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叫魂 9.0分

盛世也好,乱世也罢,平民皆如蝼蚁

岱小鹅
在我接受的中学历史教育里,几乎每朝每代都会存在一个 “盛世”,如开元盛世或者康乾盛世。可历史当中冷冰冰的“盛世”与我们思维中所构建的“盛世”有多大差别呢?

先抛开统治者在官方文件中粉饰太平或者夸张渲染的因素不谈,这个盛世很大程度上也是统治上层眼里的盛世:经济平稳发展,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动荡,百姓满足温饱没有什么大的怨言。但在统治者眼里外表“镀金”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细节,看似安稳的现状背后有没有能够喻示未来的前兆?一场1768年席卷整个中国的妖术恐慌“叫魂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故事发生于1768年,乾隆33年。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随后由南到北逐步席卷全国。据说懂妖术的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进而运用妖法使得其魂魄为自己服务,而失魂的人会即刻死亡。从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开始的大半年时间里,全国陷入到妖术浪潮中,民众不断寻求自救的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而夹在其中的官员一面要应付皇帝的旨意一面也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捉妖清剿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平民纷纷指认身边的僧人道士,官府忙着缉捕那些流窜作案的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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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接受的中学历史教育里,几乎每朝每代都会存在一个 “盛世”,如开元盛世或者康乾盛世。可历史当中冷冰冰的“盛世”与我们思维中所构建的“盛世”有多大差别呢?

先抛开统治者在官方文件中粉饰太平或者夸张渲染的因素不谈,这个盛世很大程度上也是统治上层眼里的盛世:经济平稳发展,政权稳固,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动荡,百姓满足温饱没有什么大的怨言。但在统治者眼里外表“镀金”的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细节,看似安稳的现状背后有没有能够喻示未来的前兆?一场1768年席卷整个中国的妖术恐慌“叫魂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故事发生于1768年,乾隆33年。一种名叫“叫魂”的妖术突然从江南爆发,随后由南到北逐步席卷全国。据说懂妖术的人可以通过获取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进而运用妖法使得其魂魄为自己服务,而失魂的人会即刻死亡。从1月德清石匠吴东明案开始的大半年时间里,全国陷入到妖术浪潮中,民众不断寻求自救的方法,乾隆皇帝一心要铲除妖术并摧毁其背后的阴谋,而夹在其中的官员一面要应付皇帝的旨意一面也要维持社会的稳定秩序。捉妖清剿运动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平民纷纷指认身边的僧人道士,官府忙着缉捕那些流窜作案的妖人,而皇帝在焦急与忧心中一步步落实着自己的计划。可是从街边巷尾到皇宫宅邸折腾到深秋,死了无数冤民也丢了无数乌纱帽之后,皇帝才被迫认识到这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没有妖人,没有妖党,也没有妖术,有的只是造谣诬陷和惊慌无奈,最后皇帝只得叫停这一切。

顺着孔飞力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有关皇帝、官府与平民的事件。但在理清三方关系之前,我们先看看历史给这个故事设定了怎样的背景。

作者在描述发源地长江中下游地区时,除了称赞其经济繁荣外也指出了许多问题。江南地区人地资源不协调,雇佣关系失衡,相对应的,日益抬高的粮价有其是米价成为了平民极大的负担,而长江中下游核心区域的富庶与边缘贫困地区的落差也造成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为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隐患。平民生活可以满足温饱,但区域间差异大。同样,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很难得到权利的体验。而满清的官僚系统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发展出自己完整的体系,达到了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王朝集权统治的最高峰。官员们有足够的手腕与皇帝的命令斡旋,既不明着违反旨意又可以在对民众搜刮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皇帝的目的就是要稳固自己的统治。

本书最妙的地方在于作者带我们我们分别从三个角度来解读“叫魂”妖术事件,实质上是从三个角度解读了乾隆治下的社会。

第一个层面,谣言在平民中迅速流传,很快遍及大江南北,这本身并不稀奇。可是为什么矛头到最后一致对准了和尚、道士以及乞丐?虽然温饱可以得到满足,但更可怕的是平民权利的缺失,作为大清帝国的子民,平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帝国的回馈,其本质工作就是低下头默默劳作以支持帝国的运转,但帝国的一切光鲜都与自己无关。在整个社会中,他们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生存的空间被一再压缩。而叫魂事件的出现,给了权利缺失的平民一项可见的权利,即在确实而即刻的危险面前保卫自己并铲除危险的权利。恰好,事件的开头是与僧人有关,而僧人所代表的是流浪汉群体,一个在当时这是比平民处于社会更加边缘的群体。于是,平日里被压抑的民众“理所应当”地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将枪口对准了流浪汉阶级,而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到最后乞丐也被牵连其中。

孔飞力通过民众对于“叫魂”事件的反应为我们展示了“盛世”下平民的社会心理。当我们习惯了用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某一个时期的社会,习惯了用一些数据和官方的记载来代表一个时代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社会中的主体即平民百姓真实的生存状态。而从百姓们后期对待流民阶层的反扑的“疯狂”回应来看,即使生活在封建时期的顶峰盛世下,平民的权力缺失以及生存边缘化的困境依然未得到丝毫的改善。

