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哑时代 聋哑时代 8.6分

时代装聋作哑,荒原压抑少年

淡豹
在阔别长篇小说体裁十多年后,以《船讯》、《断背山》等诗性而简洁的小说闻名的作家安妮·普鲁于2016年出版了“超长篇”《伐木者》(Barkskins)。她告诉《卫报》自己为什么要写一本超过700页的小说,

“这是那种老派作品,它很长,有大量的人物,主题很大,很重。它不是大多数美国作家喜爱写的那种凝视肚脐式的、描写家庭破碎与危机的小说。它对读者会是个挑战,但我猜读者或许也会想念以前的那种小说:一本大书,仔细写成。”

所谓“凝视肚脐”,是以放弃更大的主题和更宽的视野为代价的自我沉浸和情绪解析。这是最近四十年来在北美尤其常见的写作风格,在长篇的部分章节中和在短篇中一样流行。其特点是情节动力偏弱,缺乏对情节和人物在完整与发展方面的追求,其叙述上的破碎感和断片性质常常被称赞为简约,有时是一种要呈现世界多样化碎片的修辞技巧,也有时来自于作家对现代社会“不连贯性”的诊断和断片式的生存经验,但在实践中,在不够好的作家那里,这种风格常落入自我放纵式的对单个人物困境与情绪的描画,成为一种既过分又不充分的写作:过度沉迷自我,又在视野、历史感和丰富度与人物的类型学上不够充分。这种冥想式的写作令人烦躁,它试图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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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阔别长篇小说体裁十多年后,以《船讯》、《断背山》等诗性而简洁的小说闻名的作家安妮·普鲁于2016年出版了“超长篇”《伐木者》(Barkskins)。她告诉《卫报》自己为什么要写一本超过700页的小说,

“这是那种老派作品,它很长,有大量的人物,主题很大,很重。它不是大多数美国作家喜爱写的那种凝视肚脐式的、描写家庭破碎与危机的小说。它对读者会是个挑战,但我猜读者或许也会想念以前的那种小说:一本大书,仔细写成。”

所谓“凝视肚脐”,是以放弃更大的主题和更宽的视野为代价的自我沉浸和情绪解析。这是最近四十年来在北美尤其常见的写作风格,在长篇的部分章节中和在短篇中一样流行。其特点是情节动力偏弱,缺乏对情节和人物在完整与发展方面的追求,其叙述上的破碎感和断片性质常常被称赞为简约,有时是一种要呈现世界多样化碎片的修辞技巧,也有时来自于作家对现代社会“不连贯性”的诊断和断片式的生存经验,但在实践中,在不够好的作家那里,这种风格常落入自我放纵式的对单个人物困境与情绪的描画,成为一种既过分又不充分的写作:过度沉迷自我,又在视野、历史感和丰富度与人物的类型学上不够充分。这种冥想式的写作令人烦躁,它试图一滴水中见世界,但你看不到水滴石穿。我这种暴躁的读者着实难以忍受。

在汉语小说中,关于成长和青春的小说尤其受这个风格的影响,与部分以此为写作主题的年轻作家的相对稚嫩有关,也与这批年轻作家成长期间发生的“重写文学史运动”、时代性的外国文学译介、台湾文学的影响有关。他们凝视肚脐,但愿能以小见大、以浅纵深地描写情绪、家庭创伤、友谊和陪伴、成长过程中的微妙,但即使其中有幸避免浅薄的那些作品,也往往过于纤细和狭窄。这种作品在90年代末出现时初看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也有商业化的潜力,但如今已经成为类型化的写作,表达类型化的成长经验。

青年作家双雪涛于2016年9月出版的长篇小说《聋哑时代》是成长写作中的一个异数。它开篇就给出时间定位,“1997年的夏天”,描写一个工业城市中考试逻辑和竞争逻辑下成长中的一批少年。它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串联起各章,每章一个中心人物,结构相对简单取巧,也因此读起来流畅、轻盈、多变。而它的真实主题并不是青春或教育,而是权力——这一帮孩子,体会着权力对人的操弄,在诸种飞跃疯人院的尝试中结成隐秘的同盟。

所谓聋哑时代,是像叙述者“我”李默这种在长久的压抑和困惑中不大说话但内心翻腾的聋哑;是他观察到的那些受挫后拒绝再对话的少年;是他们发出的声音不被他人所听到、体会——直到多年以后其中的一个成为小说家,能讲出大家的故事;也是时代的聋哑。时代任由权力生长,连手持权力的大小人物都为自己所惊诧,而时代对人、对自身的病症装聋作哑。


语言与“垃圾探测器”

《聋哑时代》刚刚出版,实际上写于四年前,其中几章也曾单独发表于文学杂志。在新书发布会上,双雪涛说,这部长篇是他为自己写作的珍存,历经修改,“连标点都花了心思”。它让他惶恐,“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我是坦然的,如果有人承认我现在是一个尽心的写作者,那恐怕也得承认我四年前也是,从那里开始,关于一切痛苦和欢悦,我都准备好了。”

