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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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父亲最后问道。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父亲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即今日的积水潭,时年60岁。
如今,梁济去世已近百年。然而,他的自杀是以殉中国文化。他在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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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济用实际行动践行“君子愿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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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父亲最后问道。儿子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父亲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即今日的积水潭,时年60岁。
如今,梁济去世已近百年。然而,他的自杀是以殉中国文化。他在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济
梁济

梁济用实际行动践行“君子愿为天下苍生与道德原则而牺牲”,也意在激励国人为寻求中华和平稳定而“说到做到”。克绍箕裘,或子承父志,梁漱溟一生也在孜孜矻矻地实践其宣称主张的思想和道理,是一位“真正的”社会运动者。这就像他在公众场合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说中说的那样,“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梁漱溟
梁漱溟

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尽管梁漱溟曾两度想要投河自杀,但他选择承担的背后,是他的绝不妥协,是他的乐观心态,更是他的“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
或许,要窥视梁漱溟独特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我们不妨慢慢打开美国汉学家艾恺对梁漱溟的采访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一书,现场亲自聆听当时年满87岁高龄的梁漱溟所吐露的真实心声。
 
“说我是儒家比说我是佛教徒还合适”
1979年,美国汉学家艾恺出版了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为了写好此书,艾恺多次赶赴香港、台湾收集相关资料,采访相关人士。在书中,艾恺表示,在近代中国,只有梁漱溟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最后的儒家》一出版极为成功,各种佳评纷至沓来,引起国内的关注包括梁漱溟。于是,艾恺受邀,并为印证实事,订正此书未尽正确、周祥之处,在1980年8月特来中国专访梁漱溟。这也是艾恺与梁漱溟的第一次见面。他们最简单、最原始的“真实谈话记录”便成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起源。

1980年代,艾恺在北京拜访梁漱溟并进行了访谈。
1980年代,艾恺在北京拜访梁漱溟并进行了访谈。

“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和佛家。”梁漱溟在访谈中对艾恺说。也就是说,要了解他,就要多了解儒家和佛家。据他讲述,他在十六七岁时就想出家为僧,是个佛教徒,直到二十九岁才放弃这个念头。因为在此之前,他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自此有了好胜之心、结婚之意,便放弃“出家做和尚”。但是,他还始终保持着佛家思想。
在梁漱溟看来,佛教分为小乘教和大乘教。小乘教是出世,独善其身;大乘教是救世,不舍众生。而儒家思想,重在入世,实践理想。这种佛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的矛盾融合,集于梁漱溟一身。这也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所以,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惑于他。一个是现实中国的问题,国家的危难不得不使他为国事奔走;另一个是人生问题,对人生的怀疑又不得不使他否定人生。
依我浅见,梁漱溟的实际生活偏于儒家,思想本质倾于佛家。他在山东和河南从事乡村运动,致力于乡村建设;他创建民主同盟,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斡旋,谋求国内团结。他在建国初期屡受批判而不改初衷,在“文革”期间惨遭冲击而纹丝不动。但他终其还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儒胜于佛,生命自主自如,实践着儒家思想的道德遵循,肩负着整个社会乃至全天下之责任。这诚如他所说的那样,“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我好像是一个乐天派”
梁漱溟多次在访谈中表达出自己的乐观心态。他的乐观是多方面的,这源于“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是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当然,他也谈到,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他曾两度想投河自杀。这用他的话说,“好像自己厌弃自己,并且还有一种知识不够。”或许,他参透了佛家思想,认为“自杀是一种无效的,是错误的、糊涂的。”这也是困扰他的第二问题——人生问题。人生的糊涂在于“执着于我”。所以,人要学会“破执”,如佛家说的要“彻悟”,学会放下,学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梁漱溟对人类发展的判断与自身种种遭遇的定论结合在一起,使他话里话外都流露出平和而乐观的心态。例如谈到中国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如今尚保存在人们的心目中有多少时,他承认旧习俗多遭破坏,可他说“但不能说一扫而光啊!”“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他还有一种中国人的气味吧!”因此,他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他甚至还谈到,“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38年,梁漱溟(左)在延安和毛泽东会谈。
1938年,梁漱溟(左)在延安和毛泽东会谈。

不仅如此,他对自身种种经历遭遇,如“文革”受冲击、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围攻等,当艾恺问起他时,他承认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甚至在谈及生死时,他承认,人都是“不愿意死的,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就好了。关于一生的成败得失,如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奔走国共和谈中的挫折、失误等,他的心里反有尽责尽力一念,成败似是在所不计的。至于一辈子最大的失望或遗憾,他说“没有。”“因为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梁漱溟为什么如此乐观?这自然与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人格有关。
梁漱溟总是把事情看得很轻,把心情放得平平淡淡。
梁漱溟也总是强调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他讲到,他在雾天远远地看到了王阳明和孔子,看见了王阳明是怎么回事、孔子是怎么回事,但也只是远远地看见,仅限这个程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王阳明和孔子的那种尊崇和敬仰,对儒家风范的那种操守和执着。
好恶相喻,痛痒相关。《这个世界会好吗?》对梁漱溟的解读不限于此。“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实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艾恺对梁漱溟如此评价道。但要真正接近和感受梁漱溟的儒家思想,我们更要去读读他这一生中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人心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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