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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林森:蒙田与中国(节选)

格鲁米
蒙田所生逢的16 世纪中叶和末叶, 正是法国战乱频繁、风云变幻的时代。由于深感宗教战争的危机, 厌倦官场生活和疲于社交事务, 这位人文主义的怪才, 在37 岁(1570 年) 时, 就一改文艺复兴诸子凌厉激奋的生活航向, 卖官归田②, 退隐到他乡下的领地维尼, 过起一种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蒙田的退隐既表现了他对所处社会的逃避和悖逆, 也反映出文艺复兴运动后期新兴资产阶级中饱学之士对优游闲暇生活的向往, 有着深刻的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然而, 这种退隐归田的生活方式, 常常使人联想到“杜门不复出, 终身与世辞”的庄周、陶渊明这样一些东方“隐士”的形象,以致使某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历史学家博克) 敏锐地意识到, 蒙田“迟早总要被人们看作是一位中国道家思想的人物”。其实, 蒙田生前对中国道家思想毫无所知。作为作家兼思想家的蒙田纯粹是由西方文化圈打造出来的, 他以古希腊哲学为乳汁, 转益多师, 不宗一派, 他的思想清新、透彻,是“一种明快的自由思想”, 与道家思想并没有什么直接渊源的关联。蒙田对中国文化纯然是陌生的、无知的, 他在55 岁(1588 年) 上, 即辞世四年前, 才读到西班牙来华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接受了中华民族具有古老历史的思想, 并在《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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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所生逢的16 世纪中叶和末叶, 正是法国战乱频繁、风云变幻的时代。由于深感宗教战争的危机, 厌倦官场生活和疲于社交事务, 这位人文主义的怪才, 在37 岁(1570 年) 时, 就一改文艺复兴诸子凌厉激奋的生活航向, 卖官归田②, 退隐到他乡下的领地维尼, 过起一种离群索居的隐居生活。蒙田的退隐既表现了他对所处社会的逃避和悖逆, 也反映出文艺复兴运动后期新兴资产阶级中饱学之士对优游闲暇生活的向往, 有着深刻的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然而, 这种退隐归田的生活方式, 常常使人联想到“杜门不复出, 终身与世辞”的庄周、陶渊明这样一些东方“隐士”的形象,以致使某些西方学者(如英国历史学家博克) 敏锐地意识到, 蒙田“迟早总要被人们看作是一位中国道家思想的人物”。其实, 蒙田生前对中国道家思想毫无所知。作为作家兼思想家的蒙田纯粹是由西方文化圈打造出来的, 他以古希腊哲学为乳汁, 转益多师, 不宗一派, 他的思想清新、透彻,是“一种明快的自由思想”, 与道家思想并没有什么直接渊源的关联。蒙田对中国文化纯然是陌生的、无知的, 他在55 岁(1588 年) 上, 即辞世四年前, 才读到西班牙来华传教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 接受了中华民族具有古老历史的思想, 并在《随笔》第3 卷写下了这样的话:“在中国,在这个很少与我们交往, 对我们并不了解的王国里, 它的政府体制和艺术在一些杰出的领域内超越了我们, 它的历史告诉我, 世界之大、之丰富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所无法深刻了解的。”这几乎是蒙田在《随笔》中谈论中国绝无仅有的文字, 它表现了西方巨子对东方古国的一种陌生感及其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神往之情。蒙田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不存在直接渊源关系, 那么蒙田何以被西方学者视为可能的中国道家人物呢? 蒙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联呢? 这只能从培育蒙田思想的西方文化源头, 从蒙田思想的智慧和视野特色来寻求答案。

蒙田隐居乡下领地, 并非如他所言单单“享吾天年”, 也非如陶渊明似的“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将自己封闭在绿色的田野里荷锄吟咏, 而是一头扎进了他那座圆塔三楼的书房里, 闭门读书、写作、沉思, 用美文、用智慧、用其丰富的人生体验, 结成了《随笔》这样一部多卷的“研究人, 探索自己”的旷世之作, 向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敞开了他的思想之窗, 以致他的后辈和同乡,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读到《随笔》时, 不仅“读到了写书的人”, 而且也“看到了思想的人”。他在藏书室的四壁挂满了西方古哲的语录, 其中就有罗马剧作家泰伦修(Terence, 公元前195—159)的一个隽语:“我是人, 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这是人文主义者蒙田终身遵从的人生格言和创作主旨, 从中显示出蒙田所特有的自我意识、人类意识和世界意识。蒙田思考的中心主题是人, 以人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他在《随笔》中声言:“我所从事的研究其主题是人”,“我的头脑最主要、最辛勤的工作, 便是研究自己。”他本人就是“书的素材”, 他是“第一个向公众展示包罗万象的自我全貌的人”。他在自己的思考和作品中, 充分地肯定了个人的存在及价值, 肯定了人有获得幸福和享受现世生活的权利, 肯定了所有的人在精神、道德和智慧上都是平等的, 认为“每个人都包含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完整形态”,“人在兴趣上和力量上各个不同, 应该通过不同的道路, 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谋求幸福”(《随笔》下卷第12 章) ,“皇帝和鞋匠的灵魂出于一个模子”(《随笔》中卷第12 章) , 这种对个性、人性的尊重和肯定, 必然导致对神和神性的否定和取代; 这种人类平等的思想, 必然突破区域和种族的局限, 而导致对异民族文化的关注和尊重,从而使这位在塔楼上竟日思索的西方“隐逸者”具有一种崭新的世界意识和开放的文化视野, 这是蒙田思想的一大特色, 也是其《随笔》弥足珍贵的思想特点。这就是说,“由对神的尊重, 收缩、复归到对个人、个性的尊重, 同时由对个人、个性的尊重扩大到对整个人类的尊重; 由对神性世界的向往, 收缩、复归到对自我世界的关注扩大到对整个世界的关注”。——由这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构成了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以人为中心, 具有世界意识的文化观念。正是蒙田这种超越种族、超越民族的鲜明的世界意识和世界观念, 为其思想注进了一种新鲜的活力和滋养, 并由此培育了他与基督教文化圈之外的异质文化的一种本能的亲善感和亲和力。在《随笔》中我们看到, 蒙田对美洲新大陆民风习俗的浓烈兴趣(《随笔·话说食人部落》)、对所谓“野蛮人”印第安人文化的精到论述、对陌生的中国文化深情关注(《随笔·谈马车》) 都是在这种亲和力驱动下产生的, 蒙田正是怀着这种世界胸怀和文化亲和力通向陌生的东方, 并由此建立起蒙田思想与中国文化的某种似是而非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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