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投票权的城乡攻防战

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代。混乱、动荡、左倾而泛政治化，同时又有一些新的思潮在激荡，全世界皆是如此，美国亦不例外。当然，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个平权的时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时代更值得铭记。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史密斯的新书《民主之门：最高法院如何将“一人一票”制带到美国》，就是描写这个时代。题目很大，其实所描述的就是美国选区划分也即议席分配的问题。但在作者看来，这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相当重要的，它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
美国的民主基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长达数个月的会议，当时北美殖民地最智慧头脑的殚精竭虑，设计出一套精巧的三权分立的政体，制定出一部颇有前瞻性的宪法。二百多年来，除了偶尔打打补丁（通过宪法修正案），整个美国就是按照此设计，平稳地运行着。
行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社会形态日趋明显，人口朝着城市地区聚集，少数族裔及妇女的权利意识觉醒，这套精密的系统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并非是否定它，而是制订各种的法案来完善。
美国政体的核心即是立法、司法及行政的三权分立，两院、最高法院与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又相互制约。作为立法机构的众议院与参议院，在立国者的设计中，也是各有功效的：众议院依据各州选民的数量而定，选民数量大的州众议员席位亦多；而参议院则不管州的大小，每州一律两位参议员。这从制度上保证了小州的权利。
而本书所描写的争议，也就由此而起。
史密斯文笔细致而生动、甚至有些琐碎，重现了六十年代美国各州为重新划分选区，并且重新分配议席的过程。书中的民权人士发现自己的所在州选区划分极不合理，未有体现出城乡人口变化的趋势，乡村所选出的议员，远远多过他们所拥有的选票数量。由此，以未能实行一人一票原则的名义，将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时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厄尔·沃伦，是由艾森豪威尔任命的共和党人。虽然进最高法院之前，没有实际上做过一天的法官，但却在最高法留下了很多著名的判案，这些判案让他所领衔下的最高法院，几乎成为美国历史最具自由主义观念的最高法院，他既让提名他的共和党人大觉看走了眼，作为首席大法官亦是饱受争议。
选票这样的问题，沃伦自然不会放过。接二连三的判案，让沃伦麾下的最高法院俨然成为当时新闻的主角，这也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击。埃弗雷特·德克森发起了各州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行动，要求重新修订宪法以否决高法的判例。要不是德克森的意外去世，也许美国当年就会出现宪政危机了。
自由派认为，城市人口已经占据美国人口的大多数，这此以产业工人为主的人群，理应得到更多的选票，以制订出更多偏向于他们的福利政策。而乡村的衰败，人口的流失，以前选区划分让代表这些乡村的议员过多，他们惊呼，不能让议员代表土地，代表土地上的牲畜与树木，而只能代表人。
话说得很漂亮，让人无法反驳。但现实也很尖锐地存在着。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遍布中西部的大大小小的农场，在立国之初就代表着美国的基本力量。那些朴实的红脖农民，代表着美国最传统的价值观，直到现在仍是美国社会的底色。如果完全按照人口数量来选议员，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议员集中于像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城市，而偏远的县份可能一名议员也没有的局面。那么他们的利益又由谁来代表呢？
“无代表，不纳税”，议员因税而起，政府的实质在于分配税收的去向。这些红脖子虽然纳税总量不敌城市，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纳税人。如果没有议员为其代言，更不像城市那样有媒体为他们呼吁，那么很可能缴纳了重税，而福利却向城市倾斜，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民主并非只是凭着人多势众即可成势，少数人的权利也不容忽视，也必须受到尊重。美国立国者所设计精巧的制度，恰恰就预防了这样的问题。
多数人的暴政的危害程度，恐怕是烈于少数人的独断。这一点，当时争论的双方，包括厄尔•沃伦的最高法院，心里应该是清清楚楚的。这个问题当时针尖对麦芒，其背后更多的是政党之争而已。大城市中的工会及妇女组识等，正是民主党的基本力量;而共和党则守着中西部的广大乡村。这一点，至今未变。
史密斯在尾声中提到，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亚历山大·比克尔认为最高法院的那组判决“根本不重要，好似大山临盆，生下一个耗子”。从现实来看，确实也如此。厄尔·沃伦等所看到的人口向大城市聚集，其实在六十年代已近尾声；倒是大都市人口日益郊区化，当时正是方兴正艾。这是民主党与共和党双方均始料未及的。
直到如今，城市的自由主义观念与乡村的传统价值观，仍是决定着美国政治的最大两股势力。城乡民主攻防战，还在打得如火如荼。谁进步谁保守，就与要平等还是要发展，要高福利还是要低税收一样，恐怕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