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与权力 甜与权力 8.2分

评西敏司《甜与权力》

长弓射天日
糖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甜味调料和热量来源。然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西敏司(Sidney W.Mintz)却从人们司空见惯的食糖出发,聚焦于早期工业化的英国与加勒比群岛殖民地,不仅以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了糖与其产生之甜味(Sweetness)的社会作用与文化意义;更以食糖的生产、运输与消费为线索,描绘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其对各个阶层和地域的影响,深入探讨了殖民活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国际贸易体系、大众消费等政治、经济议题。
全书共五章。在第一章“食物、社会性与糖”中,作者表明了自身的理论立场:人类的进食与口味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生理需求,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活动。食物承载了大量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人的食物偏好位于其自我界定的核心,表明个人的身份和内涵(P15),人们的共同进食行为更是创造了人际间的社会纽带(P16);反过来说,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影响了食物的意义及对食物的偏好:一个人的饮食偏好往往是由其身处的社会和文化所规约的,甚至,如同列维-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好的食物”在“吃起来好”之前首先必须“想到它好”(P20)。因此,作者强调,对饮食偏好的研究,不仅要将食物的意义视作一种文化的产物,更要注重探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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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甜味调料和热量来源。然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西敏司(Sidney W.Mintz)却从人们司空见惯的食糖出发,聚焦于早期工业化的英国与加勒比群岛殖民地,不仅以人类学的视角阐释了糖与其产生之甜味(Sweetness)的社会作用与文化意义;更以食糖的生产、运输与消费为线索,描绘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其对各个阶层和地域的影响,深入探讨了殖民活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国际贸易体系、大众消费等政治、经济议题。
全书共五章。在第一章“食物、社会性与糖”中,作者表明了自身的理论立场:人类的进食与口味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生理需求,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活动。食物承载了大量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人的食物偏好位于其自我界定的核心,表明个人的身份和内涵(P15),人们的共同进食行为更是创造了人际间的社会纽带(P16);反过来说,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影响了食物的意义及对食物的偏好:一个人的饮食偏好往往是由其身处的社会和文化所规约的,甚至,如同列维-施特劳斯所指出的,“好的食物”在“吃起来好”之前首先必须“想到它好”(P20)。因此,作者强调,对饮食偏好的研究,不仅要将食物的意义视作一种文化的产物,更要注重探究这种文化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的过程(P26)。
在第二章“生产”中,作者详尽地描述了近代以来最主要的甜味物质——蔗糖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传播史。甘蔗种植始于远古的新几内亚,后传到印度,阿拉伯半岛,8世纪后才开始被欧洲人了解和消费。十字军运动使欧洲人掌握了制糖技术并成为蔗糖的的生产者。西葡两国在十五、十六世纪开始在大西洋诸岛上建立使用非洲奴隶生产、供欧洲消费的甘蔗种植园更是新大陆上种植园经济的原型,影响深远(P41)。随后仅一个世纪,英、法、荷后来者居上,将生产中心转移到加勒比地区,直到19世纪中期古巴和巴西成为新的中心。在这之中,作者尤其细致地勾勒了英格兰从最开始数量有限的进口蔗糖,到进行国际蔗糖运输与贸易,最终建立起自己的蔗糖殖民地的商业—殖民扩张过程,探讨了蔗糖的制造与消费过程与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密切联系,以及殖民活动、国家干预与保护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作用。
此外,作者更关注了蔗糖种植园独特的农场与工厂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并颠覆性地提出了美洲种植园,而非欧洲本土,是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方式及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诞生地。作者首先指出,甘蔗首先是经济作物,甘蔗种植是一种追求盈利的出口导向的高度专门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种植园是一种的农业资本主义企业。其次,种植园虽以农业种植为主,但它也承担了对甘蔗的初步工业化加工。再次,甘蔗种植与加工虽然依赖强制劳动(奴隶制),但其具有的高度时间意识、专业化分工、周密的生产计划、科层制管理与强调纪律与权威监控的生产—管理方式与之后的“典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非常相似。最后,种植园里生产与消费相分离、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十分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描述。(P60-61)
在第三章“消费”中,作者以英国社会为例介绍了蔗糖的消费史。蔗糖主要有六种用途:作为药品、香料、装饰品、甜味剂和防腐剂,以及最晚出现的单纯用于食用(补充热量)。相当长的时间以来,蔗糖在英国是稀有的奢侈品。作者尤其描述了蔗糖如何被上流社会追捧,来用于宴会庆典中以炫耀财力,表明身份地位。随着十八世纪开始英国逐渐进入并控制蔗糖的生产与运输,并大量地进口蔗糖,蔗糖的也逐渐庶民化,从奢侈品变为日常用品。饮茶与往茶中加糖本是英国贵族的习俗,却逐渐被全社会所效仿。随着产业革命的开始,加糖的茶作为可口的、相对便宜易得的、富含热量的刺激性饮品,使底层平民日常食用的单调乏味的干冷面包更易下咽,并在相当程度上振奋他们的精神。与这过程伴随的是,糖在工人的饮食中扮演者越重要的角色,并最终成为工人的主要的副食与卡路里来源。(P116-133)
结合这一案例,作者在第三章最后部分讨论了食物的意义问题,且在第四章“权力”中进一步将其与经济、政治权力的作用联系起来,并将这一思考在第五章“饮食与生活”中延伸至对当代生活的理解与反思上。在作者看来,糖的意义包括“外在意义”与“内在意义”。前者与统治阶级的意愿与利益紧密相关,并与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外在意义”就是由蔗糖的提供者所决定的。相对而言,糖的“内在意义”则主要受糖的消费者影响,内在于一个社群(community)的礼仪规范中,反映在不言自明的就餐场合中。糖所传递的意义不仅来自从过去继承的传统,从远方舶来的异域文化,它更源自于人们对这些文化传统进行重新组合并赋予新的象征意义的行为。这一过程可进一步分成两类:“顺延(intensification)”,即糖的意义与用法从高的社会等级到较低的社会等级转移,或者说,统治阶层的消费实践被其他使用者所复制、模仿或仿效;“广延(extensification)”,即糖被其新的使用者应用于新的情景与用途,并赋予其新的意义。(P125)在作者看来,当某些意义从一个群体流传到了另一个群体时,就会最为清楚地暴露出意义和权力的关系——意义的传播可以被激发和操纵;而同时控制食物本身以及食物所蕴含的意义则能够作为一种怀柔统治的手段。(P153)以英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例。为了配合生产,工人们休息、饮食的时间安排被改变,他们被诱导或被现实逼迫去吃那些并非自家产的、方便快捷的食物,消费更多的糖。作者认为,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原因,是一种广泛性的经济力量所创造出来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新的,也是唯一的,食物“选择”被制造出来。因此,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多方面因素,而不仅是创造象征和赋予意义的过程,让英国人“选择”并得到了糖。总之,糖的“意义”就此关系到了国家统治阶级的意愿和利益,以及国家本身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命运。

