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而治与外儒内法——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巨大分歧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巨大变革。中国逐渐由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同时在社会变革期间，中国的伦理道德、哲学思想都在进行着蓬勃的发展。影响至今的很多思想都源自于这个时期。这一时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对中华文明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有道家跟儒家。

道家与儒家的很多思想不仅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社会经济也有深远的影响。

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所说的“无为而治”肯定并非完全无所作为。而是主张不要过度干预社会发展、顺其自然、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与主观能动性，最终做到一种动态的和谐。

所谓“道”，其实就是普遍规律、行事规则。统治者制定基础的规范之后，政府的作用就是以规范来管理服务，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社会自然而然的发展。最终在没有过多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社会经济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这种学说类似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税收应当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的规则尽量简单、平等、不要过量。而财政支出也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国家的安全保障、公共基础设施。政府避免直接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政府不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经济，让经济自由发展。

我把这种政府称之为“轻型政府”。西汉初年，正好就是这种“轻型政府”。三公九卿加上郡县制，让国家机构轻量化。税收稳定，人民富裕。

但是要支撑起这样一个巨大的帝国，轻型政府是难以承担的。

一个是战争。由于税收稳定而单一，所以在需要临时性巨大开支的时候财政就显得格外不足。

二是政治。地方诸侯在积聚起财富之后抵抗中央统治，所以这种“轻型政府”岌岌可危。

外儒内法

目前来讲，中国的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伦理规范全部来自于儒家。一个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忠孝思想；然后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思想。

如果说“无为而治”是朴素的社会契约论，那么儒家的“君臣父子”就是更加鲜明的“君权神授”。既然君权神授，那么人民是神的子民，出于孝道，人们也应该忠于统治者。这便是最简单对于忠孝理论的解释。

儒家思想的显著特征就是家的概念，一户是一小家，一国是一大家，家长享有这个家庭的最高决定权。往上推演，君主就应该享有整个国家的最高决定权。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此一来，在道德上，君主就有责任也有权利来通过各种手段干预社会经济。

儒家盛行之后，发展出一整套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应的，政府机构就变得更加复杂。例如“盐铁专营”之后就必须有专门的机构跟官职，比如在《金瓶梅》中与西门庆勾结的蔡状元就是“两淮巡盐史”。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荣宁二府也是依仗祖上一直担任的“江宁织造”一职。

在外儒内法的影响下。中国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疆域一再拓展，中央空前集权。但是，外儒内法极其容易造成国富民弱的局面。由于政府在经济上进行了非常多的干预，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货币政策、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强行控制以利于中央财政的收入。

一直到清朝末期，中国大都遵从着外儒内法的政治思想。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还是在这两种基本思想中摇摆不定。虽然自由经济已经是世界的主流，但是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中国正在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一定限度内进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涉及到国家命脉，特别是国防军事工业等等方面，依然还是要坚持国有或者国家控股。

至于更多关于中国几千年的财政经济的细节，在本书都有详细的阐述。比如王莽改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三省六部制”对于唐代经济的影响等等情况，只有靠你自己在本书中细细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