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东西最先消失——《左传》散记之二

静照
或者,我们可以再退远一点儿,从这个带着血痕和惆怅的近镜头里撤身出来,看一看那个容纳着它、包裹着它的更大空间,那个遥远、丰满、柔丽或者杂芜的宽幅布景。要知道,整个文本所依凭展开的时间轴,那个用以纳入一桩桩人和事的坐标系,那根用来结绳记事的老绳索,其开端也是一个颇奇怪的年份:鲁隐公元年。《春秋》修订以鲁史为蓝本,作为《春秋》的注,《左传》同样以鲁史纪年为记时方式,这自然好理解,耐人寻味的却是这个作为开端的时间设定,为何偏偏从鲁隐公开始?从整个周朝史来看,再往前推四十八年——平王东迁,无疑更具有标志性意味,就算转回鲁国史的视角,那么,鲁隐公的父亲,于平王三年即位、执政鲁国四十六年的鲁惠公,才是跟其后一整个历史时代的开启更具同步性的那个人选吧。
      一名历史书写者能如小说家般拥有自由意志和完全决断权的时候是很少的,一个开端,一个结局,大概也就这么两次机会吧,他可以较为自在地选取和剪裁他所钟爱的那块材料,把那些他不需要、不愿意或不热爱、不屑一顾的事物一股脑儿阻挡在自己的国度以外,这是他最任性也最隐秘的一次抉择,最真实的自由和自我,狭窄岩缝里阔亮的一片天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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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可以再退远一点儿,从这个带着血痕和惆怅的近镜头里撤身出来,看一看那个容纳着它、包裹着它的更大空间,那个遥远、丰满、柔丽或者杂芜的宽幅布景。要知道,整个文本所依凭展开的时间轴,那个用以纳入一桩桩人和事的坐标系,那根用来结绳记事的老绳索,其开端也是一个颇奇怪的年份:鲁隐公元年。《春秋》修订以鲁史为蓝本,作为《春秋》的注,《左传》同样以鲁史纪年为记时方式,这自然好理解,耐人寻味的却是这个作为开端的时间设定,为何偏偏从鲁隐公开始?从整个周朝史来看,再往前推四十八年——平王东迁,无疑更具有标志性意味,就算转回鲁国史的视角,那么,鲁隐公的父亲,于平王三年即位、执政鲁国四十六年的鲁惠公,才是跟其后一整个历史时代的开启更具同步性的那个人选吧。
      一名历史书写者能如小说家般拥有自由意志和完全决断权的时候是很少的,一个开端,一个结局,大概也就这么两次机会吧,他可以较为自在地选取和剪裁他所钟爱的那块材料,把那些他不需要、不愿意或不热爱、不屑一顾的事物一股脑儿阻挡在自己的国度以外,这是他最任性也最隐秘的一次抉择,最真实的自由和自我,狭窄岩缝里阔亮的一片天光。这步一旦确定,余下可容他回圜优游的空间就不多了,比起画家,一名摄影师对眼前之物的处理,总要受限制同时也忠诚得多,在怎么记录和表现之外,更决定一幅作品的可能就是它所拍摄的对象、截取的场景以及呈现出的那些重要光影。而历史书写者大概还是摄影师里更不易拥有自我意志,譬如新闻纪实那一类的吧。最后,书写者的目光和意志停留在了这里——鲁隐公即位,把即要摹画的这片时间里的第一束光打在一个并无多少建树,甚至从头至尾都算不上正式在位的鲁国公侯上,就好像,这并不是一次随历史走向亦步亦趋、无意识也无预先权衡的自然摄录。
      那么,它是一次主动而审慎的裁断吗,隐含着太多忍耐、坚持和珍惜的一种心意?冷静凛冽如左丘明,亦有他无法克制的而不得不密密刻于简帛间的一份关切和热度?那些隐约的、也许还不曾正式浮现其样貌,然而挥之不去、如影随形,如渴如惄的念头,也曾久久折磨过他,就如折磨着后来的愚蠢又可怜的我们一样?
