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言论自由的根源与基础

亚当不是君主

美国人将美国自诩为世界上言论最为开放的社会,认为他们所享有的非常寻常,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自由,是来源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第一修正案以否定限定的形式来保障言论自由,形式上避免规定式的限制,但造就美国今日言论自由的并不是这简短的几个字而已,显然如此的否定限定,在实际中并不能具体到案例的判决,而依靠其普通法方法的判决先例,为后世言论自由的判决提供参考,由法官的解读清晰地表现出了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变迁与深层价值。

17世纪末,英国殖民者横跨大西洋来到北美,他们赶走了荷兰人,推墙建街,作为殖民地的北美受制于英国,若发表与“官方真理”的不同言论将受到压制,英国通过书报审查制和《反煽动诽谤法》来压制对政府与教会权威以及政府机构人员等的不恭言论,那些被定义为有罪的言论将被严厉惩罚。但言论自由的意识萌发必须突破种种的社会限制,当然最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普遍观念的认知。

由此我们看到的首要因素是直接反抗书报审查制的尝试,即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国会的政论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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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将美国自诩为世界上言论最为开放的社会,认为他们所享有的非常寻常,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自由,是来源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其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或出版自由……”。(安东尼·刘易斯:《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第一修正案以否定限定的形式来保障言论自由,形式上避免规定式的限制,但造就美国今日言论自由的并不是这简短的几个字而已,显然如此的否定限定,在实际中并不能具体到案例的判决,而依靠其普通法方法的判决先例,为后世言论自由的判决提供参考,由法官的解读清晰地表现出了第一修正案的历史变迁与深层价值。

17世纪末,英国殖民者横跨大西洋来到北美,他们赶走了荷兰人,推墙建街,作为殖民地的北美受制于英国,若发表与“官方真理”的不同言论将受到压制,英国通过书报审查制和《反煽动诽谤法》来压制对政府与教会权威以及政府机构人员等的不恭言论,那些被定义为有罪的言论将被严厉惩罚。但言论自由的意识萌发必须突破种种的社会限制,当然最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普遍观念的认知。

由此我们看到的首要因素是直接反抗书报审查制的尝试,即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国会的政论演说——《论出版自由——为了不被审查的出版自由》,他认为书报审查制的罪恶在于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对人的输入(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43),而人应该有追求知识与领悟真理的热情,以及由此而延伸的意见的自由市场理论,让真理在意见市场的较量中打败谬误,约翰·弥尔顿关于言论自由权利的论述可认为是最直接或者最接近的表达。

但言论自由在今天看来实则是一项个人自由权利,而这种个人权利的诉求,上溯历史,西方个人自由的源头应是霍布斯,霍布斯以自然状态为理论预设来定义自由,即在以政治国家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其行为的决定在于本性,即自然的欲望、虚荣、恐惧和自利,人最终的目的在于寻求快乐、逃避苦痛,实现自我保护,为了维护生命,每个人都拥有天赋的或自然的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一切自己愿意的手段自由行事,而这种权利也是绝对和普遍的(霍布斯:《利维坦》92-108)。霍布斯关于“极端”的个人自由的论述显然影响了后世的思想家,虽然他的目的不在于此,但在契约中霍布斯认为如果国家损害个人自由,个人有权利拒绝服从。到了与约翰·弥尔顿同时代的洛克,其个人自由的含义更加宽泛,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也需经过其同意。

由上我们可以发现,基于个人自由的言论自由,在美国社会的产生不仅仅在于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简短的十四个字,也不是其母国在认识书报审查制的过程中,约翰·弥尔顿短短的政论演说,言论自由深植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其理论源头在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虽然《利维坦》的成书稍晚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甚至后者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更大。而当今支撑言论自由的理由,便是这种深入人心的个人自由。

回归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书中所举的关于修正案在法官判例中涵义变迁,其事实如曾格案、斯特龙伯格诉加利福利尼亚案以及《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等,似乎与弥尔顿的真理美德的诉求无关,但却和个人自由更加紧密,究其原因,我认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与美国鼓吹的言论自由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既在于所谓言论的事务层面,更在于言论的价值层面。

