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论政”传统在报刊上的承接和发展

亚当不是君主

“文人论政”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代以来,报人以报刊为新的载体,维系民运,担当社会启蒙、革命和国家现代化的使命。而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正是中国风云激荡的见证者,无论是其“敢言”还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报刊宗旨,在这份民营报纸寿终正寝半个多世纪后,仍能窥见其“文人论政”的社会影响力。

一、创始与传承

《大公报》自创办已逾百年历史,期间几经易手,最早于1902年6月17日于天津创刊,创办人为英敛之,开启了《大公报》的第一个历史阶段。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售于王郅隆,这是续英敛之时代。1926年《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新记公司接手续刊,而大公报的第二历史阶段。解放战争后《大公报》名存实亡,短暂延续为第三阶段。

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时事正处于中国内外交困,以言论政进行思想启蒙。从1902年6月17日的创刊号可见,“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以启迪民智,发折中之论为旨,在当时被认为敢言的典范,其思想基础在于传统文人对于“公”、“诚”、“忠”、“勇”的继承与发扬 。从“论说”和“闲评”看见其敢言之所在,如《论归政之利》以倡导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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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论政”历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近代以来,报人以报刊为新的载体,维系民运,担当社会启蒙、革命和国家现代化的使命。而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正是中国风云激荡的见证者,无论是其“敢言”还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报刊宗旨,在这份民营报纸寿终正寝半个多世纪后,仍能窥见其“文人论政”的社会影响力。

一、创始与传承

《大公报》自创办已逾百年历史,期间几经易手,最早于1902年6月17日于天津创刊,创办人为英敛之,开启了《大公报》的第一个历史阶段。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售于王郅隆,这是续英敛之时代。1926年《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新记公司接手续刊,而大公报的第二历史阶段。解放战争后《大公报》名存实亡,短暂延续为第三阶段。

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时事正处于中国内外交困,以言论政进行思想启蒙。从1902年6月17日的创刊号可见,“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以启迪民智,发折中之论为旨,在当时被认为敢言的典范,其思想基础在于传统文人对于“公”、“诚”、“忠”、“勇”的继承与发扬 。从“论说”和“闲评”看见其敢言之所在,如《论归政之利》以倡导君主立宪(但发对共和革命),矛头直指慈禧,批评权贵,为民请命。英敛之虽不同意激进的社会变革,但大胆反对清政府的株连党祸,对清政府残害新闻记者沈荩的恶行予以披露。在社会变革上,除了政治上维新变法外,进行文化启迪与社会风气变革。提倡白话文写作,反对妇女缠足,设立工场,振兴民族实业。1912年以前,也就是英敛之隐退之前,其论政特点以敢言著称,论政内容以维新为主。

二、新记《大公报》与论政具体化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续办《大公报》,又称为新记《大公报》。其后张季鸾以“记者”为笔名发表社评《本社同人旨趣》,详细论述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 :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人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之成为公众喉舌。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详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四不”的办报方针使《大公报》区别于党附的政党报刊,也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报刊,是大公报的“文人论政”具体而有力。

这一时期恰好即为南方国民政府进行北伐之时,《大公报》续刊即面临重大事件的报道,而言论也极为谨慎,对初期交战双方不甚了解。《大公报》首先基于民本思想,呼吁停战以求和平,吴鼎昌撰写《战卜》,“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 。但随着北伐进展与政局变化,《大公报》对北伐战争和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的看法发生变化,胡政之专门南行实地考察北伐战争和迁往武汉的国民政府后,在天津发表《南行视察记》,通讯稿中详细报道其沿途所闻,对北伐军能征善战给予肯定,对国民政府的政治宣传与外交给予肯定,由此《大公报》开始批评军阀势力,赞扬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这一转变可见,《大公报》实事求是,重视论政根据,对事件了解深入,足可见其“敢言”之外,又十分“善言”。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大公报》的立言准则基本是维护正统的态度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 。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的报道可见一二,如“蒋桂战争”爆发时,《大公报》在《湖南善后问题》中,称蒋介石为党国当局,为中央,立场鲜明。

三、抗战时期的言论

七七事变之后,中国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大公报”的言论方针由初期的“缓抗”到坚决主张抗战,反对妥协于投降主义。具体宗旨上,大力宣传国家中心主义,联合抗日,对内联合共产党,对外联合苏联。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屠杀难民,奸污妇女,《大公报》发表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唤醒人们共同抵抗日军暴行 。张季鸾在编辑部确定以揭露日军暴行为主,搜集详实资料以强化抗日宣传,每日刊登《敌寇暴行录》,一方面警醒国人团结,另一方面盼望日军士兵觉悟。

《大公报》为增强抗战信心,一方面鲜明的提出抗日战争对于正义性,明确抗战的目的在于打倒日本军阀、打倒其反人性的兽行,而非日本国家和人民,另一方面,积极驳斥亡国论,提出“国家中心论”,即以国民政府为“国家中心”,以此根据民族主义,维护政治中心以聚集力量。

此外在抗战中的民生艰难,《大公报》亦十分关注,如报道1940年四川粮价波动,富商囤积……1943年,河南大旱,饿死几百万人,记者张高峰写了《豫灾实录》发表。同时揭露国民党内部的官员腐败,批评“飞机洋狗事件”。虽然在皖南事件中持反共立场,反对共产党的革命武装,但在论政的各方面相兼顾而不为当权者辩护,也不为一党谋私。

四、评价

截取《大公报》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若干片段,以重新审视历史激变中的“文人论政”的思想传统和事实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取得崇高的声望并非虚名,而在于其办报宗旨的前后继承。古时以“文人论政”标榜,多为维护封建君主,近代报人在《大公报》的思想载体上,“论政”的目的首先在于社会启蒙、革命、国家现代化,出发点在于“文章报国”,其性质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所以其主张在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民智,社会开化,同时建言、批评当权政府,广开言路,顺应民意。

暂不论《大公报》在具体事件上的特定立场,从宏观层面看待各个时期《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与宗旨,从英敛之的“敢言”到张季鸾的“四不”方针再到后来的“国家中心论”,其论政的前提与思想指导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并在当时历史时期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应该以“历史观点”看待一份“文人报纸”,而非以今日的党政立场翻查其纠。

参考资料:

周雨:《大公报史(1902-194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方汉奇 等:《<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喻春梅:《大道为公——长沙<大公报>(1915-1927)与湖南社会思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底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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