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想与摘录

红翻车

除了准备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这本书还适合:想要对教育或者美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以及对自身学习和发展感到迷茫的人。

我正处于自身发展的迷茫期,来读了这本书。虽然还是十分迷茫,但是作者关于教育和人生的看法给了我许多启发。

信息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获取信息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很感谢作者将他所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发表出来,让我们也能有了一次宏观地了解美国大学教育情况的机会。

从作者的描述来看,我比较喜欢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方式:不提倡学生提早进入课题组实验室,鼓励学生打好基础,按条理和规矩做事。可能相比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这些自由之风比较盛行的校园,普林斯顿的学生会更加沉得住气,更加从容不迫吧(只是个人猜想)。

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总有这样的观念,即只要进入了名牌大学,就万事大吉,很少考虑各个名牌大学之间的异同。但从作者吴军和他女儿选大学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关注的不只是学校的排名和声誉,还有不同学校的培养理念、校园风气,以及是否与自身的气质和发展需求相符合。他们认为,上一所名牌大学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牌毕业生的身份,更应该是这所大学所赋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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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准备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这本书还适合:想要对教育或者美国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以及对自身学习和发展感到迷茫的人。

我正处于自身发展的迷茫期,来读了这本书。虽然还是十分迷茫,但是作者关于教育和人生的看法给了我许多启发。

信息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获取信息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很感谢作者将他所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发表出来,让我们也能有了一次宏观地了解美国大学教育情况的机会。

从作者的描述来看,我比较喜欢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教育方式:不提倡学生提早进入课题组实验室,鼓励学生打好基础,按条理和规矩做事。可能相比于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这些自由之风比较盛行的校园,普林斯顿的学生会更加沉得住气,更加从容不迫吧(只是个人猜想)。

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总有这样的观念,即只要进入了名牌大学,就万事大吉,很少考虑各个名牌大学之间的异同。但从作者吴军和他女儿选大学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关注的不只是学校的排名和声誉,还有不同学校的培养理念、校园风气,以及是否与自身的气质和发展需求相符合。他们认为,上一所名牌大学所获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牌毕业生的身份,更应该是这所大学所赋予学生的气质,比如耶鲁强调的社会责任感,普林斯顿强调的条理和扎实基础。学生应该根据自己对未来的规划,选择与自身相匹配的学校就读。

不过,很少有学生在大学之前就对未来有明确的规划吧。甚至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因此很多中国的大学生常常面临着选错专业的苦恼,一个高中毕业生,对各个专业的了解真的只是知道个名字而已,填志愿总是遵循“最大化利高考用分数”的原则,而不是基于兴趣和未来规划的理智选择。国内的大学本科又很少有优秀的通识教育,不像一些顶级美国私立大学,学生可以再大三或者大四再选择感兴趣的方向。

绝大多数人都对除了自身所处以外的各个行业了解极少,这种眼界上的缺乏往往限制了人生的选择。受制于眼界和环境,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不到大部分选项的。此外,要想真正了解各个领域的现状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网上的说法往往过于官方和肤浅,很难让人抓住核心和重点,身处行业之外的人,是很难对这个行业有宏观而又准确的把握的,因为这些信息渠道很少对外人开放接口。这也就是信息的价值所在。


[以下是原书的部分摘录]

