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有什么?——简评《南十字星共和国》

蚱蜢
(书评发表于“文汇网”20170426,题目为“不满于现实主义,这些俄国作家们在象征中看到更真的现实”)
    文/张猛

不久前出版的俄国象征派小说选《南十字星共和国》是一本“意外之书”。对于习惯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的篇目仿佛来自另一个国度:这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创作的小说作品洋溢着诡谲、神秘的色彩,从文脉上来看,他们更接近于“果戈理传统”,在情节内容上的开掘与《狄康卡近乡夜话》相似,都以非现实主义为根基建构作品中的“世界”。这种忽略具体历史背景、专注个人深层意识与现实世界“象征”关系的写作方式,使得俄国象征派的小说写作又被称为“新神话创作”。
《南十字星共和国》共收录19篇小说作品,作者分别为白银时代“象征派”文学的代表诗人费多尔•索洛古勃(1863-1927)、瓦列里•勃留索夫(1873-1924)以及安德烈•别雷(1880-1934)。正如本书译者之一的周启超先生所言,象征主义诗人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身份长久以来被埋没,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迄今这还是“一片陌生的森林”。在这片“森林”的漫步,将能使读者抛开理性与逻辑意义的负荷,尝试着用一种超然的眼光观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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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发表于“文汇网”20170426,题目为“不满于现实主义,这些俄国作家们在象征中看到更真的现实”)
    文/张猛

