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厘清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本世纪初,“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与民争利论”等言论频频出现在一些学者的公开言论中。这些概念一经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引来很多人的附和甚至声讨。随着全球经济萎缩和中国“三期叠加”经济放缓,上述言论再次卷土重来。中国经济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该如何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经济学家吴晓波曾经说过:如果不研究历代经济的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
众所周知,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土地国有化以及政府对民间金融业的全面压制,这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三大主战场。围绕这三大问题,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独立作家郭建龙撰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正是带着以上问题,从中国2000多年的集权历史中梳理历史线索,试图从历史中找到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
历史上每个朝代的财政虽然各有不同,却有着相同的本质,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分别在中国的唐代汉代宋代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版本。在对这些历史样本的分析中,郭建龙认为,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所造成的财政危机导致了中国的朝代更替。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郭建龙用清晰睿智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历史乱象背后的财政逻辑。
国家机构臃肿是中国历代财政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朝历代,都是集权制政府。对于古今中外的集权制政府来说,政治无非在于两点:一是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二是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但是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就会变得越来越庞大,每一级官僚所耗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当全国性的官僚网络建立起来之后,由于整个官僚体系受到的监督是有限的,这个阶层就变得越来越臃肿。
王朝的初期,经济处于快速的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百姓的日子能好过些,出现一些“盛世”。但是当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就无法降下来,反而会加速膨胀。这是因为经济不好,明天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中来,财政供养的人口也变得越来越多,农民的税收难以支付如此庞大的开销,灭亡的隐患由此埋下。
吏治败坏推动中国历代财政问题不断恶化
到了王朝的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迅速,官僚集团在悄然膨胀,如同癌症一样的扩大,直到经济吃不消,养不起官僚集团,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于是皇帝由于缺乏收入就开始卖官,买卖爵位,更多的人挤进体制之内,使得原本臃肿的官僚集团更加庞大,而这时的吏治也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
皇帝有什么爱好,官僚们就争相的满足。这些行为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陷入枯竭状态,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再者,当官僚集团复杂后,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做出改变,却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当中央政府准备放权于民,但是地方政府会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中央政府为了通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就会把税负负担转嫁给民间。
总之,吃亏的永远是百姓。当中央政府决心推动改革时,总会祭出反腐大旗,让各级官僚俯首听命。每个官员都意识到哪怕他再强势也只不过是趴在岌岌可危的旗杆上,随时会被捅下来,他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是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得以推进。
内外战争加速中国历代财政问题恶化
在中国如此庞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为了维持它的统一,帝国必须拿出相当一部分资源来发展军备,防范外部的敌人,又要加强政府官僚体系的控制力,来镇压内部的反抗,而军队资源和成本最终肯定会超出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用一切资源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却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
战争带来的巨大直接成本,除了直接花费,比如养兵、抚恤金、养战俘、收买敌人等等,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战争时期的物资转运后准备消耗。建立制度发展经济是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制度,但是如何将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当军事征服刚结束,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地把财权从他们的手中移开,就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
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起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产生资源分配上的严重不平衡。于是,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军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秦朝就是其中的榜样。历史上发生过的许多改革变革,商鞅变法也好,王安石变法也好,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国内的复杂利益团体阻碍了君王获得更多的资源。
国有体制催生中国历代财政问题繁衍
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新方法来获得收入,通过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进入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首先就是国有企业。
比如汉武帝为了发动针对匈奴战争,在农业税的基础之上围绕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大部分王朝都继承了汉武帝的风格,在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的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但是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盈利。最终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情况一直不佳。最后不得不设置节度使,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大权在握,有了反抗中央的力量,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得唐代衰亡。
此外,郭建龙提出一个观点:干预经济,必用酷吏。以汉武帝为例,其所设置的税制虽然很详细,但是由于规定过于苛刻,没有人会主动缴纳,因此皇帝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或用大批的酷吏去征税,因此使得汉武帝时期成为西汉王朝酷吏最多的时代。
在《汉书·酷吏传》中就记载了13个酷吏,其中汉武帝时代的酷吏就有八人,而最为酷烈的杜周、张汤、江通等人都分别立传没有记入《酷吏传》。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汉武帝还颁布了告缗令,这是一项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的法律,民间社会就很掀起了一股告密的热潮。很多人热衷于打探邻居的财产,靠告发他们获得分成。在这种吃大户的风气下,中国中等资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都被告发过。
所以政府一旦逐利,就会使得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敛财的官员们会很快学会如何坐庄哄抬价格,成为市场上最大的玩家,把其他的商人都挤兑出局,再加上一些关系户和官员相勾结,依靠政府资源大发横财。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建立,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想要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知古鉴今,以史资政。《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分析了自秦朝以来直至清末历朝历代的财政政策,分析了其中存在的财政逻辑。我们从中能够看到隐藏在历史脉络中的财政运行规律,更能够从中看到当今社会发生的“反腐倡廉”、国企改革等等政治行为背后的秘密。所以,《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是一面镜子,在照耀历史的同时,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照亮了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