而夹在皇帝与平民之间的官僚阶层的状况则又是另一番图景。官员在地方有直接管辖权,因此其必须为一方的安定负责。而皇帝为了监督官员设置了考核、弹劾等多种考察手段,同时皇帝对于陈词滥调以及报喜不报忧等问题极为反感。对于上下两方面官员必须应付得当,才能在保证乌纱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全自身的利益。所以当“揣摩圣意”之后发现皇帝铲除妖党的决心后,官员们无一不花了大功夫进行排查,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寻妖人,甚至牺牲了不少平民无辜的生命。对于官府来讲,当保证地方安全与皇帝圣意方向一致时,那就没有什么不能付出的代价了,因此才会造成了一幕幕悲剧。

官府的行为实质上是整个社会权力运作模式的缩影,庞大的国家需要合理而系统化的管理才能够正常运行。任何一套官僚制度都会有被时代超越的一天,只有不断完善其运行准则以及强化监督才能保持生命力。在大清建国一百余年后,汉化的负面影响以及相对安稳的社会格局不断腐蚀着不断在僵化的官僚体系,而这也是日后悲剧的前兆。

在作者的笔下整个事件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出戏剧的导演。从事件的一开始,皇帝就没有打算仅仅把这件事当做普通的封建迷信一样处理。满汉矛盾,满族汉化,官僚体制衰败都是棘手的难题。于是皇帝坐镇中央,直接向下级下达命令下决心严惩妖人,使得清剿成为了帝国的头等大事。而另外又埋怨官员办事不利又责备官员滥杀无辜,将矛头对准官僚系统。随着事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场冤案。这时皇帝掉准枪头,在承认有妖党的前提下把罪责全部推到官僚系统内,进行了一次清洗。

当我们顺着乾隆皇帝的思路来审视整个事件的时候,会发现他从宏观的角度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大清帝国的制度所遇到的挑战。乾隆皇帝不仅是统治者,还是外来的统治者。因此他所面临的难题不仅仅是下层对上层的谋反,还有汉族人对满族人的排斥。作为外来征服者他必须要在汉人占主导的国家保存其族群的鲜明特性,可是在治理国家时却必须让其族群与汉族的地主与官僚共享儒家文化。面对着满族汉化的加速与汉族人的排斥,他想要解决却又显得有心无力。作者在书中提及在皇帝的朱批中从未把叫魂的剪辫与满汉矛盾联系起来,仿佛是在刻意回避,这足以显出皇帝的谨慎与忧虑。此外,官僚系统的腐败与僵化也是各个朝代都面临的问题。

孔飞力教授不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更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整个“叫魂”事件的叙述,从背景到线索,从起因到结果,无不是有条有理的细细展开,内容丰富却毫不生涩。当我们置身于作者所描绘的场景中时,其实无形中也被作者传递了关于“乾隆盛世”多方面的社会信息。而整本书以“叫魂”事件为一个切入点,从平民、官府、皇帝三个视角进行审视和分析,以小见大,为我们描绘出一幅18世纪中期大清帝国自下至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图景,为我们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一个乾隆治下的清帝国。

而在这图景之下,作者还为我们留下了什么?

在新版译本的最后,译者写了一篇札记,其中说到: “他所讨论的全是历史,对现实并无半点影射。我们之所以在读此书时会感到似曾相识,那是因为现实中还常常有历史的影子罢了。”

“ 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注:孔飞力,《叫魂》,三联书店第285页。)

这是一个暂时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社会。在看似安稳的外表下,帝国的危机不断蔓延着,人口增长、人地矛盾、物价飞涨、地区发展差异等等都威胁着上层统治。而平民的生活早已被政治机器压得抬不起头,在日复一日的默默贡献之后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来自帝国的回馈。长期的权利缺失改变了平民的认知,似乎在这样悲惨的生活就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循环,妄图在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经营与奋斗可以改变现状已经成了天方夜谭。平民的不满与失望在激增,只需一把火就可以瞬间点燃。因此出现了一起具有威胁性的公共事件后,每个人的权利似乎都有被侵犯的危险,而在上层的默许下,相对应地每个人也都获得了保卫自己的权利。如熊熊烈火燃烧一般,权利缺失的压抑瞬间得到了释放,进而进入到了权利幻觉的状态。当权利成为了放在大街上任人随便使用的利刃时,那么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了。在平民眼里,既然无法从帝国中获得我本该得到的利益并且不断被压榨着,那么当我拿起武器的时候就要使那些比我处于更边缘状态的人补偿我。这种补偿并不是金钱,也不是尊严,而是一种满足感,这不仅是可笑更是可悲。此外,之前社会中越多人处于压抑的状态,那么释放时的群体效应也就越大,迅速由个人幻觉转变到集体幻觉。个人的意识和思考在集体的煽动性和影响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最初会怀疑自己的判断力,随后个人的价值观与道德意识会在周围人的行为的影响下慢慢沦丧,直至最后整个社会进入了疯癫,进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当然,这样的疯癫绝不是平民单独的责任。处于政治机器顶峰手握权力的那一个或几个人,他们有意无意地当这疯癫是一把刀,去杀掉内心挥之不去的顽疾。而这再经过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生存和利益斗争的官僚系统的放大,终会酿成一幕幕悲剧。

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桩桩一件件,丑陋的一幕一次又一次的在历史的舞台上出现。我们必须去思考造成这悲剧的根源是否还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以及制度体系。否则,历史还将会重演,只不过是换个时间换个名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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