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 逃亡 9.2分

死于君士坦丁堡

江汀

变动时期,每个人都会有两种身份。一种来自过去,另一种来自未来。这两种身份,像被放在天平的两端;天平由于不平衡而摇晃,这是无可避免的矛盾。总有一方会获得胜利。

在布尔加科夫的戏剧集中,很多主题都涉及到那一“变动”。布尔加科夫出生于1891年沙皇俄国的基辅,从那时开始俄国局势一直没有平静。我想起诗人张定浩的一首《俄罗斯男孩》,他在诗中引用了丘特切夫的话:“谁在大灾难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他将是幸福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因此,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文学主题。而另一点我也牢牢地记着:在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期,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无法公开发表。

《土尔宾一家》是这批剧本中的名作,因为它幸运地在作者生前上演,并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八十多年后的2011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携带了这部戏剧来北京演出,上演时的剧名叫做《白卫军》。(当然,这部剧正是由作者从他自己的小说《白卫军》改编而来。)苏联的审查机关曾经批评这部剧为“白卫军的‘樱桃园’”,熟悉契诃夫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个评价出发,对《土尔宾一家》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这部剧的背景发生在基辅,从1918年冬天到1919年春天的短短几个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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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时期,每个人都会有两种身份。一种来自过去,另一种来自未来。这两种身份,像被放在天平的两端;天平由于不平衡而摇晃,这是无可避免的矛盾。总有一方会获得胜利。

在布尔加科夫的戏剧集中,很多主题都涉及到那一“变动”。布尔加科夫出生于1891年沙皇俄国的基辅,从那时开始俄国局势一直没有平静。我想起诗人张定浩的一首《俄罗斯男孩》,他在诗中引用了丘特切夫的话:“谁在大灾难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他将是幸福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因此,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的文学主题。而另一点我也牢牢地记着:在文学生涯的大部分时期,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无法公开发表。

《土尔宾一家》是这批剧本中的名作,因为它幸运地在作者生前上演,并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八十多年后的2011年,莫斯科艺术剧院携带了这部戏剧来北京演出,上演时的剧名叫做《白卫军》。(当然,这部剧正是由作者从他自己的小说《白卫军》改编而来。)苏联的审查机关曾经批评这部剧为“白卫军的‘樱桃园’”,熟悉契诃夫的读者也可以从这个评价出发,对《土尔宾一家》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这部剧的背景发生在基辅,从1918年冬天到1919年春天的短短几个月,军官阶层的土尔宾一家在经过混乱的政局之后,最终迎接了布尔什维克的到来。许多研究者认为,它里面包含了作者的个人经历。而我作为多年后的异国读者,首先注意到了其中微妙的地缘政治。局势中有四股力量:盖特曼代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作为外来干涉者的德国军队,彼得留拉的白俄军队,以及最后到来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彼得留拉赶走了德国军队和盖特曼,而红军又赶走了彼得留拉。土尔宾一家的人们最终厌倦了,剧终的时候尼科尔卡说红军的到来是“一出崭新历史剧的伟大序幕”,而斯图津斯基说“对有些人来说——是序幕,对我来说——是尾声”。

在多年之后重新审视,似乎很明显,土尔宾一家像罗马人那样是在“等待野蛮人”。如卡瓦菲斯在十九世纪写到的,野蛮人(或布尔什维克),只是作为一种“解决办法”。盖特曼和白俄军队,都无法维持值得信任的政权,那么土尔宾家的人们当然只能暂时将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了。——而红军就要在当天晚上开进基辅。

布尔加科夫出生在沙皇俄国治下的基辅,他是俄罗斯族人。这一点类似于里尔克,后者是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的奥地利人。但布尔加科夫对基辅的情感,应该远甚于里尔克对布拉格的。乌克兰作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在1918年仅存在了短短几个月。只是,七十年之后,乌克兰仍然从苏联独立出去了。2014年,乌克兰和俄罗斯还为了克里米亚发生了纠纷。——克里米亚,正是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诗中的“塔夫里达”。

但在我看来,《土尔宾一家》的混乱气氛,可能更接近于《三姊妹》;真正相似于《樱桃园》的,应该是由八个梦境组成的《逃亡》。《逃亡》和《土尔宾一家》都是契诃夫式的四幕剧,《逃亡》的故事其实也是对《土尔宾一家》主题的延伸。假如土尔宾家族的旧俄军官和知识分子们没有留在基辅,那么他们将从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出发,经过黑海的航路到达君士坦丁堡,再从这里前去欧洲其他城市,这是一条逃亡的典型路线。然后,他们无家可归,在寒冷而漠然的异国氛围中,哀叹自己的命运和梦境。