海明威曾经表示,区分好坏作家的标准之一是前者的“体内安装自动垃圾探测器”,对那些使叙述染上疾病的事物敏感——可能是媚俗思维,可能是副词,也可能是酒。这是好作家的天赋。《聋哑时代》还不是双雪涛最风格化的作品。不像后来的《平原上的摩西》那么冷硬有力,《聋哑时代》会更“粘”一点,作者与叙述者的情绪距离更近,但语言已经很明显地自省,警惕滥情,提防忸怩,时刻戒备对情绪和细节的过度沉迷,展示出一位作家在风格形成过程中比较真挚的阶段。

全书叙述沉着简洁,不煽情,虽然是描写初中,口吻却来自一个回望少年时代的青年人。因此,语言带着强烈忧愁,却不是下意识的、缺乏反思的自我沉浸,而是在追忆那不可追的似水年华时尽力回到过去而不能,在场感与无力感杂糅下的忧愁,颇为动人。

在叙事情绪上,《聋哑时代》的主题实际上相当沉重,城市衰败、家庭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压抑的学校日常生活中充满微小的暴力与让人难以逃脱的控制。但它在对这个主题的展开中,忧愁和轻盈并存。那种轻盈不是情绪的轻浮,而更像一个少年昂起下巴,带着骄傲也为了骄傲,让自己有一个轻盈、有尊严的步态。


人物与“白衬衫”

书中人物繁多,同学、家长、老师、甚至是只出场一次的同学父母这种次要人物,都处在叙述者敏感的打量之中,构成具有浓厚时代感的群像。

在同学中,他写了三类人物。一类人被时代标定为合格有用,一类人在制度中以自主性和疯狂开辟出小小空间,聪颖的科学少年刘一达与崩溃的怪人霍家麟一体两面。第三类人是早熟的古怪迷人女孩,安娜和艾小男实际上也是一体两面,自杀或失踪也是同类命运。这是作者用力和用情最深的人物,他带着梦幻般的眼光描写她们。

幻灭是二十世纪成长小说的母题之一(菲茨杰拉德或许是最擅长此道的作家之一),发现思慕对象面纱背后的真实是主人公成长的代价,是现代小说中弑父式的行动,主人公不得不成为“自我”,而伴随这种发现而来的失望和伤感则成熟为一种虚无的现代情绪,主人公独立地、成熟地坠入无神的人生。

双雪涛则有一种温柔。他拒绝叛变,拒绝祛魅,始终带着爱和温存描画这些女孩,这成为他成长叙事的特征之一:主人公对父母老师等长辈始终持有客观的分析性和距离感,并不存在从尊奉到叛逆的“杀掉权威”的转折,对同伴则始终持有爱与理解。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觉醒与成熟无需以“揭露”他人为代价,这或许不仅说出了双雪涛对人物的感情,也表达了他的政治。

表面上,艾小男的白衬衫是大众文艺描写青春时流行的符号。不过,这个常在青春文学和电影中轻薄化为一般意义上的清洁美丽的象征、容易流于庸俗和刻板印象的符号,在《聋哑时代》里相对具体、可感,因为它少有地与城市地理构成了极端映衬。《聋哑时代》的背景不是纯真校园、绿树桃花,而是蓝布工作服和油污,是钢铁城市的暗色调。

双雪涛描写的城市中,居民过着一种粗粝的,寒冷的,困难的生活。天气恶劣,恶的制度下大人不是习惯于欺负他人就是在对权力的逆来顺受中挣扎,软弱得让人心疼。校园中每日生活都是一种折磨和考验,人的性格狂蛮古怪,老师像迫害狂。在色情片、暴发户与监狱、阶级差异、机械般的背诵之间,白衬衫没有一点明媚或甜美的意味,不提亮,只是“不暗”而已,在压迫性的世界中拓出一小片轻松,以至于书中连爱情描写都有岩壁的质地,粗糙、陡峭、不稳定。

我们看到一群受压抑的、情绪激烈、不轻盈的小孩子。书的吸引力之一在于我们看着他们走向必将不幸福的命运。离开或留下,写书或做生意,男或女,暴戾或敏感,美得像超越了这块大得难以识别其边际的岩壁的女学生,以及借由爱恋她向往更高、更好、或仅仅是不同的世界的男孩子。这样的故事有低落、模糊的乐观性。在双雪涛后来的作品中,由白衬衫代表的救赎更具体地存在于某种技艺或者文学蕴含的美、真理、异于此世的性质中,有时更直接地存在于《圣经》里。

而在《聋哑时代》中,他如何发展这些角色?他让他们成为怪人、遗世修行者、贱民,仿佛他们的潜能在青春时代的抗争中耗尽了。他们的人生缺乏形式,但他们整体构成了形式。直到艾小男和叙述者重逢,二人回忆和重温那些意味着命运尚未成形、历史似乎还尚可能改变的光阴,之后艾小男也消失了。叙述者,一个小说家,则不断回望生活,以自己的视角串联所有角色,负责替所有人讲出《聋哑时代》的故事。

