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是在记忆

ztl
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的影响真是大得不得了,我读的几本书里,都以这些错误的理论生搬硬套来分析历史、社会、文学,毫无教益。这可能只是人类知识史上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因为我们回头看intellectual history,会发现基本是思想精英的知识史,上千年只有那么寥寥数人的思想和书。然而现在群雄(魔)并起,每年都有上百个人出上百本书,又有几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又有几本《沉思录》、《批判》?现在,研究学问的多了,可是有才能的还是一样的少;写书发论文多,可是为了职称、名声及其它各种利益的恐怕也不少。但不管怎样,在集思广益上面,也还是有好处的,虽然也会让人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关于“社会记忆”的问题,保罗也在书里提到,涉及心理、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因素。假如从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看,问题可能就会显得简单一些。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是群体的历史;人类的社会,也是群体的社会。因此,研究社会难免从群体的角度出发。另一方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社会,都是通过单个个体的行为,来实现的。这样,就构成一个复杂系统,然后在复杂系统这里就变得麻烦了,因为由于变量太多,反馈横行,导致无法进行线性研究,或者说这种复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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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的影响真是大得不得了,我读的几本书里,都以这些错误的理论生搬硬套来分析历史、社会、文学,毫无教益。这可能只是人类知识史上最近才出现的现象,因为我们回头看intellectual history,会发现基本是思想精英的知识史,上千年只有那么寥寥数人的思想和书。然而现在群雄(魔)并起,每年都有上百个人出上百本书,又有几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又有几本《沉思录》、《批判》?现在,研究学问的多了,可是有才能的还是一样的少;写书发论文多,可是为了职称、名声及其它各种利益的恐怕也不少。但不管怎样,在集思广益上面,也还是有好处的,虽然也会让人浪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关于“社会记忆”的问题,保罗也在书里提到,涉及心理、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因素。假如从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看,问题可能就会显得简单一些。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是群体的历史;人类的社会,也是群体的社会。因此,研究社会难免从群体的角度出发。另一方面,无论是历史还是社会,都是通过单个个体的行为,来实现的。这样,就构成一个复杂系统,然后在复杂系统这里就变得麻烦了,因为由于变量太多,反馈横行,导致无法进行线性研究,或者说这种复杂变化超出了人脑能够思考的局限,虽然能看到emergence出来的秩序,但是却无法预测这种秩序,比如hundredth monkey effect。
     但是即使不能预测,或许依然能够了解其中的一些现象,至少是部分因素。
     我以为跟记忆一样,所谓社会(历史)记忆,并非真的是一种“记忆”,正如我们对大脑记忆的误解。在《头脑特工队》中,还在说大脑仿佛是录像机,把过去的记忆一段一段记录在大脑里,印象里应该是一种各种因素分开存储,回忆起来的时候是一种重建的过程,所以回忆诸多错误。达马斯奥似乎说,记忆是一种image的神经模拟。那么回忆也是模拟当初引发的神经群,再放一次电。某些神经可能也混进来了,或者某些神经忘记参与了,导致记错。当然,也可能永远遗忘,没有足够的线索通往当初的这个放电模式,连玛德琳蛋糕的味道也不再能激起这个回路,再也想不起这个神经群的组合。这样的话,回忆就不再是一种忠实的记录,再说人又不是录像机,为啥都要记下来。记忆其实是为sr为标准和目的服务的,因此记忆出现诸多特征:人的记忆会自动美化,比如给过去的记忆涂抹一层rose的色彩;但是也可能会强化某些创伤记忆,以便一直作为一种危险提示。或者,记忆被篡改,以给自己修改为一个光彩的形象,或者为某种想法找一些理由等等。