《逃亡》的前两幕场景在俄罗斯国内,后两幕分别在流亡地君士坦丁堡和巴黎。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我隐隐察觉到,“逃亡”似乎是埃涅阿斯式的。主角赫卢多夫正是那位埃涅阿斯,他是坚毅、果敢的白俄军人,身上有典型的俄罗斯性格。他们的城市被布尔什维克占领,而布尔什维克就是攻陷特洛伊的希腊联军;——这正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视角。然而,赫卢多夫和他的同伴们并不能找到一片新的土地,来建立新的城邦。最终,他们成了被时代抛下的一群人,从前的俄罗斯贵族变成了异国的乞丐和妓女。《逃亡》在君士坦丁堡的落日余晖中收场,舞台上响起了祷告和合唱,赫卢多夫在玻璃门后面举枪自杀。这样的结尾,使人想起了《樱桃园》中凄凉、悲怆的砍伐树木之声。

布尔加科夫作为苏联政权时代的作家,本意只是写出那些旧俄军官的生存状态,不可能刻意去美化他们。只是,由于秉持了严肃的态度,他不可避免地将《逃亡》写成了一曲挽歌。处于这种政权交替时期的作家,在我国还有孔尚任,《桃花扇》结尾中的哀婉气氛或许达到了同类作品中的极致。

在其他几部剧本中,《卓伊卡的住宅》和《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的戏剧背景类似,它们的故事都发生在苏联时代的莫斯科。前者是果戈里式的讽刺喜剧,后者则使用了“时间机器”的主题,将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也就是伊凡雷帝——带到了苏维埃时代的莫斯科。引起我注意的是,在《卓伊卡的住宅》的喧闹中,作者竟然安排了一个死尸进入了剧场,这也许仍然是某种果戈里精神。《伊凡·瓦西里耶维奇》中的伊凡雷帝驾临20世纪,一头雾水,这种魔幻的气氛正好和《大师与玛格丽特》相同。

但是我不禁想得更多。在《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写作的1935年,威武的伊凡雷帝假如真的来到莫斯科,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后代不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最后一位皇帝尼古拉二世已经被残忍地处死。布尔加科夫自己从俄罗斯宗教背景中成长,在那一传统中,沙皇一直被民众视为“小爸爸”。更早的列斯科夫曾在故事中提到一块宝石,“里头有绿色的黎明和血红的黄昏,它是命运,是尊贵的沙皇亚历山大的命运”。现在我们知道,那同样是整个沙皇家族的命运。

《紫红色岛屿》则是一个双层套娃,剧本中套着另一个剧本。在第一层剧本里,布尔加科夫顺便讽刺了苏联的剧院体系;而剧中剧里的那个岛屿故事,显得耐人寻味。土著宫廷和政变、民众反戈、国外势力介入,也许这一切和俄国革命有着难以言说的关联,但这种种剧情都发生大洋中的紫红色小岛上。在当卡伊和法拉从海中被捞起来的时候,我想起了迪伦马特和《天使来到巴比伦》,在那另一部剧中,乞丐阿基将所有的珍珠、宝石、金币、银币和铜板,统统扔进了幼发拉底河。先于西欧的现代作家们,布尔加科夫营造了这种荒诞而严肃的喜剧气氛。

多年之前,我曾在家乡的书店同时买了《老妇还乡》和《大师与玛格丽特》,它们改变了我的现代主义文学视野。我始终知道,《大师与玛格丽特》与果戈里最重要的联系,是在于大师焚烧手稿的那一幕,那正是果戈里和布尔加科夫共有的痛苦。而在剧本《莫里哀》中,布尔加科夫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位精神支柱。从果戈里和莫里哀这两位前辈身上,布尔加科夫辨认出自己的命运。

布尔加科夫让莫里哀在剧中自陈与法国国王的关系:“一辈子我都在舔他的马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压死我。可终究——还是被压死了!暴君!”在我们读者看来,这句话也多么适合布尔加科夫和他自己的暴君。布尔加科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简直不可理喻——他曾经得以数次与斯大林写信、通电话,对于作为苏联公民的布尔加科夫,这是难得的待遇。然后他终究将审视自己与权力中心的关系,这是作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处境。

他写了剧本《巴统》,这是在他去世前一年完成的,本来是为了向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献礼”。只是这部剧本依然没有通过当局的审查。我注意到,《巴统》中有广场和抗议,也有镇压。这样的题材,即便在今天我们这里也是敏感的。如布尔加科夫自己所知道的,他终究是一匹狼,歌功颂德实在不是他所擅长之事。在翻译家钱诚为布尔加科夫写的中文传记里,他提到《巴统》被禁演时说,“布尔加科夫与其说感到遗憾,莫如说更为进一步认识了那位收信人而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在虚幻的希望下随波逐流而堕落,庆幸自己坚持了创作和做人的基本原则”。

这样的境遇真的极富教益。生前萧瑟、死后闻名,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命运,但布尔加科夫当之无愧。他的这批剧本,虽然不如《大师与玛格丽特》那样光芒四射,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位经典作家的面貌。这部戏剧集刚刚在我国引进出版,它值得被文学青年们携带着去街道上漫游。

4月29日

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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