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什莱 米什莱 8.4分

鸟儿爱捡发光的东西

卢冶

“识文断字者永远痛苦,生活也不轻松”

  在已故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尔特(1915-1980)的文集在国内接连出版之际,儒勒•米什莱(1798-1874)的散文集《鸟》《山》《海》等,也在一本一本上市。也许是出版界的“灵犀”或默契,巴尔特继《写作的零度》之后的第二本著作,就是《米什莱》。

  米什莱是谁?是法国现代史学之父,《大革命史》的作者,法国最早和最具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家。而罗兰•巴尔特,这位被误读为最喜欢玩弄“能指的游戏”、“无心无情”的理论家,在其学术生涯的初期,就将私塾的文学爱好和学术观念建立在这位伟人的“血肉之躯”上。在巴尔特的无数研究对象中,米什莱是他唯一一个彻底通读的人物,他为他做了两千多张卡片,并由此一直保持了这个治学习惯。像所有成功的传记一样,《米什莱》提供了一个索引,以便将个人的生命交付给历史。怎奈那传主和述主两个都太“先锋”了——大量的排比和短语、无主语句与无动词句星罗棋布,加上那些章节:“荷兰航船”“被我们愚蠢地归入阴性的历史”“女人陛下”……比起20世纪的历史著作,倒更像中世纪的插图版圣经。于是,这本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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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文断字者永远痛苦,生活也不轻松”

  在已故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尔特(1915-1980)的文集在国内接连出版之际,儒勒•米什莱(1798-1874)的散文集《鸟》《山》《海》等,也在一本一本上市。也许是出版界的“灵犀”或默契,巴尔特继《写作的零度》之后的第二本著作,就是《米什莱》。

  米什莱是谁?是法国现代史学之父,《大革命史》的作者,法国最早和最具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历史学家。而罗兰•巴尔特,这位被误读为最喜欢玩弄“能指的游戏”、“无心无情”的理论家,在其学术生涯的初期,就将私塾的文学爱好和学术观念建立在这位伟人的“血肉之躯”上。在巴尔特的无数研究对象中,米什莱是他唯一一个彻底通读的人物,他为他做了两千多张卡片,并由此一直保持了这个治学习惯。像所有成功的传记一样,《米什莱》提供了一个索引,以便将个人的生命交付给历史。怎奈那传主和述主两个都太“先锋”了——大量的排比和短语、无主语句与无动词句星罗棋布,加上那些章节:“荷兰航船”“被我们愚蠢地归入阴性的历史”“女人陛下”……比起20世纪的历史著作,倒更像中世纪的插图版圣经。于是,这本1954年的“这本小书”甫一出版,即遭报刊诟病:老爷啊,您还是使用法语吧!

  巴尔特说,事有缓急之分,与其为了让你听懂而建构一种“连贯性”,首要的是赶快找到传主一生的“结构性的主题”。

  也许最高品级的人物评论,就是述者化身为传主——巴尔特不仅在修辞风格上模仿米什莱,同时也用对方谈革命的方式呈现他自己:不谈这位历史学家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思想发展,而是在“提要”里囊括了常规传记中找得到的、找不到的各种分类,以词条形式列出,桩桩件件,繁而不密,遵循学术、诗学、经验、本能,像鸟儿捡拾发光之物,不问是金子还是玻璃。书前的插图,不是依照生卒年排列的米什莱照片,而是猫似的罗伯斯庇尔、马拉肖像、米什莱用来装饰办公室的丢勒的《忧伤》,巴尔特说,米什莱从这幅画中看到了浮士德的全部思想。这种“冰箱小贴士”一样的呈现方式,用巴尔特自己的话说,就是在米什莱“想象的博物馆”中挑选几间展室。传主与述者隔着无数的艺术作品、大自然的风景和两个世纪以来的法兰西学院,像情人一样彼此呼唤,如同两面镜子相对,魔鬼跑了出来。

