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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中间·中道——评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兼议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想象

双城记Pathos
关于中产阶级的观察、讨论甚至批判,一直以来,是当今公共话语中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一译语是否准确?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和基本特征是什么?中产阶级外在的生存压力与阶层困境以及内在的气质、心态和情感方式有哪些?这一连串的问题,无一不反映着对于中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反思与担忧。

特别地,在当下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境中,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多重浪潮的席卷与裹挟,以及与此相对的由转型期内大规模制度变迁与深层次观念变革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三重压力与多重矛盾,在“缺乏个人主义的个体化”的过程中,“无缘社会”、“单身社会”、“空巢社会”中所暴露和呈现的情感纽带断裂与冷漠感陡增等社会现实,都不得不让我们反观并重思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这一长期演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和“左派阵营中的文化牛仔”(艾尔文·豪语),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在其短短45年的人生历程和更为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以“权力”为中心视角,审视并勾勒出了一幅幅美国社会的复杂景象,并以此为线索先后撰写了四本著作分别论述下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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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产阶级的观察、讨论甚至批判,一直以来,是当今公共话语中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一译语是否准确?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和基本特征是什么?中产阶级外在的生存压力与阶层困境以及内在的气质、心态和情感方式有哪些?这一连串的问题,无一不反映着对于中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反思与担忧。

特别地,在当下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情境中,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多重浪潮的席卷与裹挟,以及与此相对的由转型期内大规模制度变迁与深层次观念变革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三重压力与多重矛盾,在“缺乏个人主义的个体化”的过程中,“无缘社会”、“单身社会”、“空巢社会”中所暴露和呈现的情感纽带断裂与冷漠感陡增等社会现实,都不得不让我们反观并重思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在这一长期演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和“左派阵营中的文化牛仔”(艾尔文·豪语),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在其短短45年的人生历程和更为短暂的学术生涯中,以“权力”为中心视角,审视并勾勒出了一幅幅美国社会的复杂景象,并以此为线索先后撰写了四本著作分别论述下层移民(《波多黎各人的旅途:纽约的新新移民》(1950))、劳工领袖(《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1948))、中产阶级(《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和上层权力精英(《权力精英》(1956)),构成了这位1960年代特立独行的新左派留给美国社会和当代世人的主要思想遗产。

尽管本书的成书年份距今已逾半个多世纪,所关注并讨论的对象也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及中产阶级,在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和表现形态等诸多方面,与中国的情况有诸多不同。然而,“历史从未重复,但时常押韵”(马克·吐温语),我们仍然能从本书中正本清源地梳理中产阶级从语义到修辞,从历史到现实,从外在到内在的若干表征,作为我们认识、分析和反思当今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处境与前景的重要参考。

(一)“中等”还是“中产”:
从财产分据的“有产”到职业分途的“无产”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所谓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最早出现于17世纪前后的近代欧洲。经过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两次“震中”的形塑下,欧洲社会的中产阶级逐渐兴起。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化历经了与此不同的三个阶段。在工业化之前,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式中产阶级曾占据总人口的80%;工业化之后,工人阶级取代老式中产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而上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开始回升,并形成了与老式中产阶级不同的“新中产阶级”。

诸如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文职人员以及在商店内外的销售人员等新中产阶级,在专业分工化和管理科层化的大背景下,逐渐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导地位并构成其主要景观。往昔那些作为老式中产阶级的自雇型企业家日渐稀少,而作为新中产阶级的雇佣型受薪职员却与日俱增;特别是职业人士、学校教师、销售人员和文职人员等职业群体,已然成为白领阶层的主体。

而在米尔斯看来,相比于老式中产阶级而言,“新中产阶级”最大的两个特点或与前者最大的两者区别,一是其并没有自己能够独立经营的财产,而只是凭借其长期累积的人力资本作为高级雇员为那些拥有大型资本的人工作;二是其生存方式从对财产的分据转变为职业的分途并依此而获得相应的物质回报和社会声望。

具体而言,这些中产者们,并不是“有产”的老式中产阶级,也不完全是“无产”的工人阶级,或至少不严格对应其语义学上的“中等收入”或“中等财产”(middle class)。相反,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并往往与雇佣劳动者类似作为非独立的雇员实现自己使用符号、接人待物并承担协调、记录和分配等工作职能。同时,这些在社会分工的大背景下各司其职的职业群体,主要从事的是一些以商务、专业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抽象劳动”,处理着一些写字楼和办公室中以纸张、金钱和人身等为主要对象的抽象符号,并以职业而非财产作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的本质应该是对其“中等收入”或“中等财产”的描述与刻画,特别是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white collar)而言,他们经历了从有产到无产,从财产分据到职业分途的转变,并同构异质地扩展成了之后其他新兴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和中产社会的普遍面貌。

