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有的处境

江汀

作为诗歌写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隐隐知道,在自己开始写作之前,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段热闹的当代诗歌史,尽管我对它总是一无所知。“我背后什么也没有,一片虚空/在身后延伸,带着醉汉的惊骇。”这是我二十岁时,从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中读到的蒙塔莱的诗句。那个时刻,身后的那片虚空如此漫长;而当我一步步前行之后,那片风景却渐渐地显露出来。“恍若在银幕上,立即拢集过来/树木房屋山峦,又是老一套幻觉。”

诗歌史与诗歌写作,诚然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对前者一无所知,并不会影响年轻的习诗者在海边如植物一般成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去了解诗歌史,对于诗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明白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其实是写作者必须完成的一种基本训练。

虽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每一段具体的历史都是独特的。我们很难确定,过去多久的事件才足够被视为“历史”。也许我陌生于当代诗歌史的原因,也在于它还并没有被普遍地认作“历史”,我总是只能接触到它一鳞半爪的信息。到了现在,年轻的“90后”诗人和北岛、舒婷仍然处在同一个话语场域里,大家极有可能会接受同一种终极价值的评判。从某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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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歌写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是隐隐知道,在自己开始写作之前,我们国家已经有了一段热闹的当代诗歌史,尽管我对它总是一无所知。“我背后什么也没有,一片虚空/在身后延伸,带着醉汉的惊骇。”这是我二十岁时,从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中读到的蒙塔莱的诗句。那个时刻,身后的那片虚空如此漫长;而当我一步步前行之后,那片风景却渐渐地显露出来。“恍若在银幕上,立即拢集过来/树木房屋山峦,又是老一套幻觉。”

诗歌史与诗歌写作,诚然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对前者一无所知,并不会影响年轻的习诗者在海边如植物一般成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去了解诗歌史,对于诗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明白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其实是写作者必须完成的一种基本训练。

虽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每一段具体的历史都是独特的。我们很难确定,过去多久的事件才足够被视为“历史”。也许我陌生于当代诗歌史的原因,也在于它还并没有被普遍地认作“历史”,我总是只能接触到它一鳞半爪的信息。到了现在,年轻的“90后”诗人和北岛、舒婷仍然处在同一个话语场域里,大家极有可能会接受同一种终极价值的评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岛和舒婷在四十年前写出的诗作,仍然可以被视为在今天写出的作品。——请稍等一下,也许我触碰到了一个特别的词语:“今天”。

摆在我面前的散文集《持灯的使者》,绝不是“老一套幻觉”。现在是2017年,由于《经济观察报》的书评约稿,我才恰好读到这本书,去认识自己所身处的当代诗歌史的著名开端。翻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本精装书封面上的压纹图案,就是老《今天》杂志一直沿用的封面图案。《今天》的“管家”鄂复明先生在文章中说:“从第二期开始使用锌版印刷的蓝色封面,这在当时来讲还算是漂亮的封面,曾经给无数读者以清新的感受……”

这本书由一系列回忆性的散文和访谈组成。从各个不同视角出发,它们共同拼贴出了一幅图景。它展示了,经过几十年的空白,诗歌如何在这片土地上重新被写出来。我首先认出的形象是郭路生,也就是诗人食指。这个在“满眼的油烟和泪痕”中被读者认出的诗人,被视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如同恩格斯口中的但丁。更恰当的说法,来自崔卫平引用的诗人多多的话:“要说传统,郭路生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

去年我曾参加了一场向食指致敬的朗诵会,遗憾的是诗人本人未能到场。我朗诵了食指的一首早期诗作,但那时并未意识到他的重要意义。崔卫平还在书中提到,“郭路生近三十年直至今日都在潜心探索的中国现代格律诗,恐怕是永远绕在我们前面的一个起点、一个典范。”我去重读食指的《相信未来》,发现它最后一节的尾韵贯穿了北岛的《回答》全诗。