      历代君主,以“隐”作谥号的,并不多见,当然更真实的情况,可能只是不那么引人关注,一生功业隐没无显,即便不是他本人的意思,也必有别的什么人来刻意掩埋或遗忘,相较而言,鲁隐公倒算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个,谁让他占据了一整个春秋史的头条呢,藏也藏不住,想叫人忘记,更难。可事实上,很奇怪的,他并不能算正式即位的鲁国国君。父亲惠公死时,太子允即后来的鲁桓公,年纪尚幼,不足以主政,隐公庶出,但年长而贤,受众拥戴,于是奉弟弟桓公而立,实则自己代为摄政。《左传》开篇,隐公正式登场后,关于他的头一句话即“不书即位,摄也”,因是代为摄政,非正式立位,故《春秋》不写隐公即位。“摄”,本有引而持之的意思,其字里有手、有耳,落于此处,倒正好叫人想象一个长者对后来者那一番手把手的指引、教导、耳提面命。隐公一生,也的确如此。
       从一开头,至生命终结,他谨守着摄政代位这一边界,不只不以国君自居,反倒时时处处要提点自己,莫逾越了本位:与诸侯盟会,只以摄位之职行事;卿大夫丧礼,不往行国君之礼;甚至父亲惠公葬礼,亦不敢以主丧者自居;及生母去世,“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袝于姑,”谨守时制,不按夫人之礼下葬,当时史书仅记“君氏卒”三字,而数月之前,他是以夫人之礼大葬桓公生母。时人虽以国君之谓称他为“公”,那却是依从周礼,当年周公代成王摄政,也是被称“王”的。鲁是周公之后,周公当年“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留京辅政成王,其封地鲁国一直由儿子伯禽打理,到隐公这一代算起来已是第七世孙。仰先祖而效之,循周礼而法之,隐公心里亦未尝没有这一段情意结,只是,他做得鲁钝,浅白,刻板,兢兢业业有余,却于临渊履冰之险少有体悟。
      摄政第十一年,贪求高位的羽父劝他杀了桓公自立,他竟不以为意,还直愣愣地和盘托出自己来:“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国君年纪还小,我不得不代理国事,那位置是一定要还给他的。我乡下宅子在盖了,以后就在那儿终老啦!)对阴郁、贪婪和不安分的气息,他毫无警惕,锦袍上落了一点灰,随手一掸而已。事后,也毫不设防,且为人隐恶,既不说与桓公听,又不设法除此小人,他预备、也以为能够让整个事情就在自己这面消化和结束了。可黑暗袒露出它自身,必期待一份同样色调的回应,若迎以光明而非阴郁,那光明必是要遭反噬的。
      所以,到这里,连一向直心直肚肠的苏东波都看不下去了,1700多年后,他写了篇《鲁隐公论》,忿然道:“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途之人皆捕击之矣。 途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已也。……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强盗害人,路人都会群起击捕,因为知道不灭强盗,强盗就会来灭自己。乱臣贼子堪比毒蛇,它蜇过的草木都能杀人,何况现在都直接咬上你了呢!东坡一生为小人嫉,波折重重,变故频生,故对眼前之恶殊为敏感,晓得隐公这一番宽柔必遭灭顶之灾,他痛斥小人,更着急这隐公,为何连路人的那点智识都没有。
       而隐公看到的,大概并不是后来那些不堪的、繁芜的、重重叠叠的人心面目,那些让我们以为世界本就如此的人性和阴影,他当还记得离他不远的,因着同一种血液流动故而更真实和切近的世界:三百年前的那个春天,周公称王第七个年头,礼乐已制,成王亦渐长成,周公作《无逸》,归政还国,北面就臣位。功遂身退,原就静谧无声,风浪不起,波折不生,这一道清简正大的光阴宛在,总使后来者觉得余下的日光皆可一般清透无碍,世间万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罢了,又从哪里去想那些人心的沟沟壑壑、曲里八弯呢?就像那个时候人们对胡作非为者的呵斥:“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诗•小雅•十月》)对恶,他们最多只是一种惊惧,讶异,没想到一个人竟能如此不管不顾,做出这样荒唐离谱的事来。
       只是他不知道,这已不是所有人都生活于同一场时间、记取同一副世界样貌的时代了,历史不再是一条河岸宽阔,可容很多东西平缓、安然、肩并肩前行的航道了,它开始分叉、流变、激涌、腾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才是这个新时代逐渐翻转开来的样子。所以,往后会有人假托圣人诫语,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接下来的日子,必得这样才能过,或者说,必得这样,才有可能留在那儿,留在那个柔软、纯净、饱满、丰盈的原点,不被历史的洪流拖拽到那些杳无人迹的荒蛮之所,那些被碾碎、被混淆、被抑制和虚弱的时间里。

      羽父被拒,自以为的谄媚成了一段不可告人的阴谋,果然的,他先自惊惧起来,又到桓公跟前,譖言隐公不轨。人心底那些见不得光、隐隐约约或气若游丝的欲念、恐慌、怨恨,有时候,不过一个眼神,一两句戳上心坎的话,就会冒上来,成为结结实实的存在,甚至一种迫切的现实。更何况,权力面前,要一个人防备一个人,实在比要他信任一个人容易太多,后者必定需要一些更为贵重也更为稀有的品质来支撑,而前者,却是太简单太轻巧太具惯性力的选择,很多时候,它还仿佛一份颇具远见卓识的计划,一项英明睿智、被众人叫好的洞见。所以,弟弟桓公草率地、或者也经过一定的衡量和计较吧,选择了更容易更安全也更迎合灵魂中较为卑劣部分的那条路——听从羽父的话,并默许他杀了哥哥隐公。
      是不是很像“郑伯克段于鄢”的剧情逆转版?这一回哥哥真心护着、让着弟弟了,连王位也小心翼翼替他守着,最后的结局好像更糟糕,全然无辜的哥哥被杀,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恰因为哥哥的这种无辜,纯良,不设防,才导致了最后的杀戮。如果隐公能像郑庄公那般,早有预见,就算不先下手,至少提防一些,事情必然不一样了。可是,改变了最后的结局,真就能改变这整个事件?《左传》是要以这样一种犬牙交错式的开篇安排一种吊诡的生存境遇,要么心狠手辣,成为不义之人,保存自己,要么甘心受戮,以无辜之身死去?现实好像就逼仄到了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诀绝面前,是这样吗?
