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派苏东坡的悲喜人生

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是一个天然的乐天派，有许多人生乐趣的才子国士，他仕途并不得意但却徜徉山水，能把郁结的不快以诗歌、书法与散文词赋一吐为快，铸就了两宋文学的巅峰宝座。

时常觉得苏轼未免在林语堂的笔下显得过于乐天放达而失去了他脆弱、忧郁、愁苦不得志的另一面，或许这与林语堂先生主要是以英文写作面向海外读者有关。这样的苏轼更具有美国式的孤胆英雄的味道，不知这是不是用力过度的感觉，但仍然觉得在所有写苏东坡的传记文学作品里，当以林氏所做为第一。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恰好是北宋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大背景是所谓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争论。而令人百感交集的是苏轼却似乎里外不是人，无论改革派当权还是保守派当权，他都是被打击、被忽略的人物，如同晚唐时期的李商隐，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他那高傲的性格，为民发声的习惯所使然。自然苏轼的一生也就难得真正进入权利中枢并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政治上的放逐未尝不是文学的幸事，苏轼将沿着他的前辈们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延长线继续去追寻和证明这个古老的命题，而这个证明的起点就是黄州。

黄州在长江边，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不像之前履职的杭州人烟繁华，亦不如密州的山川秀美。苏东坡就是这这里开始他自己的一段试心之路，他要问一问自己的心究竟还留系朝廷还是超然野外，为那一介野老村夫而逍遥自在。这一年是元丰三年(1080年）。也许正是在野的平淡使得少年和青年时代对于宗教的信仰知识得以复苏和发展，此时的苏东坡开始在佛教中寻找安静，他开始务农种菜，得到了自己的东坡居士的名号。大概古代文人在落魄时节都不能不放下架子自己种菜养殖，如杜甫在夔州开辟橘园，此时的苏东坡也是正在黄州城东开辟农场。他自得其乐，常常雇了一艘小舟在江畔和渔夫、樵子谈笑，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思想的升华和创作力的迸发，完成了前后赤壁赋和大量诗歌作品。“竹杖芒鞋轻胜马”就是黄州东坡的最好的速写。也正是在黄州，他正式娶了王朝云为妾，朝云是东坡在杭州时跟随他的，也许有了女子的慰藉他的创作的生命力更加长久吧。

黄州之后的苏轼虽也有短暂的遇到赦免，回到中枢但因为生性耿直最终再度遭到了流放。之后的流放地更加偏南和荒僻，惠州和儋州时代的苏东坡似乎已经更加通透，也更有了宗教上的清明，他修炼丹药，与和尚道士往来论禅讲经，自得其乐，在民间则帮助百姓与邻居谈笑。乐天派的苏东坡即便在流放期间也是大宋一等一的文化名人，他的诗歌与名声透过遥远的山路海道而传入东京城，传到当朝皇帝的耳朵里。然而宿命般的是正因为苏东坡潜在的生命如此巨大，他更加不可能回去。再回身返程时已经身体衰老的东坡终于还是病逝在路途，一代文豪从此逝去。

毫无疑问林语堂是十分钟爱苏东坡这个人物，所以为他作传。他的传文毫无堆砌的繁冗感，而是清晰明快如同一首诗歌，韵味十足。苏东坡就如同流星划过了北宋的后半夜，这光亮逝去之后就是更加漫长而苦痛的国家与民族记忆。身为豪放派词的鼻祖的东坡没有看到靖康耻也许是幸运，他能够全身而退，以身前令名而享受到后代人的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他也许失去了更多的人生观感和诗词艺术脱胎换骨的好时机，因为正是南渡的苦难、忧虑催生了真正的金戈铁马的豪放派词作，这一点东坡泉下有知，应以为憾事吧。

悲喜人生寄予一体，平生功业都在黄州、惠州、儋州，从东坡的诗词文章可以想见其为人，如此一位乐天派的逝去给我们留下的最丰富的还是那优秀卓绝的诗歌文章和感人肺腑的情感篇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