另一个鲜明的形象是赵一凡。在众人的回忆中,赵一凡热情而细致,他的家几乎就是当时北京地下文学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他从小就是优秀的少年,曾是小学时期的少先队辅导员,和当时街道的共青团支部书记。鄂复明说,“今生今世我所有值得结交的朋友们,无一例外都是在这同一教育体制下长成的。”去除掉意识形态的障碍,赵一凡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也正因为优秀,他才先于别人意识到社会体制的不公,成为一位异议者。

换个角度来讲,无论如何,那一代人所受的一直是理想主义教育。我试着去除脑海里关于时代进步和倒退的观念。在时代中我们能确切看到的只是人,和他的具体处境。我曾看到有评论说到,北岛的《回答》仍然是在使用官方的话语模式来反对他所反对的事物。但在1970年代,并没有第二种“话语模式”可以供北岛和他的同代人选择。正如《今天》的封面图案,它们都是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形态。

我想我们再也无缘见到,在白洋淀的一个较暖的冬日,年轻的诗人多多从冰面上向人们走来。那时他还仅仅只是作为知青栗世征出现,在村子之间串访,正好碰到杨桦和周舵在谈话,然后与他们成为了朋友。时至今日,作为后辈的我,多次在望京的聚餐中见到爽朗的白发多多。也许他重新遇上了某种预感:当年北京知青们聚集的白洋淀和安新县,在五十年后成为了新设立的雄安新区的一部分,再一次迎接从首都迁徙而来的人群。

在杨桦的文章里,白洋淀就已然处在变动之中。那里本来盛产鱼虾,但在1960年代末,由于修了海河工程,湖里的鱼越来越少。杨桦仍然感叹,“白洋淀的水极为清澈透明,比以前我见过的杭州西湖水和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水干净多了。”也许杨桦先生还会前往白洋淀故地重游,不知道他会看到何种新的景象。

在2010年代的北京,不会再出现另一首诗,像《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那样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我走在天桥上看着车流和人群,首先想到的反而是一首戏谑的《五环之歌》。在2010年代的北京年轻人中间,最优秀的那一部分人,可能不再会为了诗歌而奋不顾身。但我恰好认识一位可贵的朋友,年轻的诗人钟放,我与他相识的缘由,正是因为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想要办一份诗歌刊物。后来我们实现了这个设想,编辑、印刷了《阁楼》诗刊。然而在去年秋天,钟放因病过早地去世了。

还有一个使我感到明亮的名字,是陈家坪。1998年,他与廖亦武先生一起,对一批诗人、作家进行了采访,编成了《沉沦的圣殿》一书,《持灯的使者》中的访谈部分正是由此而来。三年前的2014年,我与陈家坪相识,共同参与发起了北京青年诗会。对我来说,北岛那一代持灯者手中的光,正是从陈家坪那里传递而来的。北京青年诗会和《阁楼》诗刊,事实上都是《今天》旧梦的变形。

“充了电的大海/船队满载着持灯的使者/逼近黑暗的细节”。这是北岛的诗作《晚景》的开端,被编者刘禾放在全书的扉页,真是十分合适。这三行诗的节奏极像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风格,我因此去阅读《晚景》全诗,结果却感到失望。北岛的修辞方式,在汉语几十年的自我练习之后显得陈旧,这几乎是新一代写作者所公认的。我所认识的最年轻的诗人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布罗茨基、希尼和沃尔科特,在十年前,陪伴着我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策兰和阿米亥。

诗人韩东曾以“长兄为父”来形容北岛对他的意义。韩东属于“第三代”诗人,他们也还曾宣称要“打倒北岛”,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没有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就不会有“朦胧诗”,不会有“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不会有“盘峰论争”,不会有我们眼下所置身的中文语境。今年三月,北岛在我常用的豆瓣网注册了账号,我意识到,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回到国内的这个“现场”。毕竟最近这些年,诗人们在微博上一直很喧闹,也正是那样的喧闹构成了声音的场域。遗憾的是,这次北岛并不是以写作者的身份出现,而是进行一系列的线上诗歌讲座。我想,这些讲座对很多青年诗人来说可能并没有多少意义。但我必须始终关注着诗人北岛,因为他的处境是我们共有的处境。

4月7日凌晨

刊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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