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的死与生——解构《恋情的终结》

梦龙

我在上一篇书评中说道:“小说叙述指向很明确,就是在一步一步地还原萨拉的形象,或者说她在莫里斯心中的映射,还原过程即是展现萨拉精神内核的过程,进而点出小说关于宗教信仰的主题。”萨拉的精神形象小说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但她的日常形象却有点血肉模糊。事实上,以小说的文本及一些相关历史资料为依据,对此是可以大致还原的。 一、萨拉的死亡日期(完全依托文本信息) 可以确定的说,萨拉死于1946年2月12日之后的某一天,因为萨拉最后的一篇日记写到了这个日期。“八天以后,电话铃才响起来。电话不是在一天中我期待的时刻打来的,因为当时还不到上午九点。”(4-2)莫里斯接到了亨利打来的电话,得知了萨拉的死讯。那么,萨拉的死亡日期就还要再推8天,即1946年2月20日之后的某一天。 其实,只要能够计算出莫里斯是哪一天读到日记的,就可以直接确定萨拉的死亡日期。因为,当帕基斯将日记给了莫里斯后,他当即就读完了(这种急切之情是必然的),之后便立即约见了萨拉(当时她已病入膏肓)。“天主保佑你。”这是萨拉活着时对莫里斯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临死前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但文本中没有提及信的确切日期)。总之,莫里斯是哪一天得到并阅读萨拉日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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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篇书评中说道:“小说叙述指向很明确,就是在一步一步地还原萨拉的形象,或者说她在莫里斯心中的映射,还原过程即是展现萨拉精神内核的过程,进而点出小说关于宗教信仰的主题。”萨拉的精神形象小说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但她的日常形象却有点血肉模糊。事实上,以小说的文本及一些相关历史资料为依据,对此是可以大致还原的。 一、萨拉的死亡日期(完全依托文本信息) 可以确定的说,萨拉死于1946年2月12日之后的某一天,因为萨拉最后的一篇日记写到了这个日期。“八天以后,电话铃才响起来。电话不是在一天中我期待的时刻打来的,因为当时还不到上午九点。”(4-2)莫里斯接到了亨利打来的电话,得知了萨拉的死讯。那么,萨拉的死亡日期就还要再推8天,即1946年2月20日之后的某一天。 其实,只要能够计算出莫里斯是哪一天读到日记的,就可以直接确定萨拉的死亡日期。因为,当帕基斯将日记给了莫里斯后,他当即就读完了(这种急切之情是必然的),之后便立即约见了萨拉(当时她已病入膏肓)。“天主保佑你。”这是萨拉活着时对莫里斯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临死前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但文本中没有提及信的确切日期)。总之,莫里斯是哪一天得到并阅读萨拉日记的,小说文本中没有给出精确的日期暗示。 提到暗示,其实也有一处且非常明显,但却是一个假信号。5-1章,萨拉死亡当晚,亨利对莫里斯说道:“你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公共草坪上碰到你的事吗?那是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以前,对吧?那天晚上她得了重感冒。她一点也不想治。感冒已经波及她的肺部,而我都不知道。这种事她对谁都不说。”亨利与莫里斯“公共草坪相遇事件”在萨拉的日记中也有提及,即1月10日。亨利与莫里斯对话是萨拉死亡当晚,从语境判断,“那是三个星期或者四个星期以前”指的就是说话当时的三或四周之前。至于亨利那句“对吧?”与否,下文中莫里斯没有给出任何答复(或暗示)。事实上,这显然不对。1月10日哪怕后推四个星期,也是才是2月8日,这比“2月20日之后”相差了一周还不止。那么,是否萨拉死亡给亨利打击太大,他头脑发晕了呢?(存疑) 那么,再回到“八天以后”这个问题上。难道莫里斯就那么确定,萨拉的死一定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八天以后”吗?