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9.3分

乡土中国(二):只有读懂乡村,你才能搞懂中国

王言子西

费孝通的这本《乡土中国》(2007年8月出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实则包括了五本“书”的内容,分别是: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与生育制度。

前番闲聊了“乡土中国”,将其总结为6大特色,这次,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内地的农村”部分。虽然,它是费先生写于抗战初期,据云南农村的观察而得,但仍具“现代”价值。

这个“现代”价值,你可以理解为是对“乡村”的过往剖析,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现有农村一些现象的“追根溯源”。

问题1:土地权外流

1936年,江苏太湖边的江村,有着80%以上的佃户,而村里一半以上的地权却是握在一人手中,此人不耕田、不下地,且住在距村有若干距离的城里。

禄村,离昆明100多公里的村子,却有着与江村不一样的“地况”:自己有田的农户占全村户数的69%,城里地主在禄村的田约占4%。

费先生称,“禄村是一个离地地主最不发达的地方,农村的土地权绝少流到市镇中。”相对应,江村则是土地权外流较为明显的一处村镇了。

江村与禄村,如同“实验的两个样本”,结果易得,但是原因呢?Why?

Tawney教授说,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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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这本《乡土中国》(2007年8月出版,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实则包括了五本“书”的内容,分别是: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与生育制度。

前番闲聊了“乡土中国”,将其总结为6大特色,这次,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内地的农村”部分。虽然,它是费先生写于抗战初期,据云南农村的观察而得,但仍具“现代”价值。

这个“现代”价值,你可以理解为是对“乡村”的过往剖析,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现有农村一些现象的“追根溯源”。

问题1:土地权外流

1936年,江苏太湖边的江村,有着80%以上的佃户,而村里一半以上的地权却是握在一人手中,此人不耕田、不下地,且住在距村有若干距离的城里。

禄村,离昆明100多公里的村子,却有着与江村不一样的“地况”:自己有田的农户占全村户数的69%,城里地主在禄村的田约占4%。

费先生称,“禄村是一个离地地主最不发达的地方,农村的土地权绝少流到市镇中。”相对应,江村则是土地权外流较为明显的一处村镇了。

江村与禄村,如同“实验的两个样本”,结果易得,但是原因呢?Why?

Tawney教授说,离地地方阶级的崛起,和农业的关系是金融性质。住在地主在大都会附近的地方最不发达,那些地方都市资本常流入农业中——广州三角洲有85%,上海邻近地带有95%的佃户。住在地主最普遍的是没有深刻受到现代经济影响的地方,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及河南,据说有2/3的农民是地主。”

“工商业影响小、土地生产力低、不足以吸引资本家的投资”——这些是费先生引用的一位美国教授给出的一座村镇离地地主、住在地主多寡的原因。但是,事实却是,禄村的农田生产力,高出江村,当时,有着数据可考,以“土地生产力低”作为理由,显然,不够科学、也不够严谨。

我们知道,即使是回到80年前,农民借钱,往往不是为了农事生产,他们借钱嫁女、娶媳、服丧——这些才是借钱的根本之源。生计穷困,种点薄田不足以大项支出,借债,借大额外债,这才让农民以手中的土地,换取赌桌上的筹码,渐而失去土地,成为佃户。

这是其一,另外。

越是靠近都市,日常所需的工业品越易流入乡村,而农村原有的自给经济——比如,手工业受到打击,非农资金收入的减少,“也是农村土地权外流的主要因子”。

土地权外流,恐怕是自古以来农民最为关切的。

问题2:“耕者有其田”的弊病

“耕者有其田”,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

这项土地政策,50、60年代以后的人,是不陌生的。如果,再翻动一下记忆机器,还会想起诸如: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农民闹革命。

中国土地政策有着一段演变史,其内容几次变迁。而“耕者有其田”是1946年5月4日,中央正式发出的一项土地政策,史称《五四指示》,这也就有了之后的: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保护贫雇农,不损害中农的一系列政策细则。

费先生说,“农田经营和所有合一之所以成为土地政策,主要针对一种形式的农村。简单说来,是佃户在农家中占绝对多数。”

耕其田者,没有所有权,地租过高,超出佃户的容忍限度,那是要发生暴动与革命的。所以,费先生从政略讲,并不反对。但是,他指出,“由于内地农村的主要形态是自营小农,”所以,“耕者有其田,也有其弊病。”

即,小农制。

“经营与所有合一,势必农场大小受限于劳力,面积不会大”,费先生主张:

目前的农业政策必然要向如何扩大农场,减少农业劳工,如何提高农业的机械化,如何把农村人口吸收出来等方向打算。”

不得不说,费先生有着前瞻,也有着政治勇气。这可能就是老派学者、专家的治学之气、率真之气。

问题3:农民离地

现在看来,农民离地,已经不能称其为问题。或者说,在农业生产的大幅提高下,国家提倡农民离地。城镇化建设,城镇化率提高到60%、70%——与发达国家相媲美,这些都少不了农民工的贡献。

而费先生算不算是“农民离地”这一问题研究的“鼻祖”,换句话说,他是否是中国研究“离地”的第一人?这个,不好讲,毕竟手边可用的书籍、资料有限。但是,提出此概念,以抗战前后为时间座标,的确有着不小的社会价值。

来看:地主的“离地”,离地地主的形成原因、都市工业的发展、乡镇手工业受限,费先生已经在前文中说明。

由离地地主——佃户不堪重负,脱离了土地关系——最后被逼出农村,费先生在书中称,解放前,人口从农业里流出,大莫有三条出路(费先生引用了陈翰笙的《三十年的中国农村》观点):一,鲁豫直三省农民到东北;二,闽粤等省的,去南洋当苦力;三,走投无路的,做土匪。

而在抗战后,由于兵役、运输、工业、建筑等非农业的劳力需求,给了离地农民一个“出口”。“离地,到农业之外去!”——成了当时的口号。

新工业时代,“离地,到农业之外去”成为口号。

但是,此时的“离地”,已非彼时的“离地”。抗战后,农业繁荣,劳力不能快速释放;而新工业又急需用人。怎么办?

先想法使农业所需的劳力减少。这样,农村就无需拖住中国80%以上的人口,使他们半身插在泥里,动弹不得。......农民离地,必须在农业的生产要素中,加以重新的配合——以资本代替劳力。”

用资本代替劳力,费先生给出的答案就是——农业机械化。

(PS:虽然,现在看来,这已经是通识。但是,须想到,费先生在云南乡村调查时,是抗战初期,1938年左右,如此来看,不得不佩服,老先生的睿智与治学胸略了。)

问题4:农村游资的呆滞

从每个箱子藏着一大卷一大卷纸币的农民来说,他们确是很能勤俭立家的人......可是大批的通货呆滞在农村,从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在费先生看,农民把钱收在家中、压在被子下、藏在柜子中,不叫“储蓄”,是“入藏”,而“通货的入藏是把一部分可以用来再生产的经济力埋没。”

他列举了几条“通货入藏”、游资滞存的后果:一是,让纸币发行额扩大,可,农民依旧把钱放在家里,于是,货币不断吸出市面,纸币发行再扩大;二是,虽然纸币发行扩充,减轻了通胀的可能性,但是,也说明农民不急于出售手中的农产品,这样,农产品价格势必上涨,增加非农的生活费用。

是不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

虽然,我们会说,农村中的游资,或者说“闲钱”,在全社会资金占比不大,影响也甚微,但是,对于乡人、农人,手中的闲钱置换成资本、生产力,岂非更好?

这也是费先生的耿耿心力。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上--------------------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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