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俊：施受虐，一曲存在的悲歌！
“施受虐”在文学经典中经久不衰地展现着自己的魅力。"SM"--(SADISM,MASOCHISM的简写）甚至成了某些时尚人士的行为艺术。
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因在狱中写下许多色情的施受虐场景，而让“虐待狂”和“受虐者”这两个词直接由他的名字派生而来。
自伟大的弗洛伊德执笔理性地阐述这种行为的心理学脉络以来，“施受虐”这一主题一直在挑战和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弗氏信徒们。
我们被告知，我们就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来，既然人类的首先调节原则是快乐原则，那么人们为何往往做出显然是自毁和导致痛苦的举动？
近年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群精神分析师们不屈不挠地走上了对这种人类“变态”现象的探索之路。他/她们发现“施受虐”的核心问题是“施受虐”者们内心的渴望、憎恨、蔑视、恐怖，以及成瘾般的本能刺激，以及他/她们那贬低别人的自我和被贬低的自我。
我概括为“施受虐”者们内心激烈地交织着爱和恨的矛盾情感，对本能刺激的强迫性重复，以及由此构建的贬低的自我和客体印象。
这拓展了我们对施受虐这一范式的理解：创伤——刺激的过渡和不足、自恋性脆弱的碎片、性与攻击性、欲望及其冲突、构建了一幅“生死力量之战”的内在图景。
所谓生死力量之战，老套地说就是弗洛伊德认为的人类具有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生本能即试图保存生命的力量，死本能则相反。
在“施受虐”者身上，你会发现强烈的渴望联结、依恋、唤起和被唤起的欲望，但同时，又希望摧毁这种和他人的联结。“施受虐”因而被本书的作者们理解为：或许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与客体联结的方式，而不至于回退到一种自恋的封闭境地，不至于融合进另一个具有强大吞噬性的生命中。为此，你可以理解“施受虐”为一曲存在的悲歌。
弗洛伊德写道：“我们的工作是从生死本能的大对立中开始的。我们看到，当这些本能处于争斗的时候，力比多就会固着下来，客体会以激烈的方式被贯注，裹挟在主动或被动的欲望力量中：占有和被占有、吞噬和被吞噬、战胜或屈从，甚至摧毁或被摧毁。受虐者和施虐者彼此嵌套，既渴望又反抗共生式的融合。这些相对立的力量使我们需要去考虑自体的存活、他者的存活和分析过程的存活。”
精神分析师治愈或研究人类这些特别而又常见现象的工具是对移情与反移情的觉查和分析，而在这些移情和反移情中，我们相信再现(enacting)了那些早年被固着的本能欲望和胶着的客体关系,本书的作者们正是了利用这个工作。
在我们日常任何的人际关系中，如果你感到窒息、困住、巨大的焦虑拖着你下沉，继而麻木、无助、内疚、被锁死在这种人际的漩涡里，不知如何解脱，你要想到这个紧箍咒可能是“施受虐”。
顺着这个思路，抽丝剥茧，我们发现“施受虐”背后是强大的分离障碍，它阻碍了人类心理的发展。
当个体身处恐惧，相信任何生命活力都会招致象征着威权的超我的报复，就会再度经历早期的自恋伤害和婴儿期创伤，这个时候，施受虐或许就是个体唯一可以保持内心完整的方式。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施受虐”中的前俄底浦斯问题、俄底浦斯问题，以及与它们相连的潜意识幻想。“施受虐”客体关系是为了维系与早年母亲的联结，这是某些讨论的核心观点。
