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8.8分

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奥厢
小说在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东亚文学中担任了诸多大任,作家们用小说来描述新的社会关系,思考人的内面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反思原生家庭的影响和对新的社会主体与社会意识的想象。

正如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所述,“小说的眼目,是写人情,其次是写世态风俗,人情又指的什么呢?回答说,所谓人情即人的情欲,就是指所谓的一百零八种烦恼。”坪内逍遥的观点是典型的改良主义的代表,旨在用小说发起描写人物心理和批评社会问题的文学革命。

夏目漱石写过诸多小说,多刊登在期刊上连载,其中有罗曼司,有“写生文”,也有悬疑小说。他从不拒绝多种类型的尝试,仿佛就在寻找小说的更多可能一般,文体简练如新闻通讯,语词平静冲淡,记录日常情感。但现代读者只要稍微敏感,经历过倍感孤独的青年时代,或感受到与社会主流秩序之间的相斥之力,就不难与夏目漱石心意相通,看懂他笔下所写的人物,理解他们困顿之中的挣扎。

《心》也并不例外。“我”眼中的“先生”是纯洁高尚的人格的代表人物,离群索居,与世无争。就如《使者》中哥哥,《虞美人草》里的钦吾。他们对社会来说是多余之人,对身边的人也全然无用。虽然接触过他们的人也都会产生喜爱和亲近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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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在十九到二十世纪的东亚文学中担任了诸多大任,作家们用小说来描述新的社会关系,思考人的内面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反思原生家庭的影响和对新的社会主体与社会意识的想象。

正如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所述,“小说的眼目,是写人情,其次是写世态风俗,人情又指的什么呢?回答说,所谓人情即人的情欲,就是指所谓的一百零八种烦恼。”坪内逍遥的观点是典型的改良主义的代表,旨在用小说发起描写人物心理和批评社会问题的文学革命。

夏目漱石写过诸多小说,多刊登在期刊上连载,其中有罗曼司,有“写生文”,也有悬疑小说。他从不拒绝多种类型的尝试,仿佛就在寻找小说的更多可能一般,文体简练如新闻通讯,语词平静冲淡,记录日常情感。但现代读者只要稍微敏感,经历过倍感孤独的青年时代,或感受到与社会主流秩序之间的相斥之力,就不难与夏目漱石心意相通,看懂他笔下所写的人物,理解他们困顿之中的挣扎。

《心》也并不例外。“我”眼中的“先生”是纯洁高尚的人格的代表人物,离群索居,与世无争。就如《使者》中哥哥,《虞美人草》里的钦吾。他们对社会来说是多余之人,对身边的人也全然无用。虽然接触过他们的人也都会产生喜爱和亲近之心,因为他们都拥有“不计较得失,不考虑善恶的天然之心”的品性。

远离家乡的青年人对先生产生迷恋,这种情感与其说是私欲的,不如说是文学青年的乡愁。将博学的人当作知识本身,将已经与他人建立美好关系的人当作可以思慕的恋人,因为在对方身上看到让自己向往的特质,而产生追随之心,确实是一种无对象的爱恋,一种来自主体的凝视,这束目光射向残缺的镜子投射出的自己。而这面残缺的镜子就是社会了。

阿甘本写过电影史上最美丽的六分钟,桑丘走进电影院,在矮小少女达西妮娅身边坐下,堂吉诃德坐在影院边缘,双眼直盯着荧幕。荧幕里身着盔甲的骑士在奔行,一个年轻女子身处险境。这时,影院里的堂吉诃德拔剑而起,将幕布刺成碎片。影像持续了一段时间,骑士和女子的故事没有暂停,只有幕布上的裂痕以无法和解的趋势越变越大,直到只剩下支撑荧幕的木质结构。影院里的孩子们欢呼,观众愤怒离场,而桑丘身边的达西妮娅少女用反对的目光看着堂吉诃德。阿甘本试图用这个片段来向我们展示我们如何与想象相处,爱它,信它,得不到它,不惜毁灭它,而最终,也只有空洞和未完成。

在《心》里,我未出社会,已觉得受到各种秩序和传统的围困,认为先生是超然世外的高洁之人,可自视为明治时代人的先生,也不过是一个由过去的经验构成的普通人而已。先生的过去,一样充满了私欲、困境、负疚和绝望。

小说里的先生并不从起初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书里描写他学业并不精进,对知识也没有显露过渴求。和身边的朋友K相比,他全然平凡。因为父母早逝,遭遇了亲戚霸占财产的坑害,对他人有着很深的怀疑。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纳寄宿人家母女的好意,而在对这家小姐动心之后,也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表白心迹的行动。爱情对于困顿迷茫的青年来说,无疑是向渴水的人供奉香油,有诱惑力,却也可有可无。直到竞争对手出现,才让人感叹,嫉妒这种情感在爱情里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也无怪乎先生在小说开篇对我说,爱情当然是罪。因为人的情欲在经历了后面发生的事的先生眼中,已完全是罪孽了吧。