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也是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整本《聋哑时代》也可以被读成一部关于小说创作的小说,隐秘的超小说。一切都可能是个疯狂的梦,来自2000年的早熟少年,或者艾小男从未归来。


地点与“近历史”

在浪漫派影响下的抒情现实主义小说中,天气经常同时作为情节手段和修辞技巧存在。一场雨促成人物相识,一场雨之后的肮脏泥泞下人物沉入对存在的内心探究中。《聋哑时代》熟练地以天气作为人物内心世界的隐喻,全书开篇第一句,我们便看到人物处在青春期开始之前、初中开学之前的夏天,“炎热而干燥”。在最末一章《她》中,叙述者不同时代日记中的天气符号表达情绪变化,晴而热,阴沉得当晚就要下雨,晴冷。

但对《聋哑时代》真正重要的不是天气,而是气候。气候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体气氛,当地的丧仪等文化习惯不再只是修辞技巧,而是结构了情感与人格。大雪中灰秃秃的泥泞与夏日的炎热干燥都内在于他所描写的北方工业城市,这个地点具有了性格,就如同19世纪中浓雾和阴雨笼罩的肮脏伦敦不仅是作家笔下犯罪和欲望的恰当舞台,而且地点自身已经是其时作家描写的核心“人物”之一。

因此,去讨论《聋哑时代》的“青春性”是有点离题的。他之所以写青春,似乎是因为在他关心的历史年代中(中国市场改革之初的转型期二十年),第一人称叙述者恰好正处于青春期。但那个年代并非仅是人物的背景,他笔下的年代/地点构成的时空型是更大的、持续出现的主要人物。这在《聋哑时代》这本带着浓烈青春情绪的书中还不那么明显,到了《平原上的摩西》、《跷跷板》等更晚的作品中,当作者克制回望自我的情绪、创作更自觉之后,就相当明显。

在如今常见的散文体小说(以及那些“凝视肚脐”类创作中),作者让读者关心人物与观念。而双雪涛的能力在于他能让读者关心事件和地点。实际上,在他强力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下,做到这一点有相当难度——叙述者很难能既困惑又有力,还不让人讨厌,而他成功了。

当然,我觉得双雪涛个人的写作兴趣仍然在于角色之间的关系,那些古怪的行进,致命的吸引力和困难的感情(所谓difficult love situations)。但他所呈现出的地点比人物更有趣、特殊、富有生气,这些城市是有力的、粗野的、困难的地方,人有并不明确却强烈的个性,充满暴力与冲撞。

哈罗德布鲁姆说,评价想象性文学的伟大,他只认可三项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中国先锋文学时代一些极为杰出的作家如今缺少的是对当下时代的认知力量,小说成为社会新闻和罪案的堆积与发展。我但愿能读到更多剖析这个时代城市风貌的小说,更多作家能以剖析文革与农村/城镇生活的锐利解析1980年以来的“近历史”和大城市生活。老实说,如今东北的凋敝让它成为了文学上更有趣的地方,什么都不顺利,风强劲,人懊丧,这种都市荒原相当富有吸引力。《聋哑时代》主要仍然是关于成长的作品,双雪涛在此并没有自觉描写城市,但他写其中的校园时像写都市中的部落,仿佛是冬天里的医院麻醉室,有病态的迷人。

他对时代的成因与病症也并不明确,不过他有一种一定要纠结于近历史、不肯绕路而行的执着。一场雪崩,所有人都被冻住了,一个人的身体逃了出来,灵魂不断回望雪山。或者一个疯狂的说故事人,凝望一块他摩挲已久的琥珀,一个瘫痪者,在床上躺了太久,从天花板中看出花来。


结语

王德威曾这样理解文本中的历史性,它“并不在不可既往的过去里,也不在现在对过去的重建里,而是在标示着过去与现在的不同的鸿沟里。” 如果说对于茅盾这样的写实主义者而言,填补鸿沟的是一个历史观念,譬如马克思的阶段论。那么双雪涛(模模糊糊地在做的)是向近历史那些意义尚不明确、但已造成了心灵损伤的鸿沟中,填补一个浪漫的,白衬衫式的内核。当然,如今尚看不出他是否会很快竭尽对那个历史阶段的认识,像有些先锋文学作家一样最后不得不描写我们身处的此时此刻并在思想上疲态尽显。

《聋哑时代》是对逝去时光的动人追忆,伴随“权力下的成长”主题而来的意识形态批判让它不同于大多数关于青春的写作,而对故人的怀恋又使它跳出了一代代弑父与虚无的成长链条逻辑,隐隐表达了一种新的、更温柔的政治。不如就用普鲁斯特描述回忆与创作之间关系的句子来结束这篇评论:

“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实真相。可是如何寻找?我毫无把握,总觉得心力不逮;这颗心既是探索者,又是它应该探索的场地,而它使尽全身解数都将无济于事。探索吗?又不仅仅是探索:还得创造。这颗心灵面临着某些还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它才能使这些东西成为现实,并把它们引进光明中来。 ”

删节版原载《北青艺评》一月的某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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