我们看到发生在口欲期的“施受虐”主要与创伤与自恋相关。在婴儿早年与母亲的互动中，母亲提供喂养、抱持、回馈、容纳，期间有大量机会发生自恋损伤。婴儿尝试保持联结，有时候是令人满意的，有时候是令人挫败的，心灵盲目（soul blind）和心灵谋杀（soul murder），这些来自父母的虐待由此引发了对融合的恐惧和渴望、退缩，伴随着摧毁或者被摧毁幻想的攻击。在早期母婴的互动中，婴儿的感受在需要和满足、充实和空虚、自大和不被看见之间摆荡。由于不安全依恋，回馈、抱持和容纳的缺乏导致的断裂，这些共同促成了“施受虐”的形成。一个充满了极大张力的内部世界，很容易就会使个体依赖施受虐的方式来建立痛苦的联结，带来自大式融合（grandiose merger）的幻觉。而合一（oneness）幻觉作为一种心理力量是为了防御谋杀（murderousness）恐惧和湮灭恐惧。湮灭恐惧表现为溶解恐惧、担心碎裂、失去自我感、个体内部结构的溶解。阉割/女性生殖器焦虑表现为攻击自己身体、伤害身体、性无能和丧失生育能力。施受虐常被用来防御这些焦虑。与其被遗忘或知晓内心的恐惧，还不如绝望而痛苦地跟另一个人待在一起，主动也好，被动也罢。
本书中利用的大量临床材料和文献表明，“施受虐”的萌芽和初步形成是在肛欲期，梅尔泽（Meltzer，1992）将此称之为“在母亲的直肠里生活”。他认为这正是施受虐所处的界面，在此充斥着暴力，到处是倒错和成瘾。在“施受虐”中，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口欲期和生殖器/俄底浦斯期发展的影子，但是正是肛欲期的发展塑造了“施受虐”在心理中的形态，以及人际间的互动。肛欲期之所以占据核心位置，是因为它对心理活动有着重要的组织功能。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与内外相连的、与自主性、控制、屈服和征服相关的潜意识幻想。在这一发展阶段，否认和倒错影响着有关身体和心理内部空间、自我和他人人际空间的幻想，并反映在“施受虐”中。任何形式的差异都是无法容忍的，而“施受虐”可以被用来应对或者消灭这些差异。
本书从发展的视角去探讨“施受虐”，探查创伤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自恋、肛欲期、创伤和倒错，这些力量相互交织，激发了从各个发展阶段涌起的挣扎，并伴随着潜意识的幻想和客体关系。与创伤相关的自恋性脆弱和心理无助为“施受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弗洛伊德认为发展在俄底浦斯时期的“施受虐”，挨打幻想是理解问题的核心所在。挨打幻想是因为恐惧性快感而招致惩罚。源自俄底浦斯阶段以及超我的发展，痛苦就成了必须要有的成分，痛苦使性快乐变得可能。挨打幻想可能通过多种妥协形式呈现出来。比如，挨打幻想可以代替从创伤性客体上撤走的贯注。威尔登发现，那些殴打孩子的母亲存在女性倒错行为，提示我们这一现象可能存在代际创伤。当母亲把她自己不想要的情感投射给孩子，出现打骂行为，这个孩子就会带着这些痛苦的外化情绪长大。此处会有一个朝向挨打幻想的转向，而不是退回到自恋的隔绝状态。“施受虐”的潜意识挨打幻想使得痛苦被嵌入到关系中。痛苦成了跟他人联结的方式。在生命早期就形成了不快体验和发展阶段相应需要之间的联结。这些经验被带进了成年期的适应行为中，并以一种特定的约束方式呈现在跟分析师的治疗中。这种约束力量将快乐与痛苦、分离与合一、创造与摧毁、生命与死亡混合在一起。
在这本书中，分析师们逐步拓展了倒错（perversion）的定义，这里不是指性倒错，而是指心理的倒错，包含了情欲化的恨、对现实的破坏、对差异（difference）的否认。切斯古特-史米格尔声称，她“从没遇到过一个有倒错问题的个案是没有‘施受虐’元素的，即便‘施受虐’在临床中的分布是非常离散的”。
倒错是通过否认机制表达出来的。在移情/反移情中，否认的作用似乎在于表达“你在那儿，但是你不在那儿，我看到你，但是我从没看到你”。当个体感知到有差异时，他就会出现恐慌。在“施受虐”处境下，空间会坍塌，自体和客体是可以互换的。世代的差异不复存在。性的差异也不被承认。创伤可以被性欲化，情欲生活可以跟创伤相连。在许多情况中，施受虐以具有攻击性的性欲形式呈现出来，实际上性欲化的成分可能是服务于许多另外的动机，特别是为了防御和表达自恋性问题。
区分“性”（sex）和“色情性”（erotism）非常重要，前者是力比多自然发展的结果，后者是由于防御原因和/或倒错动机产生的对性冲动的滥用或窃取。本书中的B先生，就像许多分析的病人那样，为他对他人的依赖需要而感到羞耻，因为将这种需要伪装成性的需要，以此来获得一个公平的游戏环境。婴儿式或人格的婴儿部分对依赖的客体感到自卑或弱小，这个最初的客体体验是乳房。另一方面，色情的性意味着过早地获得较晚阶段的发展，色情化的伴侣和自我被认为在他们的色情化纠缠中是平等的。