我认为这一点确定无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莫里斯知道了事情真相基础上的,即知道了萨拉对自己的爱是千真万确的。从小说的情感基调上来看,假如完全相信对方的爱才叫真爱的话,那么莫里斯的观念中,可能只有这八天里才算拥有真爱。因为在此之前,他对萨拉的爱一直都处在极端的怀疑、猜忌和嫉妒之中。这是莫里斯“回到了信任的土地上”的新起点,他所要的,不就正是这一点吗?难道莫里斯的潜意识里就真的希望萨拉是个“婊子、骗子”? 甚至可以说,这次见面的日期,比死亡日期还重要,不然怎么连葬礼如此重要的事莫里斯都还能迟到呢。所以,尽管小说将萨拉的死亡日期给隐藏起来了,但作者还是给出了一个暗示——八天以后。这个暗示不是萨拉的丈夫亨利给的(但那是个错误,也许这是某种讽刺),而是莫里斯给出的。所以,找出莫里斯与萨拉见最后一面的日期即读萨拉日记是哪一日,答案就出来了。 萨拉的日记是私家侦探帕基斯偷出来交给莫里斯的,那么帕基斯这个所谓的“局外人”其实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很难说,这又是不是某种讽刺)。从小说中可以发现,莫里斯起初极为厌恶帕基斯这类人,把他们的出现形容为“像煤灰一样弄脏我的书籍”,仿佛他们是魔鬼的帮凶,不过最后对帕基斯还是产生了“负疚感”。格林在小说(5-8)中写了一段类似关于人物形象本体论的创作观,大体是说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有自由意志的,而非作者手下的提线木偶,即人物形象不完全由作者本人操控。其实,莫里斯和帕基斯间的关系就有点与此类似。 其实,帕基斯办案水准还不算坏,虽然第一次调查就乌龙了,但责任和他完全无关。帕基斯对自己和儿子都非常吝啬,子承父业的希望怕也是被生活所迫,办案开支账目也一清二楚(贫而不贪),无论对案件本身还是自己的办案能力,帕基斯都极为看重。最有意思的是他的职业观,他知道自己办案“越是成功”,委托人“就越是乐意以后不再见到你。”道理很正常,毕竟自己发现了别人老婆的污点。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小说中有一类人,“他从来不做出人意料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他从来不对什么负责任。”“可是没他又不行。”总之,我感觉虽然他的工作性质令人不快,但他还是颇具职业道德的。尽管莫里斯说帕基斯的报告“东拉西扯、缺乏效率”,但如果仔细研读一下前两次的报告,会发现帕基斯的报告恰恰分析的都极为精准,他是一位清醒的旁观者和对恋情纠葛无需“负责”之人。根据帕基斯有板有眼的工作作风,委托协议中那条“每周一次”报告侦察结果的条款,我基本相信他是严格遵守的——“他从来不做出人意料的事情”。 小说中,帕基斯报告了五次,提供了五条信息:第一次乌龙,第二次发现了萨拉的一封情书,第三次发现了雪松路16号,第四次发现了理查德(黑斑男),第五次盗出萨拉日记。当即结案。“每周一次”则每次报告间隔7天。首次报告中涉及到了1月19日的调查结果,那么,首次报告在只能在19日及其以后。 第二,根据萨拉的日记,可以知道2月3日,莫里斯与亨利见过面。当时莫里斯很得意,想把帕基斯搜寻到的情书(第二次调查中所获)报告给亨利,但亨利却对莫里斯说:“我一直在想,你们两人是情人,对吗,本德里克斯?”(事实上,亨利很早就在怀疑他们间的恋情。我甚至怀疑找私家侦探有可能是亨利搞的预谋。)但莫里斯不依不饶,愤怒中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还有其他人“正在雪松路上同她厮混呢。”雪松路这条情报是第三次调查报告内容。那么,第三次调查报告肯定在2月3日及其以前。 有了以上两个日期点卡控,就可以列出每次调查报告的日期了(并附其内容),当然这里还是有一天的误差,即首次报告1月19日、20日和第三次报告2月2日、3日都可以成立。如下: 1月19或20日,第一次报告:乌龙事件 1月26或27日,第二次报告:发现情书 2月02或03日,第三次报告:发现雪松路16号 2月09或10日,第四次报告:发现理查德(黑斑男) 2月16或17日,第五次报告:盗出日记 八天以后 2月24或25日,萨拉死亡 从小说的宗教主题看,作者很可能倾向于将萨拉的死亡日期设定在2月24日,因为那是周日(安息日)。当然,以小说的文本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萨拉是凌晨4点死亡的,当晚莫里斯陪同亨利直到他睡着才回家,由于亨利当晚服用了安眠药,他的睡容“像只狗似的挂着微笑”。