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9世纪门阀

对于门阀贵族，似乎印象更为深刻的是4-5世纪之间的东晋南朝的门阀士族，对于唐代的门阀大族以往的印象也多局限在“牛李党争”等事件里。但谭凯先生的这部著作却聚焦了长尾时段，探讨的是经历了数百年乃至千年之久的许多门阀望族为何在9世纪之后与唐帝国一同消失，这是很有意思的选题。

纵观这部书的结构和论述主旨，无外乎以下五点：

1 门阀大族有很强的适应力，在8世纪之后科举制逐步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之后。这些门阀大族利用血缘亲戚和联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控制着帝国两京的上层政治。

2、门阀大族大多居住在两京或在两京之间的走廊地带，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少数大族则外迁到襄阳、江陵、扬州等几个地方。

3、外迁的大族或者因为战乱或者认为任官迁徙，但后期随着两京生活成本的巨大，竞争压力增大，不少大族的分支被迫离开京城到外地发展，其的政治生命也就随之终结，开始了地方化的历程。

4、藩镇并不像传统史家认为的是唐灭亡的主要原因，至少在820年之后唐宪宗削藩的努力在河北藩镇之外都成功了，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唐代末期的政治在880年代之前都是稳固的；而自此之后则进入了持续二十多年的动荡时期，兵变战争的频率烈度明显增加，局势失控。

5、门阀大族消亡的主要原因也不是藩镇自己征募人才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肉体消灭和财产、社会网络的损失，以黄巢之乱为代表，随后全国主要人口聚集地都发生了持续混战，造成了世家大族人口大量减少，旧的关系开始被打破。

这部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定量关系的多次巧妙地利用，充分挖掘了唐代墓志的史料价值，并充分可视化分析。，从A、B两个大族集群等的相关分析就可以一窥，遗憾的是在藩镇问题上似乎有过于淡化安禄山等人的破坏性对于唐代的政治结构，而对黄巢造成的灾难后果则又予以了一定的放大。此外在数据分析过程中的筛选标准和样本的个性化，则还存在着缺憾，这些缺憾或许随着今后新的墓志文书材料的发现能得到拾遗补正。

门阀门当时的观念与今天不同，这是作者多次强调的，当时人入仕有“荫”的特权。在今天是认为是一种裙带关系，但当事人却引以为荣，认为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德行和事功，表现在墓志上也是详细的记叙自己的远祖。但作者也提到了9世纪人们开始逐渐转变，门第和郡望已经不是最为重要的晋升之道了，当下的祖孙三代的做官履历和婚姻情况则成了关键。这些门阀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姻提携关系，无论是通过科举考试还是出到各地藩镇做节度使、观察使的幕僚，都有很大可能得到晋升重用。这一点，作者在第三、四章里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分析。唐代之所以绵延三百余年，有学者认为与地方大族的稳定繁荣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也是有言之不虚的感觉，大族们轮番把持着宰相、吏部尚书、知贡举等核心官职的肥缺，很容易提携帮衬自己的亲戚、门生弟子和远近同族，这样更大的政治网络也就形成了，他们务实的灵活性使得即便到了9世纪末也在朝廷里把持着一半以上的官位，可谓繁盛到了极点。

终结这一切的在谭凯看来是黄巢的叛乱，黄巢两度攻入长安三次焚烧破坏这里的宫殿建筑，劫掠人民。而很多大族没能及时逃出长安城，被残忍地杀死，他们的财富在兵燹中叶被摧毁殆尽。如此一来，本来繁复错杂的两京政治精英大族们的网络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断裂，随之而来的长期战乱更使得大族星散，流落各地，如此一来旧的秩序就彻底被打破了。到了904年朱温在白马驿站杀死崔枢等人，更是一个标志，大族的时代结束了，藩镇下级官僚仰仗他们的权势威望已经成为了明日黄花。这也从当时的保留下来的墓志数量大幅下降有关联，因为制作墓志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是体现其家族物质财富能力的重要表征。

消失的9世纪门阀寓意一个时代的终结，崇尚谱牒、婚姻的门阀习气在10世纪几乎荡然无存了。经历了战火的韦庄后来来到四川投奔了前蜀的创立者王建，开始为地方崛起的新势力效劳；而罗隐等人也是九死一生。不同的地域里新的势力和阶层开始兴起，属于门阀士族的时代是彻底终结了，战乱、气候、命运的交织使得他们没有闲暇时间来重新组建关系网，最终走向了集体衰亡。

意犹未尽的是书里对安史之乱和安禄山的评价迥异于黄巢，似乎在海外研究者看来，安禄山更是一个温和地懂得唐代政治规矩的高级政治家，而黄巢不过是低贱的走私贩子罢了，这里感觉有发挥阐释过度的嫌疑。而书内对门阀大族地域集中分布论也不是新见了，熟悉的朋友在其他海外汉学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类似表述，但地方实力派如何与国家精英互动，在这部著作里体现的并不是很清晰；对于河朔藩镇的独立性影响人才任用的问题，似乎也没有一个满意地回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