K对年轻时代的先生来说,拥有着先生对我一样的魅力。在杂乱而让人困惑的社会现实里,K表现出了追寻信仰的坚定不移的意志,他在家庭方面比先生的遭遇更艰难些,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也更甚。K是僧人的孩子,具体到日本的近代社会,折口信夫在《日本文学的发生序说》中提到,自上代以来在日本提到的知识分子,首推僧侣。无论是在隐世的方面还是在精神世界的“精进”上,K都传承了僧侣的精神和主体性。当他也同样爱上寄宿家庭的小姐时,先生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人给自己的恋情带来的危机,而K则是在精神世界的追求和世俗爱情的两难中陷入困境。先生虽不完全理解K,却利用了K平素里对信仰的谈论,劝他放弃小姐,而自己立刻去求爱。

先生的这一举动若是放在一出“罗曼司”里,或许只是一桩小小的闹剧,而在夏目漱石所描写的时代环境与时代精神之中,带给当事人的是不亚于海啸的一次精神危机。K选择了自杀,或许他的选择包含了泄愤和复仇的意味,可在小说里反映出来的远远不仅如此。他在遗书里,用“剩余的墨在最后添补了一句话”,“本应该早些死的,却不知为何活到今天。”他的死让先生的人生自此背上了十字架,先生也从那个事件之后,才开始成为了我认识的那个,不接触社会,不效法这个世界,温柔对待岳母和妻子,博闻强识的先生。也可以说,先生从此成为了一个赎罪的人。

第三部分“先生和遗书”真正代表了夏目漱石对明治精神的反思,和明治世代经验的书写。这一部分出现的自杀的友人K,是夏目漱石自身思想动荡的一个反映,很多K的言论和见解,都可以看作是作者借人物之口在说话。《心》中主人公的自杀有另一个说法叫“以殉明治之精神”,虽然在小说中与明治天皇的死联系在一起,但实际所指的应该就是明治时代的“时代精神”。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论述过,“明治10年代”曾有“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是一种使明治维新得以深化的“永久革命”的运动,但随着这场运动的退潮,自由民权的活动家渐渐从“民权派”转向了“国权派”,这一次的政治挫折激发了日本社会内面的人的产生。

很多读者会认为先生最后的选择更多源于道德伦理下的愧疚,而非为明治精神殉死,但先生的死发生在K、明治天皇、将军夫妇和“我”的父亲等多人的死之后,不得不说是先有明治精神之死,再有的先生之死。是时代精神塑造了先生的内面,也是时代精神成为了先生下定决心的最后一个原因。如果说先生在“我”尚身处混沌时,在我心里埋下了敏感和反思的种子,那友人K便也曾在先生头脑并不清醒的年纪,埋下了殉死的因素。

夏目漱石的“明治精神”来自明治10年代,不论日本政治还是文坛在那时都拥有更多可能性,而不是之后明治20年代与帝国主义同时确立起来的现代国家体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也对类型化的现代小说大加抨击,认为人物不能成为情节与善恶说教的傀儡。而正是夏目漱石,写作了被现代小说蔑视和排斥的多种类型作品,他的文学主张和自身的寻索也投射给了笔下的人物。

“殉死”一词来自江户时代的武士精神,明治时代之后自然不再被人推崇。所以《心》中的先生才反复说“殉死”这个词已是一个古老的词汇,本当弃绝。不论是作为维新时代的人,还是作为有过沉思受过基督教影响的人,“殉死”本身都带有沉重的罪孽。可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困苦下,不论是乃木将军还是K,还是最后的先生,他们终于还是选择了来自传统道德的举动,这个世代来自传统道德教育的维新人,始终还是顾念着江户时代以前的传统中蕴含的高尚精神。本文标题“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说的是晋朝名士的典故,王导因为对伯仁的怨恨,而害死了伯仁,他没有做任何事,可伯仁确实因他而死。最后留下了“幽冥之中,负此良友”的负罪之词。与《心》中的先生的道德伦理困境,与始终认为自己背负罪孽的精神核心竟相一致。

在夏目漱石看来,降临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人身上的,正是精神的困惫和身体的衰弱不幸同时来到,道德败坏也自然接踵而至,一味的维新和西化让社会风气崩坏。在他身上,何尝不是也一样对传统美德始终抱持着怀念呢?如果说《虞美人草》用骈俪的字句写出了夏目漱石对改良社会秩序的愿望,《心》就是用细致的语言对日常感情和时代精神进行反思,是日本现代小说中非常别开生面的一篇。

本文曾发布在雅众文化微信公众号,发布时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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