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读后感

经理

第一章——权力的逻辑

1.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中,单个强盗的盗窃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很小,其获得的利益一般也很小,所以意识不到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因而大肆行窃,这是狭隘利益;黑手党家族由于其对犯罪活动的垄断性,可以通过其对社区的控制收取保护费,获取社区总收入的一部分,而保护费与社会收入紧密联系在一起,故他们承担着社会损失的一部分,故不会竭泽而渔,收取全额保护费,这是共容利益。

狭隘利益驱使下的流动匪帮意味着无政府状态,而固定匪帮持续的剥夺行为显然要比无政府状态要好,因为共容利益会驱使固定匪帮通过限制、调节窃税率和提供公共物品来使其社会产出最大化,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知道,减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方法,而税收所得来源于社会总收入,假如窃税率减少到更大产出的窃税所得刚好被损失的产出份额所抵消,那么窃税率就处于能够保持人们能够继续保持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力的最大化那一点上。提供公共物品有助于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同样有助于最大化其自身利益。

2.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区别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试图从分配意义上让我们理解民主国家和专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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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权力的逻辑

1.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中,单个强盗的盗窃行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很小,其获得的利益一般也很小,所以意识不到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因而大肆行窃,这是狭隘利益;黑手党家族由于其对犯罪活动的垄断性,可以通过其对社区的控制收取保护费,获取社区总收入的一部分,而保护费与社会收入紧密联系在一起,故他们承担着社会损失的一部分,故不会竭泽而渔,收取全额保护费,这是共容利益。

狭隘利益驱使下的流动匪帮意味着无政府状态,而固定匪帮持续的剥夺行为显然要比无政府状态要好,因为共容利益会驱使固定匪帮通过限制、调节窃税率和提供公共物品来使其社会产出最大化,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知道,减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方法,而税收所得来源于社会总收入,假如窃税率减少到更大产出的窃税所得刚好被损失的产出份额所抵消,那么窃税率就处于能够保持人们能够继续保持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力的最大化那一点上。提供公共物品有助于显著提高社会生产力,同样有助于最大化其自身利益。

2.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区别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作者试图从分配意义上让我们理解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区别。在这里,作者先给出了一个假设,即以上国家的统治者都从长远来考虑问题。

在一个社会中,专制者的共容利益会限制其窃税的程度并提供公共物品,但这只是为了扩大其从社会攫取的纯收益量。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非常高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其手中。而大多数人统治一方面从国民收入中征税,另一方面从市场中获得收入,因而,民主制度较专制制度的区别在于,民主统治下的最优税率会低于专制统治下的税率;民主统治会比专制统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所以,民主统治比专制统治有更共容的利益观。

第二章——时间、收入与个人权利

在本章中,作者去除了在第一章做的假设,讨论不同时间维度下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经济绩效。

作者认为,专制统治者不可能在一个社会里创造另一个独立的权威以确保权力的恰当和有序继承,因为这会威胁统治者的地位。因而,一方面,臣民希望君主万寿无疆并保持行善;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能够对继承者达成共识达到解决继承危机的目的。

在上一章中,作者提到理性的专制者在共容利益的驱使下会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作者在本章还提到,在任何专制君主统治的社会里,怀有与流动匪帮首领一样动机的专制君主迟早会出现,因而臣民宁愿自己来保障自己的收入,也不愿让其将来落入流动匪帮的手中。

对于专制统治的终结,作者认为每一个专制者总会被一个其他固定的或者流动的匪帮所代替,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对于民主政治的产生,他认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外部压力形成的;另一种是是内部自发因素导致的。而内部自发产生的情况非常具有偶然性,其需要以下必要条件:

1、不存在产生专制政治的常见的一些条件,即那些促使专制政权垮台的人中,没有一个个人或者团体领导人能够使自己成为专制者。

2、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权力的大致平衡不会出现破裂,这样就使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是不可行的。

3、实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以免遭周边政权的征服。

4、必须对权力分享进行安排的不同团体,其数量必须小到足以让自发的集体行动得以发生;如果数量过大,则会出现无政府状态。

作者还提到,良好的财产和契约权利有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民主的确立与选举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契约或者财产权利,特别是不稳定的民主国家和脆弱的民主制度。只有在持久的民主或者代议制政府才意味着持久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预测的,法律权利是稳定和可靠的,经济发展会有很好的前景。但是由于民主制度下政治领导人的任期、任职时间短,民主国家会牺牲一些效率。不过,这并不意味专制统治者就一定不能取得同样的成就,只是其统治地区经济成长的持续时间可能相对较短。因此,一个理性有能力的专制统治者统治的时间越长,财产与契约权执行得就越好。