看过马拉松比赛的人都知道,在起跑的那一瞬间道路是很拥挤的,但是当1/4赛程过去之后,选手们彼此的距离就拉开了,在起跑时占得的那一点便宜到这时早就荡然无存了。

回顾我的教育历程,首先大家会发现这个时间特别长,而且中间不断地被打断。从1984年进入清华,到2002年进入Google,前后经历了 18年,这比那些一口气就把书读完,二十五六岁甚至更年轻就博士毕业的人不知慢了多少。第二,我读的专业其实也很杂,先是学计算机,然后花了很大的精力转到电子工程上来,之后不仅再转回到计算机,而且所做的工作一半是数学(库旦普本人是学数学的)。第三,我读书的经历非常不顺利。因为在清华考试成绩略微差了点,不得不先工作两年才能回来读研究生;因为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出国需要有侨眷证明,因此不得不等到1994年后才考虑出国;读博士时,因为我的第一次GBO考试没有通过,不得不多读了一年半时间,以至于错过了找工作的最佳时机。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上面这些经历,或许可以得到不同的结论。首先,大部分人在离开学校后就不再花主要精力读书了,而我前前后后拖了 18年,养成了一辈子学习的习惯,并且得以在技术发展非常快的今天一直保持不落伍。第二,正是这么复杂的读书经历,才使得我最终受到了纽曼所推崇的通才教育和素质教育,也得到了洪堡式的、非常精深的专才教育。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我所学到的关于社会的知识,所谓的大行之道,比一般较我年轻的人要多得多。同时,在成长为社会人方面,在读书的同时建立各种人脉上,我都比大多数同等学历的人要做得好得多。第三,我的每一次坏运气后来似乎都变成了好运气。正是因为我没有能在清华计算机系直接读研究生,赌气之下去了无线电系,也就是电子工程系,才让我找到了所喜欢的研究领域;正是因为1989年后我没有资格出国,才没有像清华前后一两届的很多校友那样在美国找一个二流大学、二流专业读书,而是在我积累了足够多的研究经验后能够进入约翰·霍普金斯的CLSP;正是因为第一次GBO的失利,才让我发明了一种机器学习的算法,这个算法被使用至今;正是因为互联网泡沫的破碎,经济危机的到来,才使得我没有去那些老牌实验室,而有机会到了 Google。事实上,在我进入Google后不久,我很多在IBM、 AT&T、施乐和微软工作的朋友及过去的同学也陆陆续续转到Google,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会再跑了,这就给了我这样的长跑者以机会。

能够客观地对待成功和挫折的人,在外人看来就能不断地有好运气。人在成功(比如获得一个荣誉)时,并不会因为这件事的发生而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在遇到挫折时,也不会因此而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事后想起我自己遭遇的挫折,每次遇到它们,虽然短期内不开心,但是我的能力、我的优点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这些能力和优点在后来总能发挥作用。比如说我在清华推研时,因为考试成绩比前两名略低而失败,但是我的能力并不因考试少两分而减少,这些能力让我后来在读研究生时能够如鱼得水。再比如暂时不能出国,我的科研水平也不因为这个规定而降低,因此在国门再次开放时,我就成了少有的有所准备的人。至于在美国找工作的挫折,也并不因为就业情况不好我的竞争力就下降,因此当Google开放一个很小的缺口时,我能从1000 人中挤进去(2002年Google每个职位平均收到超过一千份简历)。

梦华不选择牛津剑桥的理由:

首先,她觉得这些大学太古老,背负了太多的传统和规矩。第二,进入剑桥或者牛津是一个很大的赌博,因为在里面选择尤其是更改专业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自由。第三,学院制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里面的实验条件和助教的水平远不及美国顶级大学。

在美国的大学里,成立一个跨系的实验室远比中国国内容易。因为在美国,两个来自不同的系进行科研合作的教授,将同一份成果拿回到各自的系里,可以分别请功一次,将来提升时这份成果一共被认可了两次。而在中国的,合作的一方将科研成果拿回自己单位时会被认为减少了一半,因此跨系合作比较难,这导致合作精神较差。举个例子,上海交通大学在做世界大学排名时,对于重要论文一项的得分是这样计算的:第一作者所在的学校给最大百分比的分数,第二作者所在的学校得到第二大的百分比,以此类推,所有的权重加起来是1。在这里我不想评论这种计算方式是否合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反映出大学对于合作的态度——它觉得几方合作得来的成功应该是大家分,多一个人分的话,自己的成绩就少一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国内很多系和研究所在重复研究同一个课题。比如我在清华时,研究语音识别、手写体识别、多媒体的有好几个课题组,相互之间不仅不合作、不交流,还相互竞争政府经费。在美国的大学里,如果几个单位合作取得成果,每一个参与单位都会把这个成果百分之百算成是自己的,这样一来不仅跨学科实验室会非常多,而且通过交流合作能产生出新思想。

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才使得录取明明存在不公平,却又不易一眼看清不公平之处。很多亚裔的孩子,除了读好书,还按照市面上流传的一些升学指南里讲的那样,搞音乐,学绘画,参加球队,办俱乐部,去扶贫做义工,但是一路辛苦下来,却发现高中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辛苦都是白费,因为名牌私立大学的录取不是采用单项加分的方式,即并非每增加一个特长就会多一分把握。各所大学强调申请者的特长,不是为了给大家指出录取的捷径,而是要让录取因此而做的不透明。

