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与艾玛·拉金的“缅甸眼睛”

Solveig
对局外人而言,缅甸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国度”。一方面是“风景完美如明信片”,另一面却是“拥有世界最差人权记录”。然而,“整个5000万人民遭到的高压竟然可以完全从视野中消失”——这让旅行者、同时也是新闻人的艾玛·拉金深为震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而在此平静的幻象之下,人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在对缅甸极权之谜的疑惑中,艾玛·拉金迷上了乔治·奥威尔,并且获得一副具有穿透力的“缅甸眼睛”。在对缅甸知识人与普通民众的广泛接触中,艾玛·拉金为外部世界细致描绘了缅甸极权主义的运作机理:监听,以及由此制造的恐惧——监控,只有从自我内部发挥作用,才能产生道路以目、以及相互怀疑的恐怖效应。
于是,艾玛·拉金对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的阅读,及对其缅甸岁月的寻访,就与现实中缅甸的经验世界成为一种穿插交织的互文结构。我们得以看到,恐惧是有传染性的,就像我们在童年时看过的“咕咚来了”的故事:椰子从树上掉下来,并没有看到真相的第一个动物受到惊吓,大呼“咕咚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森林里的动物们纷纷开始惊惧地逃跑——在艾玛·拉金笔下,是那位旅行时紧抱公文包彻夜不眠时刻准备着发生什么的缅甸知识分子、几年里面部逐渐出现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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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局外人而言,缅甸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国度”。一方面是“风景完美如明信片”,另一面却是“拥有世界最差人权记录”。然而,“整个5000万人民遭到的高压竟然可以完全从视野中消失”——这让旅行者、同时也是新闻人的艾玛·拉金深为震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而在此平静的幻象之下,人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在对缅甸极权之谜的疑惑中,艾玛·拉金迷上了乔治·奥威尔,并且获得一副具有穿透力的“缅甸眼睛”。在对缅甸知识人与普通民众的广泛接触中,艾玛·拉金为外部世界细致描绘了缅甸极权主义的运作机理:监听,以及由此制造的恐惧——监控,只有从自我内部发挥作用,才能产生道路以目、以及相互怀疑的恐怖效应。
于是,艾玛·拉金对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的阅读,及对其缅甸岁月的寻访,就与现实中缅甸的经验世界成为一种穿插交织的互文结构。我们得以看到,恐惧是有传染性的,就像我们在童年时看过的“咕咚来了”的故事:椰子从树上掉下来,并没有看到真相的第一个动物受到惊吓,大呼“咕咚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森林里的动物们纷纷开始惊惧地逃跑——在艾玛·拉金笔下,是那位旅行时紧抱公文包彻夜不眠时刻准备着发生什么的缅甸知识分子、几年里面部逐渐出现痉挛症而自觉无法再缄口在缅甸生活下去的导游、退隐且高度戒备的缅甸历史学家,以及艾玛·拉金自觉到在缅甸自己身上正在形成的监视妄想——信任,真的是一种脆弱的情感态度。出于经验,所有受访者都要求隐匿姓名,人们之间也很难敞开彼此真实的想法,除非在极少数的可以相信的亲朋好友之间。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并不遥远的当代国度吗?
在对缅甸的深入探寻中,艾玛·拉金逐渐揭开了极权幻象之下被隐匿的意识世界与生活世界,这个世界由隐秘的阅读、悄声的交谈、无言的行动所构成:

“在缅甸,一些叙事会被禁止,许多书籍也会被查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无法传播。通过信任的朋友、伪装的封面、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藏书室,它们得以流通,形成一个由各种真相和秘密历史构成的平行世界。”

