤独”也是命名的结果,也许“疗愈”是拯救不了“孤独”的,放任其存在,而关注在自己的语境下所能关注到的尽量多的现实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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