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恶 根本恶 8.8分

啊,好恶啊

拙棘

一、

奥古斯丁曾言,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我本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你问我,我倒觉得茫然了。许多概念我们都是日用而不深究其意,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流与理解。但“恶”这个概念却使我们焦虑不安。以奥斯维辛的浩劫为象征,20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斥恶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体系、道德观念不断翻新、无所定论的时代。于是我们无数次使用“恶”这个概念,试图以此澄清自己对种种历史事件、日常现象的感受,然而什么是“恶”却不再有自明的答案。这个概念不再是一个称手的工具,这逼着我们对它作出概念层面的说明。

但这些现实情势并没有刺激出相应的智识努力。回顾20世纪学术史,除了阿伦特(也许还要算上斯科拉),我们找不到一个为“恶”殚精竭虑的思想家。主导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概念是功利、自由、正义、权利、社群、美德等等,唯独没有“恶”这个在20世纪历史经验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概念。神学中对“恶”的研究则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局限在一套狭隘的话语体系中,专注于探讨“恶”的出现与对上帝的信仰如何调和的问题。事实上,在晚近的哲学讨论中,颇有些人认为“恶”是个缺乏解释力的概念。这些论者认为,在使用“错误”、“没有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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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奥古斯丁曾言,时间是什么?你不问我,我本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你问我,我倒觉得茫然了。许多概念我们都是日用而不深究其意,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流与理解。但“恶”这个概念却使我们焦虑不安。以奥斯维辛的浩劫为象征,20世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斥恶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体系、道德观念不断翻新、无所定论的时代。于是我们无数次使用“恶”这个概念,试图以此澄清自己对种种历史事件、日常现象的感受,然而什么是“恶”却不再有自明的答案。这个概念不再是一个称手的工具,这逼着我们对它作出概念层面的说明。

但这些现实情势并没有刺激出相应的智识努力。回顾20世纪学术史,除了阿伦特(也许还要算上斯科拉),我们找不到一个为“恶”殚精竭虑的思想家。主导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的概念是功利、自由、正义、权利、社群、美德等等,唯独没有“恶”这个在20世纪历史经验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概念。神学中对“恶”的研究则远离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局限在一套狭隘的话语体系中,专注于探讨“恶”的出现与对上帝的信仰如何调和的问题。事实上,在晚近的哲学讨论中,颇有些人认为“恶”是个缺乏解释力的概念。这些论者认为,在使用“错误”、“没有价值”等“恶”的相近概念时,我们对其所表达的意思都有着较为明确的把握。只有在没法理解某种行为,因而没法用我们自然理解的概念解释它时,我们才会使用“恶”这个概念。但“恶”并没有澄清贴上了这一标签的现象,“恶”只是覆盖我们理解滞涩之处的遮羞布。

在《根本恶》一书的前言中,作者伯恩斯坦自叙在芝加哥大学读本科时,他对哲学就形成了苏格拉底式的理解,即哲学困惑植根于日常经验,哲学探讨则致力于澄清这些经验。20世纪对“恶”的日常体验与哲学把握极度不对称这一思想背景,作者苏格拉底式的治学旨趣,以及他作为阿伦特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事实上,产生此书的直接机缘就发生于作者写作《汉娜·阿伦特与犹太问题》一书的过程之中——几条线索交织到一起,促成了《根本恶》一书的写作。

二、

对恶的考察是一项哲学工作,作者开展这项工作的方式并不是对“恶”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也不是凭空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在其中独断地给出“恶”的定义。此书以“恶”为线索,探究了康德、黑格尔、谢林、尼采、弗洛伊德、列维纳斯、约纳斯、阿伦特八位思想家在此问题上的观点。这当然是一项哲学旨趣的而非单纯历史的研究。作者不是将前人的思考看作既成之物,对之进行“客观”述评,而是把先哲视为对话者,与他们交锋、向他们学习,希冀在这一对话过程中丰富我们对“恶”的理解。

研究方式并不是外在于研究的手段,而是一项研究的构成性因素,选择何种研究方式本身就是由作者的实质性观点决定的。伯恩斯坦从根本上怀疑存在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澄清“恶是什么”的理论。对“恶”的探究处在诠释学循环之中,这一思想处境决定了这种探究是永远谈不上完成的。我们必须向种种日常经验和思想资源敞开自己的视域,邀请它们加入关于“恶是什么”的永恒对话。

三、

此书以康德开篇,至阿伦特终章,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恶、意志与自由”讨论了康德、黑格尔和谢林对“恶”的分析;第二部分考察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题为“恶的道德心理学”;在第三部分“奥斯维辛之后”中,作者分析了列维纳斯、约纳斯、阿伦特这三位生平、学术有大面积交织的犹太学者对“奥斯维辛之后”如何思考“恶”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