(二)科层权力与专业分工:
双重约束下的“中间夹层”与异化人格

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约束至少是两方面的,前者来自于科层制度的权力规训,后者来自于专业分工的资本同化,并在此双重约束下扮演者“中间夹层”的身份而难以克服日损不止的异化人格。

在韦伯经济社会学的意义下,以科层制(bureaucracy)为核心的官僚体系和以会计制(accounting)为核心的核算体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就科层制而言,其概念本身指的是科室或司局这样的等级结构所具有的限定的运作领域和特定的行政人员;而在中产阶级所生存的现代企业中,“官僚和铁笼”毫不掩饰地呈现出以下基本特征:(1)公司结构的理性化镶嵌于公司治理等的核算体系当中;(2)被科层化的资本主义精神支配下的企业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及(3)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使其共同意志通过强制手段的形式予以贯彻和和执行。

在此过程中,囿于科层制强大而无情的役使与支配,几乎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沦为了毫无生气或个性的“赚钱工具”以及无所不能又一无所知的“官僚机器”,并在应对科层制的庞大体系中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精力和心力成本。

与科层权力相伴生的,是专业分工的制度化安排下“有知识没文化,有理性没信仰”的现代性症候群。

中产阶级所仰赖其长期累积的人力资本与智力优势,既是其社会身份、阶层与声望的重要来源,也是其行业准入与收入来源的重要保障。然而,在“理性的铁笼”的作用下,深而窄的专业化已经取代了自我培育和广博的学识,更遑论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和反身性的思考方式,而这种“专”而“精”的脑力模式被植入“严”而“密”的科层制度。不管是医生、律师还是教授,他们所接受的专业化训练却正是他们无法理解更高层次的文化的主要障碍,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或思考只能局限于某个专业、某领域或某个行业,但这微不足道的怀特海意义下的“智力的‘独处’”(celibacy)正使得其完全被中产阶级的环境和知识的隔离状态所封闭起来,而不可逆转地成就了其“丰富的平庸”和“理性的傻瓜”。

在科层权力与专业分工的双重约束下,中产阶级在这权力的科层制度和专业的分工层级中,以“中间夹层”的身份,因受到权力的规训(科层制以加强管理)和资本的同化(专业化以提高效率)而成为了丧失“社会自我”和“情感自我”且单调而同质的“物质自我”的集合体。在这一逐渐蜕化的过程当中,就连知识、才能、智慧与意识形态等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表达形式,也已经成为被炫耀和耗费的商品而构成“精神的资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中产阶级的人格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个体的宿命和集体的归途。

中产阶级的人格异化,归根到底是科层权力和专业分工背后工作伦理的消弭和劳动价值的衰落。

工作伦理的流变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于古希腊人而言,社会里的机械劳动被认为是由奴隶完成的,工作摧残了人的心灵,使其无法适应道德实践。对于希伯来人而言,无论工作有怎样的价值,工作毕竟是为了赎罪。而自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工作首次作为“人生的基础和关键”被确立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而人也正因其理性地、有条不紊地、不懈努力地工作而成为人类的选民,并实现了“宗教人”和“经济人”的心理和谐。然而,随着工作伦理的消弭,多劳多得已不再是人们信奉的圭臬,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才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而历史上的工作伦理与工作道德的消弭也成为老式中产阶级结构性衰落的心理基础。

而就劳动价值的衰落而言,劳动分工所区分的已不仅仅是工作本身,还有从事工作的人以及原本可能从其技术过程获得意义的神经,以及左右可能使人专业化和分工化的无所不包的制度基础。就这样,从劳动的分工化到技术的专业化,从工作的机械化到个体的均质化,发展和运用个人理性的机会也常常被决策的科层化所摧毁;加之社会化大生产和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也与自身的智力潜能和工作面貌日益疏离,剩下的只有“赤裸生命”(naked life)的“工作时间”(working hour)以及对于收入、地位和权威无休无止的追求。

殊不知,中产阶级们不仅是将自己长期累积的人力资本出卖于劳动力市场上以期回报,与此同时,他们出卖的还有身体、时间、精力和人格。借用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导言中的描述,“他们以周或月为单位出卖自己的微笑和友好姿态,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愤恨和侵犯倾向施以即时的控制……为了薪水和其他人的利益,他们按照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那些人制定的规则,玩弄自己的个人技巧……”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他们所牺牲的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和生命中最珍贵的品质,获得的却是惶惶不可终日的失落和弥漫于现代社会中的挫败。

