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集体化的启示(最多算读书笔记啦)

戚戚

考察农业集体化推行的必然性需要将其放置到土改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中来看待。首先,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部分农民的生存水平不升反降,而富农放高利贷的现象则有所复兴,土地私有制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其次,土改后农村普遍的小农生产方式限制了技术投入与生产力的提高,不仅难以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剩余产品和资金,也并没有使农民的生存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同时,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建立和部分地区的实验探索经验也构成了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条件。虽然集体化的大方向是中共高层的共识,但对推行的程度、阶段、方式等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而是与高层内部对中国革命和发展的一些本质性问题的认识有关。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的先后次序:是先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支持工业化,再用机械化推动全面的农业合作化,还是先利用集体化生产普遍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小农经济的剥削根源,再在此基础上搞工业。这一争论不仅关系到“实行社会主义是先搞工业国有化还是先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也反映了高层对农业集体化目标的不同认识,前者认为集体化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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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农业集体化推行的必然性需要将其放置到土改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中来看待。首先,土改后的农村出现了普遍的两极分化的趋势,部分农民的生存水平不升反降,而富农放高利贷的现象则有所复兴,土地私有制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其次,土改后农村普遍的小农生产方式限制了技术投入与生产力的提高,不仅难以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剩余产品和资金,也并没有使农民的生存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同时,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建立和部分地区的实验探索经验也构成了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条件。虽然集体化的大方向是中共高层的共识,但对推行的程度、阶段、方式等却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而是与高层内部对中国革命和发展的一些本质性问题的认识有关。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发展的先后次序:是先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支持工业化,再用机械化推动全面的农业合作化,还是先利用集体化生产普遍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小农经济的剥削根源,再在此基础上搞工业。这一争论不仅关系到“实行社会主义是先搞工业国有化还是先搞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也反映了高层对农业集体化目标的不同认识,前者认为集体化农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产量、支持城市工业,而后者(以毛为代表)认为集体化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民的经济、社会利益本身。实际上,由于不同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农业机械化在不同地区投入的成本、收益、可行性是不同的,因此,并不是所有地区的农业集体化都以机械化(工业化)作为必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毛的意见是有合理性的。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在于生产所有制的问题,是保留富农作为社会生产的基础,还是要全面消灭私有制。毛对这一争执做出了定论,他认为在土地私有基础上分散化的小农生产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唯有通过集体化的方法去克服这种生产中先天存在的两极分化和剥削倾向。 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经历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三阶段,三种集体化方式在土地所有制、分配制度、推广范围等方面有所不同。互助组依托了血缘宗亲为基础的传统农业互助模式,仅仅是一个扩大的劳动单位,在土地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均保持了小农经济的特征。初级社阶段仍然保留了土地的私有权,但在分配上实行按土地入股比例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方式,社员享有入社和退社的自由。高级社是一种最为激进的集体化方式,它彻底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度,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利用命令主义的方式将全部农村社会成员吸纳进来,包括起初被排除在合作社之外的富农。由于包含了所有制、分配方式、组织单位的根本变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是一个质变的过程,然而,根据迈斯纳的判断,这样一种大踏步式的前进并未遭遇太多阻碍,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实际过渡是较为顺利的,然而在高级社建立之后,却出现了较为普遍的农业减产、生产低效的问题。在这里,迈斯纳和李怀印对于合作化运动的问题、后果、以及原因分析存在一定分歧。