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9.3分

我们骨子里割不掉的部分

白色的马

费先生此书并非意在学术地论述其观点,而是希望引导读者去探索我们共同“栖居”的社会,更恰当地说,是我们的祖辈曾经生活过的“乡土社会”。因此本文主要将围绕费先生书中观点进行思考,或许有新见解,或许只是毫无意义的杂句,这都没关系,正如费先生期望这本小册子记录下他曾走过的一段历程一般,我亦是。

中国人是离不开“土”的,更恰当地说是,中华文化是无法与“土”剥离的。几千的农业社会以及重农抑商的历史,如今的农业大国,我们可以看到“土地”对我们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我们现今的语境中,或许说“你真土”,会让人十分恼怒。“土”中似乎存在着莫大的贬义——落后。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与“土”对应的词汇是“洋气”。这其中隐藏的是我们对过往传统文化的不信任与嫌恶,和对新文化(西方文化)的推崇。我认为西方文化相较于中华文化最大的闪光之处在于其兼容并包的宽阔,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所缺少的。

其次,我们的文化安土重迁,流动性很弱,小富即安;而西方文化,尤其是沿海国的文化中,存在一种征服的抱负与野心。于是,在过去,我们的文化思想几乎没有输出。近现代期间,西方新思想快速涌入中国社会,中华文化未待获得足够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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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先生此书并非意在学术地论述其观点,而是希望引导读者去探索我们共同“栖居”的社会,更恰当地说,是我们的祖辈曾经生活过的“乡土社会”。因此本文主要将围绕费先生书中观点进行思考,或许有新见解,或许只是毫无意义的杂句,这都没关系,正如费先生期望这本小册子记录下他曾走过的一段历程一般,我亦是。

中国人是离不开“土”的,更恰当地说是,中华文化是无法与“土”剥离的。几千的农业社会以及重农抑商的历史,如今的农业大国,我们可以看到“土地”对我们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我们现今的语境中,或许说“你真土”,会让人十分恼怒。“土”中似乎存在着莫大的贬义——落后。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与“土”对应的词汇是“洋气”。这其中隐藏的是我们对过往传统文化的不信任与嫌恶,和对新文化(西方文化)的推崇。我认为西方文化相较于中华文化最大的闪光之处在于其兼容并包的宽阔,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所缺少的。

其次,我们的文化安土重迁,流动性很弱,小富即安;而西方文化,尤其是沿海国的文化中,存在一种征服的抱负与野心。于是,在过去,我们的文化思想几乎没有输出。近现代期间,西方新思想快速涌入中国社会,中华文化未待获得足够准备,便被不断冲击。若文化本身不具有强大包容性,又不断被输入新的认识思想,很难不产生内在矛盾。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是一种以差序格局,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团体格。差序格局是一个以私人为中心,涟漪式层层扩展的人伦格局社会。这意味着,这是一个以私人与私人关系构成的社会。差序格局最大的问题在于“私”。即使费先生巧妙地将“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进行了区分,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两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不可斩断的联系。实际上,自我主义就是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式。“私”就是一种对个人本身的关注。然而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中,最缺少的就是“个人主义”这个种东西,我们的个体人格千百年来都是被“集体”所吸收的。所以,自然而然产生的疑惑是:为什么在中国如此之文化条件中,会出现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格局?

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则是一种存在着超越个体的拟制式无形“实体”。这里所说的拟制式意味着此“实体”人们基于自身想象与信赖,为人们共同相信其存在且有约束力。比如我们当前的法律中的法人,又比如基督教中的耶稣等,均为人们的拟制。存在这样的拟制的基础是人们愿意承认存在一个超越自身的法则,正如老子的道家思想。老子认为“道法自然”。此之“道”即为“拟制”。

着眼当下,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化一直不断输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我们当下中国许多制度许多思想几乎都是继受自西方。比如,如今对我的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法治”。也与这里会使人不解,在我们的上千年文化中,难道没有法治思想。依我的观点来看,很遗憾的是没有。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法治”不同于“法制”。法治意味着每个人具有平等的地位并且被法统治(rule by law);法制是指社会中存在的法律制度,人们用法律制度规范人的行为(rule of law)。两者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差异。依费先生的理论,乡土中国是一种差序格局,同时也是一种礼法制度,是根本无法为法治提供生存的土壤的。并且我们的历史中,很难说曾存在法治。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法家,所推崇的法家思想依并非是法治,而更类似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刑”——法律制度的一种。所以,中国几千年可以说曾在过法制思想和法制,但是却很难说存在过我们现代所推崇的法治。

依本人所见,当前正在被人们广泛谈论的“山东辱母案”正是印证了这种观点。母亲被催债人非法拘禁,加之羞辱甚至侵犯,在求助警方未果后,其子于欢将多名催债人捅伤,其中一名催债人后因失血过多死亡。在这里且不谈论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并非舆论声中的主要关注点,而实际上,许多大众舆论反映出来的观点是:为了母亲杀人,怎么能被判有罪呢?在这样的观点中,可以看到的便是儒家传统中的“百善孝为先”。因父弃国是君子,而揭发父母恶行却是“违法”。这样的传统观念一直影响至今,这反映着“礼”对我们正义观的巨大影响力。但是这样的“礼治”的正义观是与“法治”是很不一样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提倡的是以自身为中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与我们当前所说的承认存在一种高于所有个体的“法”之存在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在中国社会中建立“法治”,实任重道远。

回到,西方文化思想不断输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断压缩。当一种制度无法跟上社会变更的速度时,就会被逐渐淘汰,因为社会格局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更偏西是工具性的,它们服务于人类及人类社会存在于发展。相较于我们的传统思想,西方思想或许不可爱但是十分有用。

西方社会更倾向于团体格局,更为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统治各个个体的高于个体的拟制人格——过去是“神”,如今是“法”。而这样的平等同时带来了自由与民主。这些理念无疑是为今天的我们所提倡的。原因在于,这些思想更加重视“人”本身,不过与限制人作为人的合理欲望。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结构更加理解且保护人的欲望与本性。

反观中国,我们的传统思想是不强调平等的。儒家思想尤其强调等级,君子高于小人,父高于子,夫高于妇等等,这正反映着费孝通先生所说“差序”的理念。与儒家思想十分不同是,老子提倡的“无为”强调的是自由,墨子提倡的“兼爱”强调的是平等。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都是十分超前的。只可惜,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或必然或偶然,这些思想并未得以存活,唯有儒家,至今深深影响这我们的思想观念。如此情境是福是祸不得而知,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唯有无可变更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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