(三)气质、心态与情感方式:
现代都市中的消费者、表演者和围观者

作为日益兴起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在气质、心态与情感方式上呈现所呈现的消费主义和泛娱乐化、浅薄而轻浮以及冷漠而无力等特征,都无以隐藏其背后深层次的焦虑感危机与身份认同的错乱。

作为现代都市中的消费者,当工作既不再是其生计的唯一来源,也不是其赎罪的必要途径,既不能促进其个体的充分发展,更无法成为其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时,闲暇及其中的娱乐和消费,成为了中产阶级大众意义下的目标和幻想。工作越是枯燥无聊,闲暇中的娱乐和消费就越是必要。正如R.H.托尼说的那样,“生活中最让人心烦的是在哪工作和何时工作,而最令人兴奋的则是在哪消费和何时消费。”甚至,曾经作为“定位人们于社会之中”的手段的社区、亲属和家庭,也在都市生活的娱乐社群和消费社交中被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在大众传媒和消遣文化中对于闲暇、娱乐和消费无穷无尽的追求——因为能够决定你身份地位和社会认同的唯一尺度,已被化约为你的支付能力和消费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参与消费社会光怪陆离的盛景统治的程度与表现。

作为现代都市中的表演者,中产阶级特有的仪态举止和气韵风度总是让人忍俊不禁又哑然失笑。他们以集体狂欢抑或个体沉醉的方式,要求声望(decentness)以及他者对于其所要求的声望和对声望的要求的双重承认。从对教育、职业等出身背景所秉承的“血统至上”的迷恋,到对其所操持的语言、修辞与腔调的排他性自恋,以及表现在其穿着打扮、社交行为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克制与谨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剩下的一切,在资本大机器和社会万花筒地加成作用下,正如凡勃伦所说的那样,“生存竞争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在这吉勒·利波维茨基意义下的“轻文明”社会中,浅薄与轻浮成了他们最大的追求,无聊与空虚成了他们彼此遮盖的耻骨。终于,对平凡事物的赞美,变成了对崇高事物的嘲笑,最后变成对卑贱事物的偏好,直至自己“感觉身体被掏空”——正如哥德尔所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百分之九十九点美好事物在它们还是幼芽时就被摧毁了。”

作为现代都市中的围观者,他们不仅眼极冷,心更凉,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背后所试图掩盖的,是他们向外的冷漠与向内的焦虑以及这冷漠与焦虑杂相交融而产生的无以凭据而无根无依。

中产阶级的冷漠感,看似是其克服外部不确定性和寻找内部安全感的自保措施,但与此同时,也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意义下因对自身利益的“错误估计”而产生的“虚假意识”。从中产阶级自身的角度出发,这种冷漠感的根源,一方面始自其对没有意义的工作不愿牺牲自己的时间的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则处于对大众传媒和文化机器肆无忌惮地传播的闲暇、娱乐、消遣及政治消解等诸多面向的过分迷恋。而面对他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下层或底层,他们所表现出充满仪式感的关切和恰到好处的同情,与其说是一种伪善与狡黠,不如说是重重的无欲和深深的无力。

中产阶级的焦虑感,或许正是在这从财产分据的“有产”到职业分途的“无产”的流变过程中同时受到科层权力与专业分工双重约束下而呈现出的“中间夹层”与异化人格所长期形成的情感底色和内心独白。诚然,他们既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又没有牢靠的价值信仰,更没有对自我的确认与忠诚。回首过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值得铭记或留恋更遑论炫耀的英雄事迹或黄金岁月值得追寻;面对未来,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将以何身,踏寻何路,奔向何方。


(四)“中道”还是“虚幻”:
兼议中国中产阶级的未来想象

如果说独裁与肤浅是一对孪生兄弟,那么冷漠与犬儒则是一对亲生姐妹。他们一方面不相信现实的忠诚和未来的期望,并对那些抱有政治热忱和责任伦理的人一律视为“缺乏成熟”的群体,另一方面也对社会生产和群体生态背后的权力机器和资本机器无所作为。这种齐泽克意义下从“知而不信”到“信而不为”的拜物教式的“双重拒认”,正是回到了韦伯意义下对于面对现代性的困惑和现代社会的藩篱而无所适从的群体最好的描述与概括——“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活着。”

失去了上帝的关照和宗教的关怀,背离了工作伦理的支撑和责任伦理的召唤,中产阶级以其自在而非自为的存在方式,自决于社会的其他阶层和群体,并呈现出模糊不清的阶级意识而作为其心理学意义上的阶级本质。

