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白鹿原 9.1分

白鹿原与三个断裂

酒靥曰明

看完《白鹿原》一年有余,一直想写一个书评却不知如何提笔,或者切入点在哪。直到看到了纽约大学学妹的随笔才终于把心中的想法罗列清楚。以下链接为她的原文: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204601?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wechat_timelin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学妹亲启,

在你的文中你提到了几个符号化的意象,比如:白嘉轩的腰杆、孝文的堕落以及田小娥的塔云云,可以说是抓住了重点。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利用不同时代文本符号的堆砌来产生魔幻感和史诗感。如果说《百年孤独》里马孔多旁搁浅的帆船—铁路与法国妓女—香蕉林和机枪屠杀是对五百年殖民现代性推进和演变的隐喻,那么《白鹿原》里的腰直与腰折、祠堂的重修和毁灭、兆鹏的休妻与回归、白灵的反抗和绝望则喻示着中国百年共和的坎坷历史和乡土社会的被解构。《白鹿原》略逊一筹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叙事较为狭小,仅仅70年的历史。但其讨论的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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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白鹿原》一年有余,一直想写一个书评却不知如何提笔,或者切入点在哪。直到看到了纽约大学学妹的随笔才终于把心中的想法罗列清楚。以下链接为她的原文:

https://zhuanlan.zhihu.com/p/27204601?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wechat_timelin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学妹亲启,

在你的文中你提到了几个符号化的意象,比如:白嘉轩的腰杆、孝文的堕落以及田小娥的塔云云,可以说是抓住了重点。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利用不同时代文本符号的堆砌来产生魔幻感和史诗感。如果说《百年孤独》里马孔多旁搁浅的帆船—铁路与法国妓女—香蕉林和机枪屠杀是对五百年殖民现代性推进和演变的隐喻,那么《白鹿原》里的腰直与腰折、祠堂的重修和毁灭、兆鹏的休妻与回归、白灵的反抗和绝望则喻示着中国百年共和的坎坷历史和乡土社会的被解构。《白鹿原》略逊一筹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叙事较为狭小,仅仅70年的历史。但其讨论的问题更多。《百年孤独》只讨论了“新旧之辩”一个问题,既旧的生产方式和伦理(Ethics)不断被新的取代:香蕉种植园代替了小农经济,美利坚的新教伦理(工具理性)代替了拉丁文明中的道德理性。但《白鹿原》由于其语境的特殊,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和“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的双重包裹下,它的问题意识就是双倍的。《白鹿原》里不仅有文本性的古今之争,还有中外间的体用之辩。我重点分析一下你提到的几个符号,希望能给你提供一点新的看问题的视角。

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被描述为“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由于其社会组织结构的原始性—血脉亲情是社会关系的唯一纽带,它立法不好开展,司法没有意义。人性中的贪、愚、弱、私不被约束和限制,于是这“四恶”互相作用,产生了一个无休无止的、处于窝里斗状态的利维坦。2000多年前的孔子为了终结这社会治理的乱局,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著《论语》而万世奉其法。接受儒教的朝代,至少在创立之初全国从上到下都会有一种沐浴清化的圣朝之姿。白嘉轩的腰杆就是这礼乐姿态的微缩版本。“腰杆正”恰恰是儒家典籍中对于修身“意诚”、“心正”这两项技术性指标的直接映射。白嘉轩作为族长,作为乡俗的执剑者和护卫者,他必须将礼法引入自己的生命政治,使自己存在的现象成为儒家君子的化身。因此他才会坚持不让小娥进祠堂、会讽刺鹿三的胆怯、会攻击鹿子霖祖先的羞耻之事。修身极正的白嘉轩对白鹿村的人恩威并施,惩罚夹杂着关怀,时时刻刻调整着这群愚民的群体的力比多导向。

当白嘉轩选择了成为族长(不是我要当族长,是全村人民要选我当族长!)之后,小说文本对于白嘉轩私人化的解读就已经极剧缩减,他成为了一个人化的教条,或者教条化的人。他的七情六欲不再被自己心中的善恶所牵引,而是被祖训族法、三纲五常不断的模式化、伦理化。汉儒对先秦儒学进行发展,创立了外儒内法,济之以道的社会治理模式。白嘉轩只做到了前半句,在死板的治理中缺乏了道家的无为、包容和灵活,这也预示了后来的众叛亲离、礼崩乐坏。

