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主义

Xaos Geneto
十分有趣的是,一直以来被“纹革余孽”老左派们骂成“汉奸”的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保钓运动、南海仲裁案之后,纷纷把自己的第一口号从“经济自由”、“宪政民主”换成了“理性爱国”(参见微博@李子暘Lee)。严格地说,右派的这个转变是再合理不过的:他们已经从过去那种对专制独裁和国家管制的经验层面的直接厌恶,上升到了政治制度的理性构建层面——只有确保主权和治安,才能有所谓“宪政民主”和“经济自由”。在这一点上,老左派显然已经变成了唐吉诃德,当他们以旧照片为马、以语录为矛,试图向“汉奸”、“自由派知识分子”、“既得利益精英阶层”之类的巨大幻影冲锋杀戮时,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建造这架风车的每一块砖头上都刻着“爱国”二字,而他们的敌人远比他们自己为提升这个国家的实力做出了更多贡献。

在对抗中国的国家主义、中华帝国主义等霸权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上,近年来迅速取得广泛影响的另一派系则是“极右翼”或者说“另类右翼”。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类似编写“龙与地下城”游戏规则的方式谈论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其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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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有趣的是,一直以来被“纹革余孽”老左派们骂成“汉奸”的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保钓运动、南海仲裁案之后,纷纷把自己的第一口号从“经济自由”、“宪政民主”换成了“理性爱国”(参见微博@李子暘Lee)。严格地说,右派的这个转变是再合理不过的:他们已经从过去那种对专制独裁和国家管制的经验层面的直接厌恶,上升到了政治制度的理性构建层面——只有确保主权和治安,才能有所谓“宪政民主”和“经济自由”。在这一点上,老左派显然已经变成了唐吉诃德,当他们以旧照片为马、以语录为矛,试图向“汉奸”、“自由派知识分子”、“既得利益精英阶层”之类的巨大幻影冲锋杀戮时,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建造这架风车的每一块砖头上都刻着“爱国”二字,而他们的敌人远比他们自己为提升这个国家的实力做出了更多贡献。

在对抗中国的国家主义、中华帝国主义等霸权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上,近年来迅速取得广泛影响的另一派系则是“极右翼”或者说“另类右翼”。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类似编写“龙与地下城”游戏规则的方式谈论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其核心思想是:为毁灭邪恶的中华帝国及其中央集权制度,必须将其分裂为若干小型民族国家,由不同区域的不同“族裔”通过“民族自决”实现田园牧歌式的封建家长制。这种“微型国家主义”倘若实现,究竟能取得何种效果,目前还无法断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无法带来它所许诺的“诸夏自由同盟”。通观中国古代历史,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多国封建体系”都是在不断的征战中导向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套用列宁的话,我们不妨这么说:中央集权帝国是多国封建体系的最高阶段。而在今天这个被全球化进程一再重塑其结构的世界中,中华帝国主义者借助其光辉历史所宣扬的“复兴”已经极其反动;与之相比,那种照搬二百多年前的西欧世界观,以期在东亚大陆重新塑造多个民族国家的另类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皮条客,甚至连“保守”、“反动”之类的称赞都配不上,只能被扭送入精神病院。

回到我们当前的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我们究竟要如何面对国家这头怪物?

只要人不是像禽兽般生活在树枝上或洞穴里,他在此世的最高归属就要么是国家、要么是阶级。因此,假如今天的左翼希望重新铸造一支革命队伍并唤醒群众的话,我们所能选择的就只有一条道路、一种原则,这也正是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明确提出的要求:用阶级取代国家,用阶级意识取代爱国主义,用阶级斗争取代大国崛起。的确,在今天这个“旧革命与大制度”的背景下(参见《动荡的世界与中国》),这项任务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这一代左翼穷尽毕生或许也无法完成。但是,当我们努力去帮助和团结那些“无产阶级”、“劳动者”或者“人民”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仅仅将其定义为“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劳动者”以及“中国的人民”。

恰恰是因为占据今日左翼舆论场话语霸权的新老左派们,像布里丹的驴子一样在国家与阶级之间踌躇不决、试图调和二者,所以他们不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才是足以替代自由主义的真正普世价值,而且将共产主义革命的此世神学与救赎许诺拱手还给了基督教会。这些不姓赵的左派、不姓赵的“社会主义者”乃至“共产主义者”,同那个被民众戏称为“土共”的集团比起来,几乎一样“土”,却丝毫不多半点儿“共”。

自《神圣家族》至《哥达纲领批判》,无产阶级革命的末世论维度在马恩的理论探索中从未消失过。《神圣家族》中有这样两句话:“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时决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到那时候,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同归于尽。”显然,这个“同归于尽”仅仅意味着,作为生命形式的“无产阶级”同作为阶级社会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时被扬弃于未来的共产主义当中;作为实际生存着的个人的无产者,并非死于斗争并进入彼岸乐园,而是在斗争中建立此岸的无阶级社会。

1895年,列宁将上面这两句话所在的段落原封不动地抄进了自己的笔记本里,这也是后来出版的《哲学笔记》里的第一篇。无疑,列宁深知无产阶级在解放事业中身负的“被拣选者”职责,然而在他生活的年代,各资产阶级国家与半资产阶级国家(如旧俄)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甚至连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纷纷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收编。出于对这一反动形势的痛恨与失望,列宁隐居于瑞士“学习学习再学习”;与此同时,针对现代国家机器这个庞大的敌人,列宁努力从马恩著作中发掘新的理论武器,写出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和《国家与革命》。在讨伐国家机器这头怪物时,列宁甚至对无政府主义者也给予了部分肯定——只要他们将消灭国家列入革命任务;区别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在消灭国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部分修正主义者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反对列宁的这一观点,然而这个观点恰恰是马克思在晚年写作《哥达纲领批判》时再次重申的)不幸地是,在列宁逝世后,苏联等国就把列宁变为了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列宁偶像化,“赋予他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因此,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一切版本的保守主义真正相对的,有且仅有共产主义这一种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无阶级社会的建立与国家机器的消亡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正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所在:这一点不仅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过时,而且应当成为未来革命的目标。依照本雅明的说法,每一个活着的人,乃至即将诞生的人,都与过去之人之间保持有一份秘密约定,这同时也是过去之人对未来之人所具有的唯一权力;然而这项约定要如何被打开,过去要如何在一种重演之中完成它所许诺的救赎,后人却仅仅能在一种被动的过程当中去期待它——这似乎同样是我们今日毫无出路的困境,而面对困境的这个事实本身恰好就是从客观方面规定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动首先就是对一个根本不可能用现状去预测的未来有所期待。

最后,我要套用《新约·哥林多前书》中的一段话,以此来勉励拒绝任何版本国家主义的左翼同志:“同志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有国家的,要像没有国家。因为这国家的机器将要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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