如果我们追随作者的运思逻辑,在正式进入文本前也许可以简单浏览下阿伦特部分。作者本人写作此书正是受了阿伦特的启发,而阿伦特对康德的引用则使作者产生了考察康德的兴趣。处理康德自然带出了黑格尔和谢林在同一思想脉络中的进一步工作。作者特别强调了谢林的重要性:谢林的工作具有转型意义,即他对“恶”的探讨不再纯粹是古典哲学式的,而开始具有了道德心理学色彩,触及了“恶”之禀性的无意识维度。这又引出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道德心理学,虽然他们与谢林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学术传承关系,而只有些表面上的相似性可堪比附。第三部分之所以分析列维纳斯和约纳斯,自然是因为他们与阿伦特在生平与思想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从而进入了作者的研究视野。可以说,作者从阿伦特出发,通过追溯各种线索,搜集了这八位思想家对“恶”的思考。借助这一搜集工作,作者从阿伦特那里得到的问题获得了更宏阔的思想图景和更丰富的反思可能,“奥斯维辛之后”的问题也变成了一个现代思想的共同问题。

但坦率说,作者的这种处理方式似乎有些取巧,细究下来并无太多深意可挖。作者选择这八位思想家有各种琐碎的理由,但缺乏明确且一贯的旨趣。作者对每位思想家的介绍都称得上博学多识、文思晓畅,但整本书似乎不存在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一条层层递进的论述线索,既没有梳理出思想史的明确脉络,也没有塑造出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对话结构,看不出他们的交锋点在哪,彼此能相互补充的不同面相又是哪些。

例如,作者之所以处理康德,似乎仅是因为阿伦特在书中提到康德是“根本恶”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但某一概念的第一次使用很可能是出于偶然,因此只是琐碎的历史趣闻,并不一定具有思想上的重要性。从作者对康德的处理来看,他也确实没能在康德与阿伦特之间建立起值得一提的思想联系,没有展现康德在何种意义上奠定了现代道德的思考方式,从而是我们思考“恶”时必须返回的起点。

又比如说,作者认为,黑格尔将“恶”解释为绝对精神运动的一个必要阶段,因此“恶”将被后来的阶段所扬弃。这是一种具有神义论色彩的对“恶”的证成。作者在分析黑格尔的最后一节评论道,在经历奥斯维辛的深渊之后,我们无法再相信黑格尔对“恶”的证成了;但黑格尔拒绝将恶本体化,强调人与恶相遇时的斗争,黑格尔的这一面是值得我们“挪用”的。作者的这些评判显然只是在以一种未与黑格尔深入交锋过的先见外在地阅读和挪用黑格尔,使之不偏离主题太远。如果说从全书来看,处理黑格尔的这一章略有些离题的话,那么在这一章中,为了回到主题而写的这最后一节又有些像离题话了。这真是“否定之否定”了。

无独有偶,在分析尼采时,作者先是凝练地介绍了《论道德的谱系》的基本观点,再以“辩证反讽家”来解释尼采道德批判的真正教诲:肯定意志、克服虚无主义。在完成这一工作后,作者又在此章末尾解释了“恶”与憎恨的关系。如此一来这一章似乎就不再是普普通通的尼采道德批判简介了,而挂到了“恶”这一主题之上,并且揭示了“恶”的一个重要面相,即它与憎恨的联系。

概言之,作者似乎只是简单罗列了几位或是公认比较重要、或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思想家对“恶”的思考,使全书各章成为一个整体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恶”这个主题的共同性。全书各章、各节的标题就给人以罗列感:形形色色对“恶”的思考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却找不到一条能将它们串联起来的线索,不明白当伯恩斯坦教授谈论“恶”时,他到底想谈论什么。我们于是只好大而化之地说:他想谈论“恶”。但事实上,本书书名却是“根本恶”,因此书的主题本应限定在“根本恶”上,而非远为宽泛的“恶”。但从作者的实际处理来看,“根本恶”这一问题却并未获得主题地位,而只是和“神义论与恶”等并列的一条次要线索而已。总之,此书尚未触及真正的哲学研究,尚未在这些思想家之间、在作者和这些思想家之间建构起深入的对话,在性质上更接近一系列以“恶”为主题的论文结集。

这些自然是求全之毁。在“恶”这样一个艰深且少有人问津的题目上,我们不应强求作者提供更多。查尔斯·泰勒的评论颇为公道:

“……伯恩斯坦带我们领略了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也最具洞见的思想家,以他们的思想引领我们的求索……读完本书,恶的问题仍然令人困惑,但是我们已经有所收获,也获得了继续思考的力量。就这个主题的著作而言,这已经是一项非常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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