第三章——科斯谈判、交易成本与无政府社会

奥尔森认为,科斯定理是一种乌托邦。科斯定理认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产权如何分配,个体之间会进行谈判直到他们得到最大化的共同利益为止。但是这种结果不大可能是在没有使某人变得更差的情况下使另外的人变得更好。因此,科斯定理没有试图去解释坏的结果和原因。同时,科斯定理无法解释一些明显的社会无效结果。例如两个国家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但是如果双方都遵守约定就能对双方都有利;当今世界总存在贫穷的国家,即使所有国家都能够接触到大部分现代技术和世界资本市场;即使无政府社会中的每个人签订了社会契约以确立一个和平秩序,无政府状态也无法根除。

作者还认为,如果放弃所有互动都是自愿这个假设时,社会结果必然是有效的是不存在的。拥有权力的一方更可能通过武力威胁或者使用权力来得到收益,而不是自愿交换,显然这成本更低,得到的却更多。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政府的本性都是强迫性的,政府会利用强制性权力去谋取收益,但是这种强制性被用来强迫契约的执行却会使市场运转得更好。而这同样是科斯定理无法解释的。

第四章——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

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是零,那么集团理性的结果是可以得到的,即个人的理性会导致集团的理性。对此,作者予以反驳,他认为,这仅适用于小集团,因为当一个集体物品的潜在受惠者数量是小的时候,集团中的每个人的利益就会受到他人合作或不合作的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有动机去谈判直到采取互利的集体行动为止。而大集团中理性的个人由于通过谈判获得的收益不足以补偿成本,那么他们不会选择科斯谈判。同时理性的个人同样有动机去做一个搭便车者或不合作者,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集体行动的失败。

在本章,作者还对集体行动的逻辑进行了更新。他通过囚徒困境的例子,解释了小集团常常可以进行集体行动的适用范围,即任何相关方都能够进行互相沟通并能够达成强制性协议的情况。

第五章——治理与经济增长

作者认为,除了对公共事务的信息感兴趣和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私人回报之外,投票者更愿意选择理性的无知,因为个人对公共物品的觉悟所带来的收益一般惠及整个集团或者整个国家,而不只是那个因为觉悟而愿意承担公共物品成本的人本身。但是,这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选民可能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牺牲者,特殊利益集团在自身狭隘利益的驱使下,会利用他们的理性无知进行谋利,对社会造成损失。

第六章——执法与腐败的根源

本章主要讨论了违反市场规律的政策是如何削弱守法行为并推动官员腐败的,而这是因为这些政策促成了这样的局面,其中所有相关各方拥有共同利益以规避法规,对当权者隐瞒规避行为,并贿赂相关官员。

第七章——苏联模式的专制理论

在本章,作者通过扩展第一章和第二章所提出的专制政权的一般理论来说明苏联专制政权的特殊经济体系。

斯大林通过征收国家内的几乎所有的自然资源存量和资本存量以供其生产所需要的产品以及收缴国有企业的所有利润获得隐形收入这两大革新,使得苏联比历史上任何其他社会都拥有更多的资源,以供其领导者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用,所以,斯大林不是一个真诚的意识形态倡导者,而是希望得到增长了的税收收入所赋予他的权力。

尽管共产主义经济在动员资源或征集税收方面是史无前例的有效体制,但正是由于对这方面的需要扼杀和扭曲了市场,使得苏联型社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低。

第八章——共产主义的演进及其遗产

在本章,作者试图回答在上一章提出的问题,即斯大林体制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僵化?

对此,他首先提出了“隐蔽的共谋”。他认为共谋首先出现在特权阶层和其他高层官僚中,而他们通常会构成一个小集团。由于共产主义社会对独立组织的限制,共谋必须以隐蔽的方式进行。当专制者的国民以同样的方式达成共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小圈子将较少地工作,并将他们控制的资源更多地用于他们自身的目的。显然,他们拥有的是狭隘利益,他们的集体行动取代了共容利益,使得危机最终在苏联发生。

第九章——对转型的意义

作者在本章讨论了从共产主义出发的转型问题。

由于小集团的共谋,国家的税收越来越少,而这是导致国家崩溃的最为重要的原因。苏联解体后,民主化进程开始在前苏联国家推进,曾经的小团体在民主制度下不再秘密运作,而是寻求额外的补贴,这一要求迫使国家在税收体系崩溃的情况下发行新增货币,使得转型社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转型的一个问题。