这个“平行世界”,既接近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呈现的“双重思想”,也高度近似于曾经同样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的博·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地下室世界”——正如《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中匿名的心理学家所说,“多样性是存在的。即使在缅甸,也由其他观点渗透进来的渠道。在这里,你不可能绝对地控制人民的精神。”这个“渠道”,是总能找到方式被获得、被散播的书籍与传闻。于是,在艾玛·拉金笔下的缅甸,是“20出头的时候就从‘世界退隐’”、40年来和自己的书“像隐士一样生活”的埃敏,是没有机会完成英美文学学士学位的小书店主人哈图,以及那些偷偷阅读禁毁书籍的人们;在同样经历了高度的意识形态管控的博·赫拉巴尔笔下,是“三十五年”里,一直“置身在废纸堆中”、“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的老打包工汉嘉,是被从编辑部赶出来、却一直喜欢三十年代戏剧评论的美学教授,是沦为掏沟工的科学院院士,以及沦为暖气房工人等等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们。
对于这些被强行剥夺了世界的头脑,书籍是他们的“love story”,是他们依然能够面向真实人性、真实自我的窗口——米沃什所说的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不仅是诗的伦理责任,更是人的伦理要求。否则,我们怎么理解像埃敏这样的缅甸人?就像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前者几十年孜孜不倦从二手书店搜寻英文读物,后者则是从青年时代就有意做废品回收站最底层的打包工、以便有机会从中寻获珍贵的思想。正是对自己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实感知,使得埃敏这样的缅甸人需要书籍的支撑与安慰。反之,借助于阅读《一九八四》这样的反极权小说所开启的视野,埃敏深刻洞悉军政权对权力的滥用,使得缅甸人民每天就生活在《一九八四》里面;而哈图则将书区分为“书籍”与“当代缅甸书籍”,而后者“总是撒谎”。
对真实的需要,当然也影响到缅甸的写作——当然,这也是隐秘的地下写作。生活在谎言虚构的幻象里面,人们渴望“不撒谎的书”,是“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在仰光时,艾玛·拉金遇见一位著名的缅甸短篇小说家,他像许多“要求真实”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曾经在监狱中度过许多年。并不惊奇的是,对真实的强烈要求,会使得“写作”不约而同地趋向“纪实”:在米沃什所论及的波兰诗人安娜·斯维尔那里是诗歌具有“小型画像风格”,“每首诗都是一篇关于单独一件事或场景的微型报告”;在艾玛·拉金记述的那位缅甸小说家那里,故事成为日常生活的记录,是以身边发生的事情为原型,以此记录缅甸军政府统治之下人们在物质与精神上遭遇的双重贫困。
写作成为一种守护,在诗歌里面体现为“一种浓缩的企图,力求只保存根本性的文字”:在缅甸的当代写作里则体现为对对记忆的消蚀力量的对抗——消蚀“真实”的是我们不可靠的记忆力,更是军政府由计划实施的“强制性遗忘”——“记录”成为具有强迫力的伦理责任,艾玛·拉金的缅甸朋友每天都在快要崩溃的电脑上记下每日事件,“‘我必须这样做,’他说,‘这里的官方新闻每天什么也不报,如果我不记下,明天这些就会被遗忘。’”而“想象”则成为一种由内而外的力量,支撑人度过贫乏的每一刻:在缅甸作家笔下,是监狱里的老清扫工吃劣质米饭时飘拂于脑海中的美味气息;是艾玛·拉金结识的缅甸女性,在监禁时每天进行的冥想,专注于小小的胜利;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缅甸最为畅销的小说,因为想象故事中饱含搏斗的勇气。
事实上,在艾玛·拉金所揭示的缅甸的“意识世界”,我们已经无法区分“想象”与“真实”的边际:如果说军政权以对“记忆”的控制构造了一种“不真实”的极权幻象,缅甸人则各自凭着自我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期待,形成不同的抵抗策略。艾玛.拉金在缅甸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像译者所说,“美妙得仿佛虚构的经历”: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当我沿着曼德勒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的雨伞,大踏步向我走来。他灿烂地笑,对我说:‘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然后他走开,轻快地离开。”