招收大量的亚裔研究生,是为了学校的利益,这就如同限制亚裔本科生也是为了学校的利益一样。

长期以来,亚裔的文化在欧美社会里都有着非常大的缺陷,大部分亚裔既不关心政治,也不懂得政治,他们甚至在选举中把票投给那些损害自身利益的人。

在未能强行限制犹太裔学生的入学比例之后,哈佛等大学实际上在录取时开始偷偷私下限定比例,当然,为了掩人耳目,它们设计了更为冠冕堂皇的说法,那就是所谓的综合考查学生素质。综合素质的考查自由度很高,主观性很强,没法像入学考试成绩那样钉是钉铆是铆,这样学校就可以以具有某种特长为由,把成绩较差的白人学生招进来。

今天很多亚裔家长以为让孩子在各个方面具有一些特长(音乐、艺术或科技)就能在申请学校时加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或一厢情愿。很多美国顶级大学考虑这些特长时,不是为了给亚裔学生加分,而是为了阻止亚裔学生入校。

亚裔从未控制过犹太人所能控制的那些商业领域,更不用说亚裔和犹太裔在政府及议会中的人数差距了。

限制亚裔学生最简单也是最隐蔽的做法就是降低学习成绩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限制亚裔学生的录取呢?有人认为这是种族歧视,这是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想当然的看法。其实,只要在美国生活一年以上,就能体会到如今在美国,显而易见的种族歧视已经基本消失。美国名校限制亚裔学生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先说说经济的原因,这比较简单。亚裔对美国的大学基本上是只使用不建设。

政治的原因稍微复杂一些。在早期殖民时期,美国的很多领土都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而且每年还不断地从墨西哥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涌入合法和非法的移民。这些人与他们的后裔被统称为拉丁裔(Latino and Hispanic ) ,今天他们的人数其实已经超过非洲裔,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约占人口的17%。这部分人几乎是民主党的票仓,在近几年的选举中,他们实际上左右了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

说到高尔夫球,大家可能会讲,这并非一个普通家庭能够承受其练习成本的体育项目,而这恰恰是一些大学录取这些学生的目的所在。

当然,对于田径、游泳、篮球和橄榄球等项目的体育特招生,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因为在这些项目上取得成绩一要靠天赋,二要靠努力,和家庭的收人没有什么关系。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管招生的院长山内曼教授跟我讲,SAT(和ACT ) 的成绩对录取基本上没什么帮助,因为从中看不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之所以要看学生的SAT成绩,一来是为了校准各个高中的GPA,二来是大学排名的需要,因此一个学生的SAT成绩只要不拖大学的后腿即可。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也需要有自己的特长,而不是机械拷贝别人的特长。因为当一种特长被大部分申请者拥有时,它就巳经不再特别。以前媒体有过报道,讲哈佛招收了一些(其实数量很少)热心做义工帮助穷困地区孩子的学生,于是近5年来华裔学生(中国的和美国的都有)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贫困地区扶贫的孩子数量激增。事实证明这种功利性太强的做法是徒劳的。

有些国人在写论文时,生怕被别人看低了,喜欢谈一些看似大而全、水平高却非常空洞的内容。不知道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高中生们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毛病。要是交出这样一份作文,可以很负责任地讲,我在这本书里讨论的十几所顶级私立大学,就都不用考虑了。事实上,讲清楚一件具体的小事要比空谈理想有意义得多。

美国的政治领袖与中国的不同,他们大部分本科是文科出身。美国历任总统除了里根是学习电机工程的,杰弗逊可以算是科学家,剩下的总统本科都是学文科的。

亚裔学生为改善这种现状能做的努力:

首先,亚裔学生需要从单纯追求工程和医科等专业,转变成对各种专业都抱有兴趣。

亚裔学生能够做的第二项努力,是减少一些无谓的竞赛,把时间花在寻找自己和学校的"钩子"上。

亚裔学生要做的第三项努力,是在学校和各种场合勇于表现自己。正如亚裔学生在学业上都不愿意输给别人一样,这种精神也应该用在各种其他场合。

最后,也是亚裔校友和亚裔家长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努力,是积极参与大学的各种活动,帮助大学与各地的工业界及政府进行合作,积极为大学捐款。这种努力在短期内不一定能够见效,但是长期一定会见效。

只有当大量的亚裔都能进入到美国私立名校,并且日后成为美国各个领域(而不仅仅是工程和医学等少数几个领域)的精英和领袖之后,才能影响美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半个多世纪前,犹太人开始这样做,如今他们的后裔开始收获父辈们辛勤播种耕耘后的果实。如果亚裔今天也开始付出这样的努力,那么下一代亚裔在申请美国一流大学上就会比现在容易得多。