  先锋主义的代表巴尔特,在60年代巴黎的红色风暴中为一个大革命时期离经叛道的法国史学家著书立传,其历史意义可见一斑,而今天中国人阅读《米什莱》的“价值所在”,同样也能抓出一大把:法国革命的礼花,为我们带来“现代”的百体五官,启蒙与国族,理智与情感,红旗与红血,善善恶恶随形打响,至今仍是中国新老文青的辩论和“五分”“五毛”的混战中持续引用的“人间食粮”。从中,我们收获了一箩筐的主奴辩证法和“群众心理学”,大捧大捧的“车轮”、“螺旋”、“幽灵”,整个“现代”,以及我们想要理解这一切的强烈欲望。然而,车轮一滚行至和平的2012年,微博和“脸书”的沼泽地中鸥鹭不断惊起,我们——人民、看客、意见领袖,却仍然迷失在柳花深处。

  学术是处理萦怀之事。蓦然回首,巴尔特跟他那相距甚远的同行汉娜•阿伦特一样,终身执著于思考暴力、苦难及其端倪如何在实存中显影。可令他绝望的是,也许在我们的身体和词语中,早已植入了一种无视我们自身的制度,一些 “无痛分娩”“激光手术”“珍珠塑形”的开关,随手一按,我们就以为正义匡复、痛苦消除。

  阿伦特们找到的,创造的,正这些开关。作为一种无声的、绝望的反击,巴尔特选择了米什莱。与他在《S/Z》里游戏式地评论巴尔扎克的小说不同,《米什莱》是巴尔特学术生涯之初少见的、情感大于技巧的作品,连巴尔特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传记还是小说,散文抑或论文。也许,只有在非此非彼的形式中,才能躲开按钮,触到伤口。

  米什莱一气呵成的60卷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和他虚弱的身体状况,足以使传统的传记作者把他写成身残志坚的劳模,可巴尔特反其道而行之,把“偏头疼”列为米什莱的第一个主题。他说,米什莱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包括:令人郁闷的暴风雨,令人释怀的雨,周而复始的秋季。

  ——不知自何时起,我们就忘了我们所阅读的历史中,还存在着自然的,而不是隐喻的阳光与风雨。在那个时代,米什莱所热爱的山、鸟、温泉与革命的烈火同时存在,可要找到它们,你得专门跑到自然史或植物学部门去。巴尔特与米什莱则让自然与历史裸裎相对,其间可以插入旗帜、告示牌、凸透镜,却无法容忍遮挡视线的墙壁。米什莱笔下的革命历史,恰恰是它自身的生物学史、生理状况和体质形态。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敢于承认,支撑他们进行批判的主要动力是出于“恶心”。米什莱不:他对君主制的谴责不是出于政治判断,而是生理反应:君主制是浮肿,帝国是蜡做的。根据感官来臧否人物,简直冒了整个历史学之大不韪。巴尔特说,这样并未把道德观自然化,而是把自然界道德化了。米什莱对人民的定义,没有社会学的严谨,却如诗般精确,像盒子“啪嗒”一下扣上:人民不是明确的社会阶层的集合,而是双重性别和孵化功能的产物。

  不知自何时起,我们忘记了生存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差异,而米、巴二人将它们调合到了一起,用难以置信的修辞风格,把历史写成一团温暖情意,有滋有味,精要深邃。这样治史的坏处是它永远无法到达这个专业化社会的中心,好处是,至少,他们不必体会到今天的知识分子们在所言之事和所做之事,所思之事和所信之事间,那更深刻、更痛苦的分裂。

  《米什莱》也许做得太好了,让传主最后也成为了著者:米什莱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两次因自由派言论而被法兰西学院开除,自此穷困潦倒;巴尔特本人则在最后一部讲义完成后的第三天,在法兰西学院门前车祸去世。

  最终贯穿米什莱-巴尔特学术著作方式只有一种,就是他们本人的生活方式。“识文断字者永远痛苦,生活也不轻松”,从一开始,巴尔特就引用了米什莱信件中这句腥甜的话。他们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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