“前一天下午”(5-3),克朗普顿神父登门想就萨拉的丧葬形式与亨利讨论,亨利“因服安眠药的关系,还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之中。”可见,“前一天下午”正是萨拉死后第一天,此时安眠药效还未过劲;且这是葬礼的前一天,因为不可能在萨拉死亡的“前一天下午”就讨论丧葬事宜。事实上,关于这个“前一天下午”的具体日期,文本已经从此前一天和此后一天两个方向对其进行了界定,即它是2月25日的下午。(当然,神父的请求被莫里斯拒绝了。)所以,萨拉的葬礼为2月26日——这一天是星期二,这一点又被西尔维娅所证实了。“我星期三总要去看母亲。”莫里斯纠正她说,“今天是星期二。”“那我明天就不用去了。” 以上,就是我基于小说文本信息推论出的结果,唯一文本之外的参考就是查了下万年历。萨拉的死亡日期为:1946年2月24日凌晨4点,那一天是安息日,与她的最终归宿是相符的。 其实,如果以小说文本和万年历作为参照会发现,萨拉日记中的日期信息也存在错误信号。如日记中提到,1月18日是她与莫里斯的见面日, 2月3日(星期日)为莫里斯与亨利的见面日,这分别与帕基斯的调查报告指向的1月19日和亨利选择了“星期六”与莫里斯见面是相互矛盾的,误差滞后1天。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萨拉日记的问题,或者说是作者有意为之,具体原因不展开论述了。 二、萨拉年龄的疑问(依托文本及历史信息) 首先,仅从小说文本中可以获取如下信息。一、1926-1928年萨拉还是学生;二1929年萨拉与亨利结婚;三、1939年初夏萨拉与大她10岁的莫里斯相遇;四、1944年萨拉与莫里斯分手;五、1946年死亡;六、1946年时,亨利大概是“四十五六岁光景”。其中,关于学生时代的推断有两处文本证据,1926年的“王家音乐学院节目单”和萨拉《1944年7月23日至30日》日记,日记中有这样两句话“做学生的时候”……“真奇怪,十六年之后我还能记得这句祷告。”表明十六年前即1928年,她还是个学生。 1940年5月某一天,两人爆发了一场争吵,莫里斯想找个女人刺激一下萨拉。他遇见了一个妓女,并以这位十分貌美的妓女和美丽的萨拉做了一翻比对。“她比萨拉年轻,不可能超过十九岁,长得比萨拉美,甚至可以说,也不像萨拉被糟蹋得那么厉害,不过这只是因为她身上能糟蹋的东西比萨拉要少得多的缘故。”(2-2)可见,1940年时,萨拉的年龄大概20出头,就算萨拉长相非常年轻,似乎也不应该超过30岁。否则,拿“不可能超过十九岁”这样的话语,将两个相差十岁之人进行对比就显得不太合适,而应该说比萨拉小很多或者小不少,才更加符合当时已有十多年写作经验的莫里斯的生活常识,假如一位作家连这点面相都辨识不清,还好意识在小说文本中,不停地妄谈自己的写作“戒律”和观念吗?这难道不是作者给出的一个暗示吗? 当然反向理解也成立——把这视为是莫里斯的一时气话:你漂亮又如何,比你年轻的女人,我一样搞得到!但紧跟着莫里斯又想到:“我对她(指这位妓女)一点感觉不到欲望。”关键的是下一句,“在过了乱爱乱交的这么多年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假如萨拉当时是30出头(就高原则),那莫里斯就40开外,此时才感觉自己“似乎一下子长大了”,怕更是与作家的早熟的心智不符了——且是一位乱爱乱交了这么多年的作家。 以上分析,我认为萨拉的结婚年龄大概在15-20岁间,且临近20岁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些。当然,假如真是15岁结婚的话,这看过去又似乎有点有悖于当前读者的生活常识。而且,1926-1928年萨拉还是“王家音乐学院”的学生,岂不是12岁就读上了大学!?英文原版中,“王家音乐学院”是R.M.C.即现在通译的皇家音乐学院。此外,按照这个假设的话,2岁那年——萨拉的母亲带她去了法国(并为萨拉施洗)——1916年正值一战期间,虽然英法是协约国,但能否顺利前往战地国家,多少也难以确定。总之,从小说文本信息,我只能得出一个猜测的结果(也许文本中有其它暗示,但我实在找不到了)。那么,从历史信息中寻求答案可行吗?我认为基本可行,原因就是小说的时空背景是真实的,至于小说故事是否取材于真实生活原型我尚且不做考虑。下面,简述一下当时英国的教育体制(参考钱乘旦:《英国通史》第六卷)。 在英国现代以前,教育一向由私人负责,国家不插手教育事业。在很长时间中,学校主要是由教会开办的,不同教派都有自己的学校,为本派子弟提供教育的机会。国家不存在教育政策,也不制定教学要求,各校水平因此参差不齐。1833年,政府开始给教育拨款,以此控制教学水平,但是通过教会下达,这反而引起了教派之争。据1868年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6-12岁的学龄儿童共235.1万,其中95万在国家补贴的学校上学,83.9万(占总数的33%)根本不上学。 