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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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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举世界足坛的顶级俱乐部,要说最能激起粉丝持久辩护热情的球队,舍阿森纳其谁?而要说最易找到诡辩说辞的球队,又还有谁堪与阿森纳相匹?

所谓十三年无冠(数字我已记不确凿),每欲冲口而出的表态就是这么生生咽下去(积攒下来或者就是球迷文化吧)。两三个赛季前的某个瞬间,突然对这个问题释然了。假设我们在13,14,15年无冠后终尝冠军,外界报以最大的善意无非视之为“修得正果”,而国人更有“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的解嘲,可见这种“圆梦”式的把过程量视之为时间的连续统、又将期间的心理波动想像为能量的单向积聚,无非是现代媒体挟持下的成人童话,与在此过程中的个人体验又有多大干系?

“阿——森——瑙,阿——森——瑙”夹在酋长球场左右邻座的老派绅士与衣冠楚楚的黑哥们当中,我的小舌尖不自觉抵住鼻咽,甚至感觉到山根微微向上耸起,用矜持的伦敦腔如(yi)假包(lun)换(zhen)地发出这三个音节,它们此起彼伏地连接的虚幻感,前所未有地强烈。是,即便这个词在北伦敦的上空密织起了一小片因Arsene Wenger这个名字(还有更早的、我所不知也无意于了解的历史)联结而又分裂的磁场,那点儿可怜的人性共通处仍是那么咫尺天涯。

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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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举世界足坛的顶级俱乐部,要说最能激起粉丝持久辩护热情的球队,舍阿森纳其谁?而要说最易找到诡辩说辞的球队,又还有谁堪与阿森纳相匹?

所谓十三年无冠(数字我已记不确凿),每欲冲口而出的表态就是这么生生咽下去(积攒下来或者就是球迷文化吧)。两三个赛季前的某个瞬间,突然对这个问题释然了。假设我们在13,14,15年无冠后终尝冠军,外界报以最大的善意无非视之为“修得正果”,而国人更有“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的解嘲,可见这种“圆梦”式的把过程量视之为时间的连续统、又将期间的心理波动想像为能量的单向积聚,无非是现代媒体挟持下的成人童话,与在此过程中的个人体验又有多大干系?

“阿——森——瑙,阿——森——瑙”夹在酋长球场左右邻座的老派绅士与衣冠楚楚的黑哥们当中,我的小舌尖不自觉抵住鼻咽,甚至感觉到山根微微向上耸起,用矜持的伦敦腔如(yi)假包(lun)换(zhen)地发出这三个音节,它们此起彼伏地连接的虚幻感,前所未有地强烈。是,即便这个词在北伦敦的上空密织起了一小片因Arsene Wenger这个名字(还有更早的、我所不知也无意于了解的历史)联结而又分裂的磁场,那点儿可怜的人性共通处仍是那么咫尺天涯。

纵然不在乎无冠,但谁也松不了这个口。在其位者更不能。这便是当代世界的根本处境。“wenger is a loser”,那位“天生赢家”的话言犹在耳,只不过泛滥了我辈枪迷肺腑中的驳诘之辞。穆里尼奥是不值一驳的(他的“神话”已然破败,说到底不过媒体造神之一斑),但谁能否认它已勾连出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巨大暗影——套用马克思的句式,它徘徊在本世纪初年的欧洲的上空,且正在向太平洋漂移——不论温格的阿森纳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于一个生长在“正统”左翼话语的余绪艰难地粉饰着不可逆转的消费社会和金元政治年代的中国枪迷而言,这远远不只代表一种足球审美,毋宁说延续着战时左翼荣耀的欧洲社民主义实践,在温格的球队身上可以找到最精妙的化身。

对了,就是“化身”。这个诞生在德法边境的斯特拉斯堡人,球场边瘦削的身影像是透着一股彻骨的严厉,但那口二十年不改的带小舌音的法式英文,外文腔的措辞却能最传神地表达盎格鲁-萨克逊式的理性主义精髓。如你所知,他是崇尚科学的(也是将诸多科学指标引入运动医学、将经济学引入足球管理的这个古老项目的革新者),他是世界主义的(当年的“全外援阵”直到现在仍被苛责,细看一下阿森纳现在的人员组成,二/三代混血、穆斯林-非裔、天主教-自治地区球员占极大比重),他身上有太多“婴儿潮”一代的印记。媒体总喜欢把跟足球无关的问题抛给他,大卫-鲍依谢世当日,他在发布会上说,“你们可能已经忘记,他是我的同代人。”

鲍勃迪伦封圣之日,也标志着那个可爱时代的远去。温格从建队之初奉行至今的“社会主义”式的队内薪酬结构,在金元足球时代经不起经纪人和球员的两面抬杠;温格、弗格森式的“大经理”制度也在”经纪人-俱乐部CEO”的攻守同盟下,越来越显出与当前足球世界利益分配机制的格格不入;乃至以球场为核心的俱乐部产业经营渗透着实体经济思维,在频频以境外资本空手套白狼的竞争者环伺下也日渐落伍……这些皮毛都交由媒体嚼舌头去罢!置身温格一手缔造的这座球场,最直接的感触是:不仅球员、而且连球迷也被看顾得太好了!温格哲学的核心,在于坚信审美输出的刚性价值,而古典的经济秩序得以在这种价值创造中维系自身的盈亏逻辑(在文明的蜜月期,比如十九世纪末期的西欧,强调“纯粹审美”的游戏感,使得更广义受惠于文明的阶层得以片刻抽离他们的身份偏见,参与到这种“审美直观”中来),而”剧场”可以说是这种形态的终极表现。在此意义上,我愿意想像温格对于弗格森作为(“老特拉福德剧场”)的推崇(这对场上的老冤家,在场下却是可以高谈葡萄酒与赛马的)。幸而,弗格森的伟绩留在了前互联网转播的时代。

如果这是属于温格的尴尬,那么,我辈厂迷最无力反驳的讽刺,来自这样两种“招黑”与“自招”。前者来自(非)体育界最佳球评家张晓舟,阿森瑙的一切病,被归结于”中产病”;而后者则是颇为滑稽地一班知识分子自许“就是改不了这个癖好,我们都倾心过阿森纳”。而且在漫长的无冠历程中,它的“失败”招致的忠诚反而似乎更甚从前,它为种种失语的尴尬找到托庇的掩护与证据,瞬息万变左右球场胜负的微观事实之不可测,为不足以解释、而被绑架参与的“时代巨轮”的向前,填充了一种可堪承受的震颤,哪怕是神经官能症式的。再套用一下纳博科夫,他轻描淡写地把他挑动陈规的文字说成“晴天可以捉蝴蝶,到了下雨天,只能闷在室内写作”——阿森瑙于我,正变成这种情绪,不赢球,便是创造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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