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 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 评价人数不足

脑袋决定屁股——颅相学的知识考古学

安提戈涅

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红尘颠倒。随着那位在云端坐了千年的长者被拉下祭坛,神的领地白茫茫一片,而一场关于“物”的狂欢很快填满了祛魅之后留下的寂静。达尔文和他的崇拜者们在一场场讲座与小册子中为生物的变异、遗传、斗争与选择摇旗呐喊,大英图书馆圆顶苍穹下的马克思则为了创作一种以“物”为起点的社会历史观而枯坐数年。当头顶流云四散、星辰湮灭之际,人们的目光从深邃的宇宙转向了自己那具结结实实的肉体——物的最终实体。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怪人在暗夜之中盗挖尸体、吸血鬼系列中德古拉伯爵在脖颈上留下轻轻一吻,都只不过是人类将目光投上肉身的诗化结果。与此同时,丝毫不弱于当今微信圈里大热的养生法与时下中产阶级酷爱的健身术也横扫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世界——哪怕,那时候的健身器材并不比刑具更美观。

头颅,这一肉身的起点、私密的渊薮、思想的匣子、德性的暗箱——成为了人们凝视身体时的焦点。英语世界中,一门叫做颅相学(Phrenology)的学科出现了,它以瘟疫般的速度蔓延开来,从厨房到阁楼、从技工的枕边到学者的案头,这门富于通灵力量的技术成为了新的“神圣科学”,人们摩挲着凹凸起伏的颅骨外表,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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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红尘颠倒。随着那位在云端坐了千年的长者被拉下祭坛,神的领地白茫茫一片,而一场关于“物”的狂欢很快填满了祛魅之后留下的寂静。达尔文和他的崇拜者们在一场场讲座与小册子中为生物的变异、遗传、斗争与选择摇旗呐喊,大英图书馆圆顶苍穹下的马克思则为了创作一种以“物”为起点的社会历史观而枯坐数年。当头顶流云四散、星辰湮灭之际,人们的目光从深邃的宇宙转向了自己那具结结实实的肉体——物的最终实体。

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中科学怪人在暗夜之中盗挖尸体、吸血鬼系列中德古拉伯爵在脖颈上留下轻轻一吻,都只不过是人类将目光投上肉身的诗化结果。与此同时,丝毫不弱于当今微信圈里大热的养生法与时下中产阶级酷爱的健身术也横扫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世界——哪怕,那时候的健身器材并不比刑具更美观。

头颅,这一肉身的起点、私密的渊薮、思想的匣子、德性的暗箱——成为了人们凝视身体时的焦点。英语世界中,一门叫做颅相学(Phrenology)的学科出现了,它以瘟疫般的速度蔓延开来,从厨房到阁楼、从技工的枕边到学者的案头,这门富于通灵力量的技术成为了新的“神圣科学”,人们摩挲着凹凸起伏的颅骨外表,试图用语言与理性在黑暗深邃的肉体秘密中照亮一束光。面对举世狂欢,颅相学理论的始作俑者,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Gall 1758-1828),一定会站在一排排人类与动物骨骼、名人胸像、人类大脑的石膏铸件之前,满意地微笑吧。

大概因为被纳入了流行话语体系,颅相学被轻慢地对待了太久。人们看待它的态度,总难免夹杂着轻蔑、怀疑与奚落。在十九世纪晚期被毫不留情地抛弃之后,颅相学又如垃圾一般被轻易地扫到了“伪科学”的范畴之中,它留在世间的记忆最多几声响亮的笑声。幸而,我们遇到了罗杰·库特的这本《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19世纪英国颅相学及其组织认同》,一本对于颅相学历史及文化意涵进行深入考察的学术杰作。

如今任职于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基金医学史中心的罗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颅相学的社会学考察。与绝大多数六七十年代诞生的学术著作一样,罗杰的方法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那一时代炙手可热的学者的影响,我们在《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中如此鲜明地读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葛兰西“霸权理论”、雷蒙•威廉斯“情感结构”以及托马斯•库恩“范式论”的味道。它是七十年代结构主义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一种缠绕着对社会结构、信仰类型、阶级区隔等多方面思考的结晶。因而,它也有着倔强的复古的味道,在一个“后现代理论”渐成风尚的社会里,左翼批判已经逐渐萎缩,西方马克思那套宏论分崩离析,然而,罗杰依然坚定地选择了“社会”这一有效性遭到质疑的范畴进行论述。