我对此的观点更接近斯托勒（Stoller）……倒错是恨的色情化形式。个体使用复仇幻想将婴儿期创伤转化为成年胜利，在客体身上付诸行动。
总结起来，我们看到人类建立了两个自我调节和冲突解决系统：
一个是开放系统，它适应现实，特点在于乐趣、能力和创造力。这个系统可称为健康。
另一个是封闭系统，它回避现实，其特点是权力动力、全能感和停滞不前。
在封闭系统的功能中，心灵是根据神奇、全能和原始的理想化构成的。由此，信念组织的关系是倒错的“施受虐”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敌意、受难的感觉、攻击性、自我毁灭的行为反复循环，强迫性重复，没有真正的变化或成长。全能的信念被作为主要的防御用来自我保护以对抗创伤。外化、否认和回避被用来支持这些信念。目的是控制他人，而不是改变自我。
因为封闭系统依赖于将自己当作受害者的感觉，因而基于现实的乐趣被体验为对无所不能信念的威胁，自我能力和执行人格的功能被用于维护全能的防御和信念。任何形式的规则，从物理定律到社会习俗和游戏模式，都受到了破坏和否认。作为依恋、防御和满足的手段，疼痛是封闭系统的核心。这种疼痛既包括心理之痛，也包括身体之痛。这种静态而贫瘠的重复偏离了向前发展的道路。在封闭系统中，防御的基础是对权力的全能信念，为了生存，必须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二者之一。
为了帮助这些“施受虐”者，本书中呈现的工作形式可谓匠心独具。一个案例由四个不同流派的分析师来体验和讨论，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空间，在此来自不同理论背景的分析师一起去理解这些分析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他们有一些共同关注的主题，但是每个人都拥有各自对这些病人的病理学理解。从每一篇讨论中，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作者试图去理解、去保护生的力量免受死的力量的摧毁。他们所提供的案例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一神秘的、破坏性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开放的形式是再现了分析师与“施受虐”者的抗争中，对开拓患者的开放系统的努力。
“施受虐”带着一种对心理现实的憎恨，它体现为不同的破坏性水平。“施受虐”关系中的残酷程度跟个体被唤起的对现实的憎恨强度有关，而这又跟对挫折的耐受能力有关。比昂（1967）强调了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是承受期待和现实之间落差的区分性能力所在。个体耐受挫折的能力或许在出生以前就有所表现。弗洛伊德有个著名的观点（1911）：
“尽管‘出生’作为一个节点把子宫内的生活和早年的婴儿生活区别开来，但是这种两种生活所具有的连续性其实非常之大。这个过程所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与其母亲客体关系的心理学处境取代了先前的孩子作为胎儿的生物学处境。”
我认为，人的发展所需要的不断分化正是人从生物性的人进化为心理社会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又痛苦，但随着中国从一个农耕社会快速进入工业化社会，这种个人的变化我们无法回避，而那种分化后获得了个体灵魂自由的生命力定会更有创造性，更加体现生命的价值。
童 俊
教授，中美精神分析高级培训项目中方负责人
IPA认证精神分析师，武汉市心理医院副院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
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与临床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科学研究基金评定委员会CERP研究基金评定专家
2017年3月1 0日
于武汉市心理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