      我们先不来回答这个问题,它这样尖锐,不甘,滴着血的质问,让人心里先就颤抖起来。我想说的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发现,整部春秋史,那些个玲珑心肝儿、眼光如炬、被一众目光紧紧跟随的厉害人物,你若走近些,细看看,却好像一个个都在哀叹。郑庄公就不说了,《左传》里最先冒出来的尖尖儿,也是最早对时代发出覆亡悲音的人,好像整部红楼开演不久就出来的秦可卿,呼啦啦现身,说一番物极必衰的哀语,引出一众金钗命运名册,便摇啊摇地走远了。
       然后齐桓公,虽是春秋五霸之首,但《左传》其实着墨不多,光环都给了管仲,管仲一死,他便一股气都泄了,如溺水的人,全靠紧紧抓着三个簇拥身边的宠臣过活,那三人,一个把儿子烹了给他尝人肉,一个弃了父母跟着他,还有一个自作阉人随侍于他,无时无刻不哄着他,捧着他,暖着他,这灵魂就不止是在哀叹了,大约是冷透,结了冰,填不满的巨大空洞,才要一种极致的烧烫人心的东西,好得那一点儿暖意。秦穆公也有点类似,年轻时那样沉稳深切的一个人,晋惠公一再弃信背义,他恨得牙痒痒,却仍哀矜晋人饥馑难熬,几次三番借粮;郩之役,三帅被俘,他只罪责自己不听良言,以贪误国;孟明一败再败,他也是不改信任与厚待,苦候数年,遂败晋人,霸西戎,凡此种种,不是靠一点宽厚豁达就可以的,应该还有更多属于坚忍、信心和力量的部分在里面,就是这样一个人,临了临了,还是撑不住那点虚空和幻灭,死时“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活人殉葬本为秦人传统,但子车氏三子殉葬,却使秦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于哀痛里,国之良才尽皆随葬,《左传》说“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中有“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之句,其实,一身戎马、为王霸之业追逐了小半个世纪的秦穆公哪能不知良人难得,只是,面对最后那片无尽的黑暗和寂灭时,饶是这样有分量、扎实、热烈而周全的灵魂,也试图要攀援些什么,握持些什么吧。
      最动人的唏嘘声,要数楚庄王的,在邲地大败霸主晋国后,臣子们欢欣鼓舞,撺掇他盖个大楼堂纪念这场功勋,他摆摆手,说,武这个字,本是“止戈”之意,当年武王克商,举兵攻伐是求万邦安宁,民众祥和,那是武之功德,而像现在这样打来打去的,跟“武”本身差远了,不过是了结一桩事罢了,“武功”二字完全谈不上的。语辞恳切,然而不是谦虚,一字字皆是遗憾,心坎里深深的叹息,好像那些最好最值得追求的事物,他已经完全够不到了,但还要远远看着,清晰地知道自己与之的距离。就像那一回,他期期艾艾地问鼎之大小、轻重,周大夫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他把来细细思量,即刻知道了自己的界限,一向的欲求与坠落,以及那道永远攀不上顶的峰峦,然而,“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虽不能至,亦不能轻易忘怀呵。
      时代往前走,大家都亦步亦趋,生怕落在了后头,只是,越是聪明,越是厉害,越是时代的弄潮儿,越忍不住要回头望,他们最清楚这里面所有的代价,也最知道自己丢失了什么。于是,很奇妙的,就剩这个最开头出来的鲁隐公了,于世间没有位分,心中所求亦无归处,人看他拙钝得可怜,温吞水似的,臣下们想做啥,常常也不跟他通气,甚至直接就违逆了他,他呢,别说杀气,心机,就是为自己打算的那一点点小算盘都不会,柔弱、敦厚,连名字都这样不愠不火,“息”,静息、息声、息事宁人,与人后来给他的谥号“隐”简直异曲同工,《逸周书•谥法解》“隐,哀之方”,旁人眼里,他真就是最可哀怜的那个。可是,从头到尾,你听不到他一点儿哀叹,一点儿不宁,就是本本分分做好自己那一份,而且凡百兴兴头有声色,有气力。甫一摄政,即主动与邾、纪、莒等周边小国结盟,又与惠公时起过冲突的宋国重修旧好,与新兴的小霸郑国也交情甚笃。当时,郑、宋、卫等诸侯国纷争已渐显露,惟鲁居间持稳,据礼守德,不入乱局,亦不是不作为,只是行动所据并非强弱、胜败、利害等形势考量,却是凡事先要论一论应不应该,合不合当。