本书始于作者早年在波多黎各岛上对甘蔗种植工进行的田野调查。经过多年对加勒比海岛国的考察后,作者发现,只局限于加勒比地区的小范围的人类学研究,不足以解释加勒比地区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其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因此,作者从波多黎各岛的甘蔗种植园出发,一路追踪其与加勒比、英国乃至全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并最终于本书中,以蔗糖这一“日常”事物之小,窥见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之大,颇符合人类学的旨趣。
从学术史的角度,本书可以看作作者对经典人类学方法的批判,对当时人类学所面临的方法论危机的回应以及对人类学研究新前景的探索。在当时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人类学界开始挑战传统的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为代表的经典田野调查方法,认为在人、物质、信息高度流动的现代,只停留在寻找偏安一隅的、未被文明社会“污染”的“初民社会”的传统田野调查既不能真切地解读处于急速变化中的当地社会,也不能回应“文化研究”兴起后多种研究范式对传统的人类学方法的挑战,更不能回答现代社会对人类学作用与意义问题的质疑。
针对这一问题,作者的回答是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应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广泛结合其他学科,如视野宏大的政治、经济史研究范式,来研究现代生活。这就与同时期兴起的以格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应对同样挑战时给出的回答很不相同。在作者看来,格尔茨的观点,即生活在意义之网上的人类要根据既存的特定文化体系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构想和解释世界,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格尔茨所研究的意义之网过于袖珍而琐碎,忽视了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栖息于的规模庞大的,凌驾于个体生活之上的意义之网。格尔茨所描绘的建构意义之网的行为过于强调文化的独立性,人的能动性,甚至将这一行动比作于文学创作,而没有看到经济、政治等深层结构强大的制约作用。在作者看来,格尔茨的理论能够深入理解和描述当地人所持有的文化习俗及观念的意义,却无法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文化及意义的传播、交流甚至是取代,而只是预设了当地人共同持有了一个意义之网,回避和掩盖了意义如何被创造和转化的这一重大问题。(P157)
针对这一问题,作者引进了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可以看出,从第二章开始,作者如同传统的经济史家一样,大量运用历史文献与二手著作,对糖的生产与消费史进行了全球视野下的长时段结构性分析,有力地解释了糖的意义所产生于的历史背景。特别是,作者采取了在二战后流行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与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运用世界体系中“中心(core)”与“边缘(periphery)”、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分析框架,分析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联系。不过,有别于世界体系理论僵化的决定论,作者更富于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气质。不同于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诞生于欧洲,并随着殖民扩张向全世界扩散,作者在对殖民地甘蔗种植园的细致研究中,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迥异于传统的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农业,率先诞生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开发;居于“边缘(periphery)”的甘蔗种植园对于处于“中心(core)”的宗主国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笔者看来,作者这一观点强调了拉美殖民地的首创精神,有力挑战了只将其看作被动的原料产地的西方中心论,给拉美殖民地知识赋权,启示学术界需要重新审视其在近代经济史上的作用和在近代史上的地位。
作者在本书中,融合了文化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自的长处,以日常的“微小”事物为突破口,深入挖掘其背后所承载的复杂的文化意义与政治经济背景,将对于意义的解释建筑在对政治经济背景的深入历史性分析上,探讨了抽象的文化与实际的人类活动,尤其是权力,的相互作用。
作为历史学研究者,笔者认为,作者与格尔茨同是对八十年代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声势浩大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回应。但格尔茨的方法更多地将文化当作一种文学文本,不仅不易被其他学者掌握,更易迷失在解释与再解释的迷宫中,难以禁受实证主义的“科学”范式与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从各自两方面的质疑与挑战。而历史学界,尤其是国内历史学界,更倾向于接受作者所采取的这种更加实证和具有历史主义气质的,采取长时段结构性分析的研究方式。这也是为何九十年代兴起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将其视作先驱和典范。并且,在本书的启发下,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史学者,转向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在注重微观和底层视角的新文化史领域中,本书及作者也备受推崇。尽管在今天看来,作者所采取的资料和文献数量不全,引用的多是二手著作,有许多证据和结论还可再商榷。但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示范和实践,本书在今天仍颇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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