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蛇尾的近代史教科书

李先生

费正清提的“冲击-回应”说,影响史学界多年,然而魏氏在序言中就问道:“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实,中国社会内部本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取得的高度发展。魏氏试图分离出中国在欧洲帝国主义狂潮到来前,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这本书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作者首先介绍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中华帝国的衰落。

农民:传统中国农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是勤劳的自耕农;二是乱党。自然资源足够维持农民的生存,农民就会趋于稳定。十六世纪后,美洲的作物传入中国,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翻了好多倍。但是很快,持续增长的人口远远超出了土地的承受能力。所以,以白莲教起义为开端的叛乱,开始动摇王朝根基。

士绅:关于士绅,费孝通、潘光旦、吴晗、萧公权、张仲礼、迈克尔、周锡瑞等学者都有独到的论述。““士绅理论”从以土地占有的多寡和官僚级序的高低确定其身份,到强调其在乡间基层的自治功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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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提的“冲击-回应”说,影响史学界多年,然而魏氏在序言中就问道:“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内部真的没有出现自发的转变吗?1839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真的是停滞不前的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实,中国社会内部本已具备出现变革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取得的高度发展。魏氏试图分离出中国在欧洲帝国主义狂潮到来前,出现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这本书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作者首先介绍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此为出发点论述中华帝国的衰落。

农民:传统中国农民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是勤劳的自耕农;二是乱党。自然资源足够维持农民的生存,农民就会趋于稳定。十六世纪后,美洲的作物传入中国,这些新作物在以前从未耕种过的沙土地和干旱的山坡上茁壮成长,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都翻了好多倍。但是很快,持续增长的人口远远超出了土地的承受能力。所以,以白莲教起义为开端的叛乱,开始动摇王朝根基。

士绅:关于士绅,费孝通、潘光旦、吴晗、萧公权、张仲礼、迈克尔、周锡瑞等学者都有独到的论述。““士绅理论”从以土地占有的多寡和官僚级序的高低确定其身份,到强调其在乡间基层的自治功能,最后到摆脱行政区划对其功能分析的限制,设定动态分析的策略,是一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跃进的过程”。(《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第114页)魏氏认为,士绅既是官僚主义集团成员,又是地方名流。上层士绅(举人和进士)与被称为“士民”的下层士绅(生员)区别相当明显。

士绅也存在着两面性,作为政府与底层社会的中介,一方面它承担着保护农民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它对农民又具有剥削性。一直以来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的关系维持的很好。但是到了近代,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只得与地方士绅合作,最终地方团练发展为军阀割据,中央势危。

商人:对于商人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影响,可以从魏氏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判断来理解。魏氏认为,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资产阶级运动,而是一场地方精英为了保护地方企业免遭政府盘剥,其财产权免受猛烈攻击的自卫之战,整场革命反映的是现代中产阶级的诉求。这可以联系费正清的论述来理解,“满清的天命已尽,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其带头者的成分主要是两种:掌新军的总督和省议会中绅、官、商界的领导人物。这些人比同盟会的年轻革命党人有更多实力,也较为保守。反满运动席卷全国,很少流血,但推翻清朝的不费力气的胜利是靠不住的,因为不久就发现,参加运动的许多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而只是为了反对满人”,“孙虽在名义上是革命领袖,但相对地说却无力控制革命背后的力量”。(《美国与中国》第20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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