礼教的时效性

你提到了田小娥多舛的命途和原上人在灾年和丰年对她祭祀处理的不同,因此提出了礼法时效性的问题,似乎君君臣臣大仁大义在灾年的失语否定了其敦化乡里的目的和初衷,并产生矛盾。其实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问题。周国虽然是西方的古国,但因为它受到天命的召唤,所以注定要推翻商朝并建立新的政治。天命在这里,是周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西汉董仲舒也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 制礼乐, 一统于天下。”这句“必受命而后王”, 说明天命、天时、天谴等非人为因素可以更改礼乐的形态和内容。白色灵芝、白狼和白鹿的出现是天命的象征,是老天爷选择白嘉轩敦化伦理的凭证。瘟疫的爆发和灾年的到来也是天命,是老天为了惩罚过于维护教条而忘记了“仁者爱人”这个核心的愚民们。儒家对人的终极关怀总是被老天悉心的看护着,在道路走了一点偏差的时候施以惩罚。被汉儒发展过的礼乐制度的核心不在于三纲五常,而在于天人感应下的伦理与秩序。白鹿原村民对田小娥的祭祀并非礼崩乐坏,而是合理合法的顺天而行。

除此之外,尽管白鹿村最终战胜了饥荒和瘟疫,但天命对这些僵化思维民众的肆虐和惩罚却透露着托兰德(John Toland)式的隐微写作的影子。天命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在《白鹿原》叙事中的出现本身就否定了人力在敦化乡里时的作用。就好比托兰德用自然理性代替基督教的启示和寓言来解释这个世界,尽管他最终承认了神的存在,却在逻辑上否定了宗教理性的意义和合法性。除了对思维僵化的惩罚,“天命”还对这些抱有“出身论”思想的村民进行了一轮绞杀,田小娥的死成为了一个有关文革的政治寓言。隐喻和隐微的双重运用不仅预言了后文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此类运动和思维逻辑的消极情感。

我的观点

在我看来,《白鹿原》的文学性和历史学价值就在于其创造的三组矛盾或是三个断裂。这三组对立的事物产生了这部作品的文学张力,也说明了困扰近代中国的三个问题。

乡土社会和国家政权

第一组断裂来自于白嘉轩和鹿子霖带来的断裂。知乎的凯常说过:“白嘉轩的权力来自于旧伦理和底层的宗族社会,鹿子霖的能耐则在于背后的靠山。” 白嘉轩对村民们的统治从相似性上来说和先秦的“封建制”更为相似—血统的亲疏会影响政权的大小,比如孝文犯错后的被原谅几率更大。而鹿子霖所代表的郡县制下的国家政权却做到了六亲不认和在征粮面前的人人平等。两人一个对下(村民)负责,一个对上(田福贤)负责,一个求稳定,一个求变革。吊诡的是,这两种特点和逻辑截然不同的政治模式竟然在秦灭以后持续合作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各种政治思想和力量风起云涌,它势必加剧白嘉轩和鹿子霖之间的裂痕。造成的结果就是白嘉轩不爱去群众运动,鹿子霖不爱在祠堂议事。村里的政治中心由一个变为两个,由祠堂变为戏台,由室内变为室外,由私人转向公共。一个关起门来行家法的时代结束,群众大动员的革命时代出现。

传统社会和现代性的断裂

第二个断裂发生在白家之内,是白灵和白家的断裂,是传统社会和现代性的断裂。白灵出生时远方的辛亥革命正打响第一枪。从小拒绝缠足,向往新学,拒绝包办婚姻,直到最后的参与革命,白灵的一切都是新的,而那个腐朽破败的家一切都是旧的。陈忠实利用了一个柔弱的女体来承载现代性,一方面暗示了新旧力量在旧中国的对比,白灵与父母的同时决裂在另一方面表明了五四青年“弑父”的迫切性。

孝文与兆鹏、兆海—心性政治的代际断裂

耿直忠厚的白嘉轩生下了小人白孝文。贪婪、愚蠢、弱智、自私的鹿子霖却生出了人间楷模鹿兆鹏和抗战英雄鹿兆海。“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政治脉络在此断裂,讲究传承的乡俗话语被解构。某夶 提倡的“家风”早被陈忠实瓦解、揉碎并扔掉冲水。

除了三个断裂,朱先生的设置为《白鹿原》烧上了一把后现代的火。他的超然物外、能测能算都为他直接打开了上帝视角。当他畅游于晚清和民国、乃至作为尸体进入到文革中,他始终是不受限制的、更高一级的、优雅与智慧的。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在朱先生的上帝视角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慢慢消解。

关中学派最后的大儒叫牛兆濂,一个牛加一个人就是朱。朱先生的设置多少是对牛兆濂的隐喻。关中学派创始人张横渠先师有一句被人说烂了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里有四个核心,映射到朱先生身上就是四件事:作乡约、赈济灾民、修县志、退清兵。白鹿村祠堂的乡约设置也是作者对北宋蓝田(白鹿原所在地)所出的《吕氏乡约》的映射。

除了作为上帝视角统摄全局之外,朱先生始终还是《白鹿原》的精神性格的代表。陈忠实塑造了一个中性温和的维新派学子,也间接的表达了自己对如何处理中西、古今问题的看法。如何在二十世纪做一个中国人?想必朱先生就是陈忠实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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