在社会的高度关注下,才开始了国家教育制度的努力,1870年教育法有一条:实行所有学龄儿童的强制教育,5-13岁必须上学。尽管如此,当时英国的教育体系仍然混乱,且表现出强烈的阶级色彩。最早落入国家之手的那些学校(即受政府资助),基本是面对穷人家的子弟,他们在接受基本教育之后就离开学校开始工作。只有家庭经济状况好的才把孩子送往收费更高,接受更多教育的学校——即私立学校,在英文中称为“公学”(public school),也是一种“语法学校”(grammar school)。小说中,萨维奇先生可能就是“某个公学的男校友会”成员。进入这类公学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如果是其中的名校,那更拿到了成为国家精英的敲门砖。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没有进入这类贵族学校的可能,当然“交上好运”拿到全额资助的人是少而又少的。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平民子弟离校年龄是13岁(1918年以后是14岁)。可见,5岁入学,初等教育年限在8-9年左右。 1902年教育法,国家将语法学校也纳入资助范围,使得平民得以进入这类中等学校,但此时中等教育仍然是社会特权,一战时每1000个适龄孩子中,只有56个初级学校的学生最终进入语法学校。192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以不上大学为唯一目标的普通中等学校,一般由地方当局主办,常被称作“现代学校”(modern school)。总之,在二战爆发时,英国已形成全国性的初等教育网,中等教育网也已初具规模。直到1944年英国才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且将此前的“初等教育”“继教教育”两级分段制,改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个阶段。所以,1944年之前,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类的划分(当然,现实情况可能有些相类似)。但5岁入学这一条,从1870年至今没有改变。从历史文本上看,1944前初等教育算是相对平等,因为受教育是强制性的且有国家或地方资助,教育成本应该不会高到拒人千里之外。 可见,学生时的萨拉所处时代为“初级教育”和“继续教育”二级制,而不是现代社会的初、中、高等三级制。最后,再回到小说文本看看萨拉成长的家庭境况。萨拉婚前的家庭背景虽然小说中透出的信息并不多,但还是令人堪忧的。首先,她自称“我就是个穷人”;其次,连自己的生父是谁都不知道,“如果我能记得自己有过父亲的话”。再次,她的母亲改嫁过一次(可能甚至更多),最后一次是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这与天主教信仰更是大相径庭)。此外,她的母亲又很爱借钱。在这样的家境环境与历史背景下,萨拉能否实现“继续教育”的希望值怕是不高。 基于上述分析,萨拉5岁入学,14岁结业,可以视为当时英国社会普遍现象,尤其还是一个女孩(此处没有歧视之意)。至于那个听上去似乎很光鲜的“皇家音乐学院”,在当时可能是只一所“初级教育”机构(没有查到历史资料辅证)。如此计算的话,萨拉就是1914年出生。此外,还有一种更武断的推论方式,即以作者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本人为参考,萨拉小他10岁,同样也是1914年出生。 其实,要是获知英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婚姻法对法定婚龄的限制、女性初婚年龄统计数据、皇家音乐学校的教育性质的历史沿革以及格林本人的自述或传记等作为辅证的话,论据就更充分些,可惜没有查到此类有关资料。因此,关于萨拉生的信心就只能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测。 假如萨拉真的是15岁结婚,且不说一位平民家庭出生的女孩,嫁给大她十五六岁的王室成员的可能性有多少,连是否符合《婚姻法》都难说。这难道是格林在用文学解构萨拉与亨利的婚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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