     社会历史记忆应该也是如此,不是为了忠实记录过去,为了提供一种ideology或者psychic power,来辅助维持或建立一种social strcuture。假如individuality vis-a-vis spirituality,而group vis-a-vis sociality,那么这种mechanism或说algorithm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同时起作用。
      ideology提供了一种关于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要么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要么影响到社会秩序。原始人的神话中设定了神和神力,于是他们就五迷三道,天天搞法术,跳大神。但是他们的社会由于非常简单,又条件所限,因此一般构成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相对人数更多,比如出现的多个部落,又物质相对丰富,就会出现新社会秩序,比如贵族和平民。莫斯提到,这些部落的富人往往搞散发或毁坏财富的炫富活动。所以这个时候,一般也不存在大的社会矛盾和危机。随后的发展就是神话进化成宗教经文,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系统。这套系统导致了神权结构的出现。但是宗教idea系统虽然完整但是不完善,比如随然它能巧妙地把因果报应放置在死后,这样任谁都无法验证,但是人们依然无法忍受这样一个混乱的人生,因此1.人们依然求助于巫术;2.世俗政权逐渐替代了神权秩序。世俗政治同样也利用了宗教的秩序,所以保罗在书中谈到法国大革命一定要公开处死路易十六,与其说是阻止社会记忆,就是为了否定之前的“君权神授”的观念,为了否定君王有统治特权、有合法性的观念。一个党派政府,天天宣传自己是出于正义、出于人民而统治一个国家,天天讲自己当初如何经过牺牲和奋战,不惜欺骗说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讲自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外国很坏,却自己家族发财,还把自己子女都送到国外去,这就是为了骗取信任,维护自己的统治。
     人智能有限,存在一些基本的智能模块,都是为了sr服务的。人活着不是趋向于真善美,当然也不趋向于邪恶,而只是本能地趋向于自己利益最大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和社会趋向于庸俗和堕落。宗教没落之后,曾有思潮企图填补这种精神寄托的空白,比如共产主义,但是显然too young,too simple,还有点naive,因此失败了。精神危机的表现时现代主义、学生运动等。现在人们已经放弃了,进入一个资本主义推动的娱乐时代。这也是韦伯、贝尔、鲍德里亚们对现代社会批评的原因。贝尔提倡宗教的再次回归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这不可取。古代神话也好,宗教也好,新闻联播也好,都是建立在作用于人的“局限性”上,比如非理性。古代人知识贫乏,只有神话的瞎编,人们也只好姑且信之。宗教通过惩罚的威胁和奖励的诱惑来让人们信仰,这也是在愚弄人。新闻联播通过选择性自夸和贬低别人,对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洗脑,更显卑劣。而这些手段的特点之一正是保罗所提到的performativeness,和麦克卢汉所提到的媒体的形式而非内容引发效果,鲍德里亚提到的广告“制造”消费需求是同一个问题。比如说在仪式中,人们从中不仅获得了某种认知,更重要的是收到了某种激发和感染,比如看到国庆阅兵,就有许多人激动得要出发去攻打日本东京,这种癫狂弗雷泽也提到过,说罗马和汉尼拔的战争中为了祈求胜利,曾经引入叙利亚地区的一个祭祀仪式,在此仪式上,新祭司会对自己进行阉割。这个仪式十分盛大,观者如云,往往鼓乐齐鸣,群情激昂,高潮迭起,往往有人跟着祭司一起一刀把自己给切了,献给女神。也就是说,仪式也好,神话、圣经或思想政治课或媒体节目这些宣传材料也好,往往是通过操纵观众心理机制实现的,而不是通过argument证明自己的真理性。
      在个体身上,就是DeMause所谓的psychic structure的传递,包括来自先辈的人生经验(这就是local历史)和对先辈的模仿和学习。先辈的经验往往是传递对下一辈有益的知识或经历,而不是什么都讲。这可能就是保罗提到的一个村子里的人对土匪战争记忆深刻,但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印象的原因。因为后者并不在他们的有意义的经验之中。在最初的社会中就其他小群体一样,比如小村子,人人都相互认识,因此生活在同一个经验场中。但是现代人的生活不一样,人们甚至生活在一种抽象场中,即工作、朋友社交场,而不是空间上的居住地场,因为人们很可能和邻居也不认识。此外,在社会变化缓慢的时代,上下一代的精神结构类似,因此往往经验都契合。但是像中国建国60年,生活变化巨大,就呈现一种代际精神结构差异很大的局面,这种局面往往会给两代人造成痛苦。因此可以想象,中国必然出于一种精神上unsettle的状态,而且我估计还会持续5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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