难道像普林斯顿这么有名的大学还要做广告?是的,它不仅希望好学生都来申请,也希望那些毫无录取希望的学生来申请,因为这样可以将其录取率拉得特别低,让录取显得十分困难,这样,它在大学中的排名便会靠前。

普林斯顿大学非常强调在头两年打好基本功,这一点与中国顶尖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相似。因此,普林斯顿大学不鼓励低年级学生做科研,如果哪个学生一进大学就想钻进实验室,普林斯顿大学便不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这或许是普林斯顿虽然(连同教授和学生一起)一共出了3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却没有出太多退学创业成功者的原因。

普林斯顿的作业和项目一般都是要求学生们独立完成,几个人共同完成的项目并不多,这就证实了那样的说法。普林斯顿大学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强调学生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并且要确定每一个学生都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同组人)达到学校的高标准严要求,因此要求他们单独完成课程里的项目。

与清华的毕业设计不同,普林斯顿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大多是学生自己找的,不是老师的科研任务。因此这些课题都是学生兴趣的体现,指导老师只是提供研究和实验条件。这种做法有其明显的好处,也有同样明显的缺陷(尽管普林斯顿的人未必承认这种缺陷)。先来讲讲它的好处。这首先体现了普林斯顿的本科教学遵守的是一切围绕学生的原则,而不是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使唤,这是其好的一面。事实上那些注重本科教学的大学,包括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生的研究常常都有类似特点。但是这种本科生自选题目的坏处是,由于没有正式的经费支持,大部分研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既不能发表论文,也不能变成产品。因此,那些以研究为主的大学,比如斯坦福、麻省理工或约翰·霍普金斯,会觉得普林斯顿的本科生没什么科研水平。

它们(普林斯顿等)美其名曰不让学生背着债务走出校门。事实上,它们在4年前就已经先将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拒之校门外了。

如果说能够在耶鲁大学学到那些书本和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那就是耶鲁的精神。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是耶鲁教育的精髓所在。

在越南战争期间,耶鲁校方并没有在反战问题上表态,但是它实际上给予了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了那些反战的学生。为什么自由意志在耶鲁看来那么重要,用毛泽东的话来讲,那是因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如果按美国开国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的话讲,那就是要"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人。"耶鲁虽然有着几百年的传统,但是在培养人上一直是一个向前看的学校。它很清楚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而不是当下的领袖,因此它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思考去把握未来,引领未来,而不希望用老人的观点禁锢年轻人的思想。因此,即使学校不同意年轻人的做法,它也要给他们自由并且保护自己的学生。在这一点上,耶鲁的教育者和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蔡元培、胡适和梅贻琦等人的做法十分相似。事实证明,耶鲁那位当年反战的学生克林顿真的在冷战结束后领导了世界,而且采用的是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领导人不同的思维方式来领导世界。

耶鲁大学刚建校时没有多少钱,因此修建的都是当时殖民时期最实用的红砖房。后来它有了名气,得到很多优秀校友的捐赠,再修建的大楼就气派很多,但是为了避免给人以暴发户的感觉,新修的大楼采用了历史更久远的哥特式设计风格,因此后来修建的这些大楼反而看上去更古老。

为什么耶鲁要求学生学习很多门功课,但在给成绩时却相对宽松呢?我想这里面有两条原因。首先,耶鲁大学认为学生学习是为了自己,应该是主动的,即使没有考试,一个好学生也应该努力学好功课,如果哪个学生不想太努力,学校也不想勉强他,因为最后学到了多少知识,得意或倒霉的都是学生自己,因此学校不想通过卡成绩来强制学生学习。其次,耶鲁并不想让学生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准备考试上,以至于耽误了他们的全面发展。我现在回想在清华读书时有的教授以“高标准,严要求”为自豪,因学生能做出很多难题而沾沾自喜,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么做是剥夺了学生全面发展的时间;而那些强制学生必修的课程学生往往一辈子也用不上。2001年,耶鲁的毕业生小布什总统在耶鲁毕业典礼演讲时说:“对于那些优秀的毕业生,恭喜你们,干得好!对于那些得C的学生,没关系,你们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对于那些退学的学生,你们有可能成为美国的副总统。”

在美国,要向当官从政,需要学文科,而不是像在中国那样学理工科。在美国各行各业的精英里,校友的力量非常强大,因此如果想从政或者当律师,就要选择上耶鲁这样的大学。即便不想从政,耶鲁的文科教育对本科生也将是受益终生的,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可以到研究生院去进一步学习,而人文素养的培养很大程度上要靠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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