      无论军事、经济还是地理位置,鲁其实都排不上号,但彼时,它在诸侯国中仍有一种特殊的分量,不是作为强大无比者,而是原初之物的持守、追逐、尽善尽美者,其力量不是由于一种要求或压迫,而是让出空间来,于无所求处生成的一种柔若无物,孩童的笑,果树开花时柔软但浓烈的气息。它易受摧折和损害,然而,也珍贵,叫人仰望,心生爱慕。

      隐公十一年,滕、薛两国同时来朝,为谁先朝见行礼争起来,隐公居中调和,只一句“异姓为后”而已,又说“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意即鲁国若朝于薛国,一样不敢与薛之同姓诸国并列。薛侯一听,便即刻让滕国为先了。同年秋天,郑国攻下许国,诸侯处置时,先要把许国划给鲁国,鲁隐公拒绝说,许国不恭,这才随诸侯讨伐,现许既已伏罪,鲁便不敢灭之以为私有。就是这番话,牵出了整场决策里最具强力的郑庄公对自己当年攻伐弟弟共叔段的感慨,并重新奉立许君,保存了许国。还是这一年,冬天,隐公被杀,死后,未得国君之礼入葬,录史观史者,多有不平,但最后这场葬礼,大概也是合隐公意的,生前即不居人君之位,遑论死后?
      这迂守刻谨,已把他整个儿人都化了,所以,五色斑斓一部春秋史,他显得特别淡,接近一个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人,除了庶出、摄政,一无故事,唯一一次被着了墨的,是去棠地看渔夫捕鱼,大夫臧僖伯力谏,说,凡君主,一切行动皆需合法度,非大事不举,亦不该浪用器物,捕渔作业实非君王该涉之事。一向从善如流的隐公这回没听劝,还是兴冲冲去了,被《春秋》大大记了一笔“公矢鱼于棠”。那大概是他一生里唯一一次僭越,为了一个颇小家子气、然而又勃勃然有生机的喜好,这事倒也仍像是他自己。余外的大部分时候,他随时出来,又即刻隐去,一道无声无息的幕布背景,舞台上光鲜亮丽人物,轮番上场又下场,彼时彼地,你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的重要和叫人怀想,要到后来才渐渐体味出来。后来,故事越来越精彩,人物越来越鲜明,兵家诡道之争习以为常,唯利是图也慢慢成了正见,无论目的还是过程都不再有它们本身的动人之处,人们要的是战胜、压倒、赢取,仅此而已。一种冲淡平然的气象,原来开场已是绝唱。最好的东西常常是这样,无面积、不占有、不具侵袭性的,要等越来越多的血腥味涌上来以后,你才会意识到它原来存在过。
      艰难的地方正在于此。连薇依都曾冷静然而不无困惑地说:“同样的行动,若动机卑下倒比动机高尚更容易完成。卑下的动机比高尚的动机蕴含着更多的能量。”就像隐公最后的遭遇这样,一种只有高贵本身才会拥有的悲剧。很奇怪,西方自希腊世界以后,很少再有人书写这样的悲剧了,耶稣受难成了神的救赎,唐吉坷德临终认定那是一场荒唐的幻想;不过,回头看看东方,春秋之后,类似的故事不也一样稀有了吗?整个世界远远滑出了某处丰饶而珍稀的领地,使得能生出这悲剧的高贵越来越成为某种陌生而不真实的东西。而隐公息,整部《左传》里头一个出来的君主,以自己拙钝愚蠢的一生,成为一个老去世界最后的清透坚实处,无力而温柔的最后一抹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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