当把颅相学放入“社会”、“阶级”这些不甚时髦的范畴中时,我们清新地看到了罗杰试图在书中勾勒出的一条线索:颅相学作为一种神学化的社会调节剂与镇痛剂一般的存在。这一判断的高度与深度远远超越了仅仅把颅相学视作“伪科学”的那种肤浅的、简单化的价值判断,在逼近客观的推演路径之中,罗杰呈现了一组处于嬗变之中的“阶级问题”。

最开始,是那些出身低微、充满不安全感的颅相学支持者与占据社会精英位置的反颅相学者的对峙。对于一门科学的争论逐渐演变成一种“话语”,这种话语扭结着社会关系中错杂的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涌现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们打着颅相学的旗号进行着“弑父”——一个也许是十九世纪世界中最普遍也最惊心动魄的社会改革实践。以一种群像传记的描写方式,早期颅相学支持者们的身份背景被一一揭露。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上过牛津、剑桥,相反,其中很多人从事着低微的生意人、工程师、工匠之类的职业,对于自身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提升的诉求驱使他们寻得一种“说法”,凭借这种充满“科学理性精神”与“解答人性玄机”的“说法”,他们试图掌握新的话语权力,重新对社会进行洗牌,将那些长期占据“皇后”、“国王”、“贵族”之类的臭牌打出去。

这种群像式传记的刻写方法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它采撷了法国年鉴学派与社会学中统计分析方法论的长处。罗贝尔·艾斯卡皮在五十年代末写的《文学社会学》中,同样运用了类似的手法来研究文学成产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在他的研究中,他为作家群体做了一次精准又详细的背景调查,通过统计他们的年龄、出书时的岁数、出生的省份对比图、职业分布图,他对所谓的“文学阶层”做出了清晰的定义。

但在罗杰的研究中,差异处于动态分布之中,由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广泛多样性,对峙的双方也在不断移位。在颅相学发展的中后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开始涌入了这个权力话语的斗兽场之中。由于颅相学的宣传与当时流行的“自助”(self-help)暗中契合,大量来自于狄更斯地下世界的人民开始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可以改变先天决定的能力与天赋,进入更好的阶层,技工学院一时间成为了颅相学发挥力量的主战场——毕竟,这门学问并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去买实验器材、报学习班,它的基本原理比欧几里得定理还要简单。

这一时期,工人阶级与知识权力精英的对峙取代了早先那种发生在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对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罗杰指出,颅相学越来越趋近于“神学”了,一种打着科学名号的神学。它如早期的基督教一般成为了那些绝望者的安慰剂,一种调和他们与世界不适应关系的安慰剂。至于这门学科最后被抛弃,无非是它再也榨不出油水了——无论对于工人还是资产阶级来说。人们为它草草地安上了一个“伪科学”的名头,随之丢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罗杰研究的方式全然是社会学式的,将颅相学的存在历史还原为一种话语,为它在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勾画出一条曲折路径,整体论述洋溢着福柯式知识考古学的意味。令人赞赏的是,罗杰的研究是全然架空“价值判断”的,他避开了那种证明颅相学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的辩论陷阱——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判断,单刀直入地进入了颅相学在知识场阈中作为权力与话语运作的轨迹,问题意识清晰得近乎于清新——虽然,这种高度精纯的研究也招致了批评,比如戴维·斯塔克认为罗杰的研究充斥着太多的“意识形态”;而同样令人心动的是,罗杰也具有一些福柯般的“文体家”的天赋,语言优雅、深邃、洞彻,读来时时令人击节——译者张卫良与施义慧功不可没。附录中所列举的几百页的手稿资料、颅相学演讲人与杂志索引,简直良心!

十九世纪的唯物风潮几乎是“屁股决定脑袋”说法的翻版,而罗杰出色的研究大概可以算是从“屁股决定脑袋”中整理出了一个“脑袋决定屁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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