事务层面,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核心在主张人应该追求真理的美德,即不要限制表达真理或者把真理错误认为是谬误,但言论自由在事务上更强调个人,即人要诉出、要批评的欲望,两者的价值层面可高下立判,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看到的美国,为什么燃烧国旗也可以被认为是表达言论自由的象征性表达,示威者燃烧美国国旗被判罪,却在最高法院看了其表达行为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以及公众场合赤裸身体抗议等。虽然种种新闻在当今屡见不鲜,或传为笑谈,或被追随效仿,但也折射出在所谓言论自由的蒙蔽下,人的堕落与国家荣誉的丧失,而对于何为真理的诉求却在个人私利的遮蔽下毫无踪迹。

当然,美国社会也有人在反思言论自由,如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将言论分为公言论与私言论两种,而宪法第一修正案只保障公言论的自由,与私言论的权利无关。以及认识到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美国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悖论(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71)。

第二部分,我想讨论的是关于美国言论自由萌发的社会基础因素。《言论的边界》中提到了其中的一种社会因素——所谓“恐惧本身”,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历史概念是法国大革命、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于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潮扩张,美国采取了极为警惕的做法,显而易见在危险到来时,来制定法律压制某种思想的表达,如可以制定法律限制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旗的出现,虽然在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必要和可笑,等到危险过去之后,又跳出来去纠正错误,如此反复,由此可见美国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这种自由边界的反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说,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的半官方哲学,从美国社会中的种种逐利中可见一斑,但赤裸裸的无耻被称为哲学实在是无耻,号称哲学家的杜威更赤裸裸的表露更是无耻。由此可见的实用主义的美国社会的基础因素之一,与之相称的言论自由,在某些历史危险时刻到来时,由于“恐惧本身”而早早吓破了胆,毫无自由国度该有的大度与包容。

而另一个显著的因素是美国的乡镇社会。在美国还是北美殖民地时,随受制于母国,但其社会的治理是通过乡镇会议的形式,言论自由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自然的理性法则,而是从公共问题的讨论,或者关于公共问题的决定中,通过普遍性的投票推导出来的,这种言论自由是源于乡镇社会的自治实践。

这种乡镇社会的传统如今在美国的联邦社会框架下依然保持,这与公言论的表述也是相同的,即言论自由被宪法修正案保护的部分,在于其涉及与统治事务有关,代表人们产于自治过程的言论。

可以清晰看到,这种略微原始的自治传统,很大程度上区别与其他国家,自治传统很大程度在历史过程中塑造了美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话语权利,姑且定义为公言论的自由,但这种言论自由的范围与其应用的层次都很明显,是低层次的社区式的治理范围内的言论自由,而非高政治的话题,如国家安全和国家荣誉,类似于纽约时报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案,媒体或者媒体中的个人在这种高政治的话题,却利用乡镇治理的思维来考虑大国的行为,全然不顾国家的利益与荣誉,实则误读了言论自由而间接导致了越南战争的失败,国内的掣肘使美国在国际上颜面失色,而那些所谓标榜言论自由的媒体,全然没有大国公民的荣誉与承担。

由上综述,我希望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历史,从言论自由的理论根源与社会基础来探究,美国的言论自由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以便厘清误解。理论根源上,作为个人权利的言论自由原本诉诸于追求真理自由的美德,却被霍布斯的个人自由的逐利、虚伪和欲望所代替,背离初衷的言论自由在美国社会变现为极端的个人自由;其次美国言论自由的来源有显而易见的社会基础,即根植于传统的乡镇社会治理,即关于低政治层面的治理问题,同时也是公言论而不是私言论,如果错误地将低政治的言论自由绑架高政治议题,使国家在对外行为受限或损害国家利益,另一方面,“神圣”的言论自由却被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的思维所左右,与自由国度的价值和信仰全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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