首先,在基层民众对合作化运动的接受上,迈斯纳认为,集体化并没有遭遇到普遍的暴力反抗,他认为,土改后,富农没有时间和条件巩固自身在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地位,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并没有多少可以在合作化过程中失去的生产资料,他们反而希望从集体化中获利,通过提高农业产量增加可分配的财富,而这也被迈斯纳视为合作化运动的本质动力。此外,共产党在农村的革命传统与组织根基也是集体化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之一。李怀印对此持不同判断,据其调查,合作化运动中,基层社会存在着“普遍的抵抗”,其直接原因在于合作化后农村遭遇的普遍减产和农民收入下降。李怀印考察了两个村庄的个案,把农民反抗的策略归结为“正当性”(基于生存权、利用传统道德话语)与“合法性”(利用政权承认的符号和话语)两种形式,而国家则以将反抗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同时改善合作社管理的方式来应对农民的反抗,这种抵抗—应对的过程实际上是新政权建立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映射。在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实践成果方面,迈斯纳基本抱持了消极的态度,他认为,虽然集体化运动促进了国家对地方农业更有力的控制、以及建立起了教育、医疗等基层社会福利事业(这方面影响确实是深远的),但合作化运动对于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本身并未有明显贡献,他认为合作社在机械和技术的投入方面并未产生显著成效;虽然合作化克制住了农村的两极分化趋势、但总体农民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改善,合作化对于家庭手工业、副业的破坏削减了农民的收入,抵消了粮食增产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农民增产不增收,除了合作化的生产制度缺乏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有效因素之外,迈斯纳也看到了工业化发展对农村的榨取所造成的影响。然而在总结合作化运动未能成功的原因时,迈斯纳又将其关注点重新放在了合作社管理混乱、干部缺乏经验、未能建立起科学的分配核算制度等技术性原因。而李怀印则从农民日常劳动策略的固定性角度强调了合作社的劳动报酬制度所引发的生产低效率并不是导致合作化运动失败的唯一原因。在他看来,地方一系列非正式规则对于同工同酬的正式制度起到了抵消作用,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策略是相对固定的,并不会因为特殊的政策刺激而发生太大变化。同时,他认为有两个基本因素决定了合作组织的有效性:共享的利益(对提高生产积极性的物质刺激)与共同的身份认同(防止农民搭便车的道德约束与控制),他认为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的生产队中存在传统道德的纽带,构成了农民在生产中的相互监督机制,而在大集体时期,大规模的高级社内部既缺乏道德约束的纽带,又缺少共享劳动果实的认同基础。此外,由于生产队长的管理方式对农业生产起着直接的刺激作用,合作化后期高级社的确定权过大、生产队难以获得相应自主权、不能成为基本的核算单位,从而使得初级社时期刺激生产的手段失效,也是导致合作化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反映出国家在发展工业化和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之间的两难困境,国家向农村征收余粮和税费的目的在于支持城市工业化,并企图在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上反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目的之一也在于此。然而工业化对农村的过度榨取导致农民的生产生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国家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状况为目标、减轻农村生产的压力,则会失去实现工业化所需的农产品,缓慢的工业发展也必然无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就合作化本身来看,目前对于合作化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中,似乎存在着一种过度强调内因论的倾向。探索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这个问题本身所包含的不同逻辑环节。首先,农民生活状况未能改善的原因是否源自农业减产,是否有除了农业减产以外的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如基于工业发展的余粮征购对农村造成的压力。因此,除了合作社本身的运作外,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需要被纳入分析框架的,如被国家征购粮食占农村粮食总产量的比率到底有多少。其次,农业减产是否完全源自合作社本身的生产效率低下?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条件下,自然气候因素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变量。最后,合作社本身的效率低下是否完全源自分配制度的刺激?这种观点已经被李怀印已经从农民日常劳动策略的角度予以了反驳,那么,如果这种行为主义的分析范式不能够完全解释合作社效率低下的原因,又是什么因素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呢? 此外,农业集体化的过程本身也与一些其他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迈斯纳认为,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推广过程中毛所坚持的“唯意志主义的乌托邦”及其个人号召力起到了平息争议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毛从前期倡导稳健政策到后期支持激进转变的原因是什么?既然高层内部已经暴露出了分裂的倾向,那么他个人的号召力在集体化运动的推广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此外,迈斯纳与李怀印都谈到了高级社推行过程中所出现的强制、命令主义问题,以及高级社建立后出现的“干部脱离生产”现象。既然“群众路线”是共产党农村革命斗争的重要经验,从制度刺激的角度似乎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基层官僚主义出现的原因。那么这种官僚化的倾向,是合作化运动的后果,还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问题?是农村的独特问题,还是新政权官僚体系建立后的普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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