这样的相遇,让人情难自禁,心底涌起感动化成眼里薄薄的水雾。也有更多的相遇,是真实的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的人们,喧嚷的尘世背景里面匆匆而过的行人,以及深入交谈,却打开微妙的内在世界:或弃世,或坚忍,或嘲讽,或拒斥……面对当代境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感知与回应方式。有一位老年女性,在艾玛.拉金的毛淡棉之旅,留下丰富而鲜明的印记。在缅甸当代社会的道德崩解中,这位叫做碧翠丝.汤普森的英缅混血儿,当然保持一种对“真实”的敏锐感知,以至于是急迫地要与人谈论“真实”:

“碧翠丝突然转换话题,捡起昨晚她刚刚开始就被朋友打断的话题。‘缅甸现在糟糕透了,’她重申,‘你在这个国家想站着活,就会被一枪打死,甚至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像一名耐心的英语教师,动听悦耳地发出每一个单词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面对真实的直觉与勇气里面,艾玛.拉金以一种女性的、或者是一切好的写作者的敏感与细致,注意到碧翠丝性格里的节制感、以及并未因为节制而消退的热诚——敏锐、勇敢、自控、热诚,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特质,近乎完美地呈现在碧翠丝身上。于是,一出现的时候,艾玛.拉金就注意到碧翠丝形象的典雅,以及在时代的败落里依然保持着对美妙事物的眷念——“多么美妙的下午”——“确实是一个美妙的下午,蔚蓝的天空,棉花一样的云朵,仿佛是从儿童故事书里直接飘过来。”
虽然生活不复往昔的繁盛,但是碧翠丝却保持着让客人尽享美妙事物的待客之道:从邻人借来躺椅,在简陋住屋后的小花园里准备好茶水,糕点细致地排列成螺纹状,蔚蓝的天空,棉花一样的云朵,为离开的客人包好可做夜宵的剩余饼干……这一切,是习惯,是性格的自然流露,也似乎成为败坏现实的对抗之道——精神上的自持,体现于生活的细节与行动。如果一个充满高压与谎言的社会,依然能够让人有活下去的信心,除了书籍、电影、茶馆的聚会、朋友的闲谈给人慰藉,恰恰是碧翠丝这样的人,让人看到,在时代的混乱里,内在的秩序感,有赖于生活的形式感。——这是生活的“另一种幸福”,是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被软弱劝勉去寻找却无力获得的东西。
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当然并不是一个寻常的老打包工,相反,他曾经是、并且一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嘉曾经是戏剧评论写作者。但是,随着纳粹时代与新时代的到来,他和众多捷克知识分子,他所赖以为生的珍贵思想被焚毁、被藐视。一个下沉的世界的回声,只有在“地下室”才能重新被寻获,汉嘉是以自沉的方式来到这个地下世界的,而连同这个自沉,是汉嘉对每日的阳光所表征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离弃——被剥夺了世界的头脑,成为“没有世界的头脑”、“世界在头脑”中的头脑,后者是卡内蒂在《迷惘》中呈现的由书籍所确立的存身状态,它是如此丰富,又是如此绝对而孤独。
而艾玛·拉金所揭示的缅甸的“平行世界”,足以让我们相信,如同样有着极权社会生活经验的米沃什所说,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事物里面,有某种耐久的东西持存着:它是一个美妙的下午,是人们对残存的美好事物的珍念,是在这里,希望得以“在国家和帝国的废墟中生长”。艾玛·拉金在缅甸的历史与现实中穿梭,既呈现殖民地历史记忆在不同个体身上召唤的不同回应,也从权力运作的层面,检视英缅殖民政府对地方自治传统的破坏,反殖民的缅甸军政权在此层面却是与英缅政府一脉相承,但是人民的集体行动却也一直存留在缅甸人的当代记忆中。我愿意将艾玛·拉金在缅甸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中的这位女性视作缅甸人的希望所在:

“四十出头的妇女翁玛,平和地自我介绍。‘我因为四种不同的颠覆政权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六年。’她露出少女般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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