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深处的精神讲述

柳言鹰语

文学史深处的精神讲述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在香港新亚书院,国学大师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先生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但因时局飘摇,自成一套完整体系的讲稿始终未能整理成书。尽管“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但“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载入史册”。一如文学评论家刘悠扬在钱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出版)附记中所言,“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一经报纸连载,“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   

钱穆“学问淹博”,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高深的造诣。但是,他最爱的,还是中国文学。由钱穆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原本是钱穆讲课时的笔记。或许这并非传统的、狭隘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个性十足,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操守。他对文学极具个性的论述,见性情而有趣味,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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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深处的精神讲述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在香港新亚书院,国学大师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先生以时间为序,从《诗经》《楚辞》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但因时局飘摇,自成一套完整体系的讲稿始终未能整理成书。尽管“许多吉光片羽最终都会归于尘土”,但“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载入史册”。一如文学评论家刘悠扬在钱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出版)附记中所言,“这本尘封60年之久的钱穆版文学史”一经报纸连载,“犹如一场学术地震,迅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   

钱穆“学问淹博”,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高深的造诣。但是,他最爱的,还是中国文学。由钱穆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原本是钱穆讲课时的笔记。或许这并非传统的、狭隘的“文学史”,“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好处恰恰在于它活泼、亲切,个性十足,尽显一代国学大师的文化操守。他对文学极具个性的论述,见性情而有趣味,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伯伟说它“可以作为导读、助读,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更是直言不讳,相较于正襟危坐的文学史,更喜欢钱穆这“自作主张”的文学史,“每个从事文学研究的好的学者,都应该在心中或口头有一部自己的文学史。”   

叶龙在序文中说:“我只是如实地把钱先生所讲的记录下来,没有加添也不删减。”那么,钱穆《中国文学史》的价值该如何认定?它将带来怎样的改变?之于“钱学”,之于中国文学史,之于那些在断裂后重新寻找文化之根的你、我、他,一切还不得而知。但是,刘悠扬认为“对于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这是标本,弥足珍贵。”那每一个字所饱含的耀眼的生命激情,既来自钱穆试图在英属殖民地复兴儒家精神的努力,更来自他浇灌于三尺讲台的生命之烛——与他那些精彩的学术论述相比,几乎具有同等价值。“历史应还其本来面目,不能曲解,不可贻误后人。”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这种于绝望中建设的勇气和坚韧,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中。   

钱穆以史学成名,但学问渊博,是公认的“最伟大的国学大师”。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国学概论》《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先秦诸子系年》《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朱子新学案》《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等影响甚巨。著作集《钱宾四先生全集》,分甲编思想学术、乙编文史学术、丙编文化论著,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举世无能出其右者。”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发出“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的感慨。   

相对于系统的专业著述,讲义集结成书的最大优点是“现场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说“老师在课堂上讲话,兴到之处,常常会冒出些‘奇谈妙论’,见性情而有趣味”。比如,钱穆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最能体现“句酌字斟”,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又说孔子之所以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骆玉明说:“这话简单好懂容易记,却又是特别中肯。”“会心处,仍可听到声音的亲切。”书中,钱穆不仅引经据典,还“普及”“纠错”了史学、地理学相关知识。这就是钱穆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史、做学问“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   

钱穆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代,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其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尔产生而已。”这种对文学史的断代,异于他人。他认为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的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文学是时代的,但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如屈原写《离骚》,他怨得纯真而自然,却并非要讲给世人听。   

从历史与社会来说文学,从文化环境说文学,从中西比较说文学,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比如讲汉赋,他说:“……赋后来变成了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如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此语隽永,愈思愈觉得有味、有料、有所指。《国史大纲》中说:“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妄自菲薄,要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要保持对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中说:“此种精神,几等于一种宗教精神。”于此小露峥嵘耳。   

这就是钱穆,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   

这就是钱穆,这就是钱穆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2016年11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十一版“悦读空间”;2016年10月29日《山东商报》第17版“领读.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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