共产主义社会转型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不希望实行私有化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改革,而这是因为苏联式的僵化症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致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中通常无法生存。

但是,对转型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其内在矛盾,即与经济效率存在内在利益冲突并且实施集体行动的组织所占比重非常高。这些组织更擅长于内部人游说而不是从事生产,他们要求获得资源却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和贸易,阻碍了可能实现的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又反过来又培育了不满和怀旧情绪,导致了对保守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支持。

第十章——达致繁荣所需要的市场类型

为什么市场无处不在,经济却没有繁荣?作者在本章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没有可靠的个人权利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他首先引入了两个概念,自我实施型市场和社会规划型市场。由于缺乏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低收入国家只有自我实施型市场,这种市场是自发产生,同时又是无法抑制的。在这种市场中常常会有非正规行为,社会无法进行复杂的交易和有保障地获得市场的全部好处。作者并没有否定这种市场的价值,他认为全世界都从中收益。只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或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就需要社会规划型市场,这种市场拥有稳固的制度性安排,存在在大多数发达国家。

要想实现经济的繁荣,仅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是不够的,还需要消除各种形式的巧取豪夺。一部分的巧取豪夺会被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所消灭,这里作者提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掠夺,即通过游说活动,以赢得符合特殊利益集团利益的立法和法规和通过卡特尔化或共谋行为以操纵价格和工资。

只有实现了这两个条件,社会才能实现经济繁荣。


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政府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需要建立制度以确保个人权利的实施,另一方面又要消除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强化市场型政府”,而实现强化市场型政府这个目标,将能够实现经济的繁荣。

这个想法当然很吸引人,毕竟我们国家还只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中。那么,如何才能达到这两个条件呢?作者在最后一章提到,这两个条件最有可能在稳固的、尊重权利的民主体制中得到满足。问题又来了,如何才能实现民主体制呢?作者给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民主国家击败,被强迫实行民主制度;另一种是自发产生,列举了很多条件,既要权利多元平衡且不会破裂,又要领土安全。很显然这两种具有都具有偶然性。第一种可能就有可能不会实现,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样是被民主国家入侵,现在还是动荡不安。第二种情况有任何一种条件不能实现,就无法形成民主。这运气得多好才能形成民主啊!因此,作者并没有给出形成民主的具体措施,而是把民主归于外界压力和自发产生,用一个词来说就是国运。对大部分低收入国家而言,这不过是乌托邦。所以,作者在给我们打开一扇窗的同时,也顺带关上了一扇门。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了苏联型社会转型的问题,他认为与经济效率存在内在利益冲突并且实施集体行动的组织所占比重过高是最主要的问题,而唯一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国家是中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集体行动的共谋的打击使得中国能够顺利进行改革开放。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摧毁了狭隘的既得利益,尽管在短期会造成不稳定和混乱,但对长期是有益的。这个观点确实有它的合理性,毕竟中国是唯一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道路具有借鉴意义。但是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内乱,这场内乱使得国家政治混乱不堪、经济停滞不前、社会一片黑暗、教育断层、国际关系孤立,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同时,这场内乱的确会有可能导向长期的好的结果,但是这一结果并不是可持续的。正如作者在《国家的兴衰》中所提到的长期稳定的社会会产生大量的分利集团,大量的分利集团是国家衰落的充分必要条件,因而对集体行动的共谋的打击必须是持续的。但是未来是不可预期,我们无法预估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时机,同时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反扑该如何解决仍然没有一个定论。对此,奥尔森认为这些都会得到解决,并说道“它们永远如此却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个为人所理解的历史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显然他并没有提出对未来将要发生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未免让人有点遗憾。但是,这毕竟是奥尔森的遗作,可能来不及补充,我们不能太过苛求。

尽管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但我并没有完全否定这本书的意思。恰恰相反,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不知是奥尔森写作水平的提高还是换了其他翻译,本书非常通俗易懂,继承并发展了奥尔森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特别是对小集团比大集团更能进行集体行动的前提进行了说明,这个说明是专门对囚徒困境进行解释的,他认为小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成功需要能够互相沟通并能够达成强制执行协议,这使得他的理论趋于完善。

作者在本书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观点和见解,但由于本人学识浅薄,难以进行分析,在此不做深入。总的来讲,本书探讨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补充了在《国家的兴衰》中没有很好讨论的问题,即国家如何繁荣的问题,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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