究其根源,中等财产的物质基础背后的“无产”(substanceless)本质和中间夹层的异化人格背后的“无权”(powerless)本色,使得这些现代都市中的消费者、表演者和围观者们,只能以“无个性的个体化”的方式面对生活,却并不能凭据去本应享有的公共身份而参与社会。正如米尔斯在本书结尾处感叹地那样:“他们思想上犹豫、迷惘、彷徨,行动上漫无目的、缺乏持久性;他们忧虑、怀疑、但是和很多人一样,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忧虑和怀疑什么。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容易激动,但却缺乏政治热情。他们是合唱队,因为胆怯而不敢张口,遇到掌声又会歇斯底里……”

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下层社会的贫困无助无动于衷,对于上层社会的愚蠢暴虐默不作声;他们既拒绝认同于无产阶级,也不会关心本阶级的利益,更不会关心整个社会或国家的前途——他们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成功,甚至知识经济上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充其量只是从希望到忍耐,再从绝望到冷漠并终将幻灭的群体;而这种遗世而独立的“逍遥派”式的存在方式,反过来又恰好是嵌入市场的社会之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回射到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不难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历程,既不同于17世纪以来的欧洲,也不同于19世纪以来的美国,而是在30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和多轨转型中挤压而出的。

不管是旋转在金融资本前后、以金融、法律、财会和高新科技等职业人士为主体的“金领”,还是围绕在工业资本周围,以制造、加工、商贸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等专业人士为主体的“白领”,甚至还有那些比不上看门大爷的前台小姐,和赛不过熟练技工的行政文秘,由与中国社会经济社会多层次发展相对应的职场企业多面向分化下的诸多群体所构成的中产阶级,既面临着前述所有问题的总和与升级,又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自身困境。

首先,产权保护在法律、经济和实际运行中的严重不足使得中产阶级对其自身财产及生命安全的担忧更加显著,并因此引发的人才出走和资金外流,带走的是知识与财富,留下的却是愚昧与贫穷。与此同时,在彼得·格鲁克意义下的“下一个社会”(知识社会)当中,中产阶级如何进一步在知识分工、专业分化和职业分途的现代社会中,不断增强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而更有竞争力的参与全球化合作秩序的构建,无疑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体现于中产阶级之“人的现代化”的首要命题。

其次,由于基本国情、历史原因和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和其他社会保障与福利资源在城乡、地区、行业等区间严重分布不匀且分配不均的长期现实,又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陷入一个又一个无以复加的以焦虑感为中心的泥潭。学区房之谜,培训班之疯,医疗所之虑等社会图景,一次又一次地注解着中产阶级因其身份所依托的非物质财富(人力资本和社会地位)的不可继承性而衍生的焦虑感危机。以及,在阶层固化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的预示下,面对最为突出的户口与房产两大要素,与中产阶级共生演化的预备中产阶级和广大青年阶层的上升通道和入场门票,也必将是未来几代人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

第三,在全球金融资本和景观统治的统一市场之中,中国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的群体气质与阶层声望,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和泛娱乐化迷途不返的社会现实面前屡屡呈现出让人既感无语又觉无力的荒诞景象。马拉松是他们的新宗教,瑜伽术是他们的不老药;健身房是他们的新教堂,咖啡厅是他们的游乐场; “XXX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的知乎问答是他们智商挽尊的快速疗法,“得到”、“即刻”、罗永浩是他们实现终身学习的独家秘方;面对社会底层的仪式感关切是他们自我消费的保险阀,面对权贵精英的吃瓜式自慰是他们自我调侃的安全套……

第四,面对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大规模制度变迁的历史忧虑,兼具日常世界中焦虑的经济动物、公共舆论中的舆情主导者和集体行动中公共性与私性之间的合体这“三幅面孔”(熊易寒:《中国中产阶级的三副面孔》)的中产阶级,到底再多大程度上能够立足中道,摆脱虚幻而在三重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团结起来,成为推动而非阻碍社会变革的主力,和受益而非替罪转型阵痛的对象,恐怕是关于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想象与可能的全部展望。

最后,我想再次引述米尔斯在本书导言一开篇精辟的判断作为本文的结尾,尽管我并不希望这一深刻的见地果真成为历史的预言——“无论他们有过怎样的历史,这里是没有任何波澜起伏之处;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共同利益,这利益都未能将他们结成一个整体;无论他们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都不是经由他们自己之手缔造的。如果说他们渴求的终究只是一条中间道路,那么在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寻的时代,这最终也只能是一个虚构社会中的虚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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