不久前出版的俄国象征派小说选《南十字星共和国》是一本“意外之书”。对于习惯了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中国读者来说,书中的篇目仿佛来自另一个国度:这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创作的小说作品洋溢着诡谲、神秘的色彩,从文脉上来看,他们更接近于“果戈理传统”,在情节内容上的开掘与《狄康卡近乡夜话》相似,都以非现实主义为根基建构作品中的“世界”。这种忽略具体历史背景、专注个人深层意识与现实世界“象征”关系的写作方式,使得俄国象征派的小说写作又被称为“新神话创作”。
《南十字星共和国》共收录19篇小说作品,作者分别为白银时代“象征派”文学的代表诗人费多尔•索洛古勃(1863-1927)、瓦列里•勃留索夫(1873-1924)以及安德烈•别雷(1880-1934)。正如本书译者之一的周启超先生所言,象征主义诗人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身份长久以来被埋没,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迄今这还是“一片陌生的森林”。在这片“森林”的漫步,将能使读者抛开理性与逻辑意义的负荷,尝试着用一种超然的眼光观察世界的“表象”,调动难以描述的意识作用,并将认知提高到到形而上的层面。象征主义作品经常在故事中使用“镜子”作为道具,“镜子”这一日用品原本用来检验现实,与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和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依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从“镜子”里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复现”,象征主义小说家和他们的主人公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什么呢?
阴影/镜像/梦境:来自魔鬼的死亡邀请
仅从文字效果来看,在这本小说集的三位作者中,索洛古勃最为“腹黑”。他十分善于将魔幻与现实进行交织,在看似真实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到非理性的成分,借以突出“魔鬼”及其化身无所不能的力量。在《阳光与阴影》中,聪明好学的少年瓦洛佳偶然在家里发现了一个变手影的小册子。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每天晚上在灯下琢磨这种有趣又神奇的游戏,以至于荒废了学业。母亲发现后,对他百般劝说,但影子的诱惑力实在太强大,母子两人后来都沉迷其中,陷入阴影、黑夜及其背后的隐秘世界无法自拔。《死神的芯子》同样是一个以“诱惑”为主线推动情节的短篇:两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长相丑陋、天性凶残的万尼亚与漂亮可爱、谦和懂事的科利亚同时在乡间别墅消夏,科利亚被新朋友身上的野蛮天性所吸引,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每天和万尼亚在森林里见面,并跟着他染上了抽烟、喝酒等坏习惯。最后,在万尼亚的煽动下,他半夜溜出了家,跳入森林的河水中结束了生命……在这些短篇中,构成故事戏剧冲突的不是自然环境的阻挠,也不是他人与社会的阻碍力量,而是某种不同寻常的可怕“思想”。正是这些不可见的、恐怖的“思想”促使主人公受到精神上的折磨,一步步走向堕落或死亡。
为了表现这种非理性力量的作用,象征主义作家们选取了一些看似寻常,却意蕴深刻的道具,譬如阴影、镜子(勃留索夫《镜中人》、别雷《故事No2》)、梦境(索洛古勃《吻中皇后》)等,这些物品或现象起到了“联接物”的作用,仿佛是通往非现实空间的一个桥梁。表象和不可捉摸的“本质”之间的关系通过“镜子”互相观照,甚至有的时候会发生易位,如《镜中人》里“我”与镜子里的“映像”调换了位置,“真实的我”被囚禁于镜中。除了这些具体的“联接物”之外,有时与外部空间的交流也通过另一些方式完成,比如借助人的“异化”(化身为小矮人的萨拉宁、被人斥责后变成白毛狗亚历山大•伊凡诺夫娜)、借用传说中的“契约”母体(在尘世征寻“死神”、与犹大订立泄密协议)等。勃留索夫曾经在《地球的轴心》一文中论述:存在着两种品性不同的短篇小说——“写性格的短篇小说”与“写情境的短篇小说”,在前者中,小说家的任务是表现主人公心灵的丰富性;而“写情境的短篇小说”则集中在事件的奇特性上,人物的存在意义是为了展现他们被情节事件所控制、包容的程度。显然,象征派小说属于后者。在象征派小说家那里,人的意识是整个世界的“象征”,有的时候它甚至大于整个世界。那些非理性的曲径通往现实之外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很大程度上指向了“死亡”。
情欲与肉体:象征派小说家的“身体叙事”
对于象征主义作家勃留索夫来说,情欲主题是其创作的重要方向,正如上节提到的“意识”所占据的地位,它常常作为一种超越历史语境的存在为读者提供非理性写作的参考。他的长篇小说《燃烧的天使》、中篇小说《莱娅•西丽维娅》、短篇小说集《黑夜与白昼》均属于此类。选入本书的《三姐妹》同样是表现“身体欲望”与“精神需求”相互交缠与抵牾的重要作品:雪夜归来的尼古拉内心充满斗争,在神智恍惚之中(根据作者的描述,并不能确定他经历的一切是事实还是幻象),他分别见到了妻子利季娅和她的两位姐妹,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因为他爱着三者中的每一个。小说详细描写了尼古拉和每个女人之间的肉体欢愉,并在作品最后留下了疑团重重的结尾:四个人在公寓中离奇死亡,没有任何证据解释这些人是自杀还是他杀。勃留索夫之所以渲染这样的冲突性,是为了凸显“情欲”所代表的深层需求在现实世界中所受到的禁锢。在他看来,“身体”和“欲望”具有比历史和具体的时代背景具有更为永恒的意义,这也是象征主义追逐的目标——以情欲解释现实世界的隐秘内涵,解释人类认知心理中的混沌和模糊性。
索洛古勃的一些篇什同样体现了这种组合,譬如《吻中皇后》中那个肉体和精神无法在婚姻中得到满足的年轻少妇玛法丽达。她嫁给年长许多岁的老商人巴尔塔萨尔,但丈夫的迟暮让她得不到本该拥有的感官快乐。一次,她午睡后在花园中听到一个声音的呼唤,问她“希望得到什么”。缺乏异性之爱的玛法丽达渴望成为“吻中婚后”,以获得男人们的垂青。果然,她后来做了关于这个主题的、狂野的梦,醒来后她赤裸全身来到大街上,希冀与街上所有的男人发生肉体关系。最终她得到了包括镇压军人在内的所有异性的爱抚,并在其中一个情夫的刺杀下死去。在勃留索夫的文学创作中,道德正确的精神追求败给了“身体欲望”,真正吸引他的是作为“意识”表征的“情欲”。
此外,勃留索夫对“身体”的关注,还体现在他的作品《善良的阿里德》中对女奴接受的刑罚进行的细致描写:八百名女囚作为女奴被出售外国,在劳动中,她们遭到监工头的鞭打或蹂躏,甚至连生理期或者分娩期也很难幸免。勃留索夫不同于以往对情欲的渲染,在这里列举了刑罚的各种形式,使之加诸于身体,从而呈现出暴力、阴森的特点。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仍然不乏情欲的折磨,譬如混血女奴奥比尔娜为争取监工的爱抚不惜杀害新来的女奴,在被监工刺死之时仍然不忘抛出最后的告诫。情欲作为个人非理性成分的一个内容,构成克服种种现实阻碍的重要力量。
刻意强调叙述距离的“面具化”写作
20世纪葡萄牙现代主义诗歌之父费尔南多•佩索阿曾在写作中作出过最大胆的尝试:杜撰一些和自己的身份完全不同的人物,设定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念,以他们的口吻写作风格各异的诗行。与佩索阿的“异名写作”相类似,俄国象征派作家同样在创作时注意到了叙述距离的问题,刻意使用其他身份展开讲述。《南十字星共和国》中的许多篇小说(尤其是勃留索夫与别雷的创作)的题目后都有副标题:“一位精神变态者的精神笔记”、“一起法院疑案”、“一个友人的坦白”、“摘自一官吏的笔记”等等,乍看起来,这些小说完全消除了虚构的性质,更像是一份调查报告、报纸上的一则社会新闻。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早期代表的《最后一批殉难者》(1906)更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个短篇的副标题是“一封没按地址送到的、由刽子手烧毁的信”,通读全文可以得知,这是一封革命事件的见证人写下的信件,在信里他向他的朋友叙述在他的祖国发生的事件,而他本人则牺牲了。信件的发表者是一位从祖国流亡出来的侨民,他在朋友死后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信的手稿,而信的原件则被临时政府的密探查缉而烧毁。难以想象,勃留索夫在创作之初是怎样殚精竭虑地虚拟这样复杂的关系,不过这样的“面具化”形式的确给小说笼罩上一层亦真亦幻的面纱,使得象征意义在整个文本层面进一步加深了。
另外,小说集还收录了勃留索夫的《镜中人》和《善良的阿里德》两个短篇,在这两篇中勃留索夫采用女性视角,代表女精神病人和待产的女奴发声。之所以选择用这样的视角,大概是勃留索夫觉得她们处境的特殊性,他渴望借助这些身份,探究女性意识深处隐秘、矛盾的思想嬗变。不过,有些令人遗憾的是,后一篇的尝试似乎是有些失败的,读者并未能捕捉到作品中的“我”与其他女性之间“感同身受”的时刻。小说本身也显然没有收尾,结构上的不协调使得整篇故事有些头重脚轻,收录于本书的其他几个篇目也给人相似的印象。
象征主义者在“镜子”里看到了什么?读完《南十字星共和国》,读者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学者贾放在评析象征主义小说诗学观念时指出:“他们力求在作品中使生活的各个侧面互相透视,将读者由经验的体验引入一种’超感觉的真实性’,使读者能通过作品中的象征性意象领会现实事物背后的纯粹本质,即所谓的由表象的、低级的现实进入高级的、’真实的’现实。”由是观之,象征派作家在“镜子”里看到的“现实”比具体实在的物象更加丰富,他们看到的是形成这些物象的意识层面的作用,以及抽象精神与具象世界之间隐秘而牢固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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