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就了生活的美学——《解放日报》新书评

荒原狼
《“物”的崛起: 前现代晚期中 国审美风尚的 变迁》 赵强 著 商务印书馆
  ■雨葭
  蒋勋说,“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忙。忙就是心灵死亡,不要再忙了,你就开始有生活美学”。急于果腹者自然只能为解决温饱疲于奔走,从这一角度看,晚明时代的“生活美学”,谈论的是一种话语权。
  《“物”的崛起》所观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嘉靖后期以迄崇祯末年的晚明时代。在本书作者赵强看来,这一时期“物”的群体式崛起,不仅充分展现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更主要的是,“‘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相伴而行且相互影响:“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日益蓬勃的商业力量驱动下,洪武皇帝依托“物”(官服、官轿)等礼制确立的官场阶层身份壁垒逐渐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裹挟着物质、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化合”而成的生活美学。
  洪武皇帝开国时便奠定了士、农、工、商的森严等级秩序,同时通过率先垂范,严厉的道德约束力量得以有效贯彻施行。然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只要思想不停歇,社会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也所以,随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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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崛起: 前现代晚期中 国审美风尚的 变迁》 赵强 著 商务印书馆
  ■雨葭
  蒋勋说,“生活的美学,旨在抵抗一个字——忙。忙就是心灵死亡,不要再忙了,你就开始有生活美学”。急于果腹者自然只能为解决温饱疲于奔走,从这一角度看,晚明时代的“生活美学”,谈论的是一种话语权。
  《“物”的崛起》所观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嘉靖后期以迄崇祯末年的晚明时代。在本书作者赵强看来,这一时期“物”的群体式崛起,不仅充分展现了前现代晚期中国社会审美文化的嬗变过程,更主要的是,“‘物’的崛起”与“生活美学”相伴而行且相互影响:“晚明人对‘长物’的痴迷是空前的,无论是‘物’的种类,还是受众的波及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日益蓬勃的商业力量驱动下,洪武皇帝依托“物”(官服、官轿)等礼制确立的官场阶层身份壁垒逐渐崩塌,取而代之的是裹挟着物质、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化合”而成的生活美学。
  洪武皇帝开国时便奠定了士、农、工、商的森严等级秩序,同时通过率先垂范,严厉的道德约束力量得以有效贯彻施行。然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只要思想不停歇,社会就不可能一成不变。也所以,随着晚明工商业的勃兴,洪武皇帝原先确立的高度依赖道德力量的古板秩序,在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方面显得过于笨拙且越来越不合时宜。
  “物”的潜在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中亦曾有过精辟阐述。在卜正民看来,明末商人越来越不满足于在衣着、住房、出行等方面对官员作派的简单模仿,他们越来越在意通过资助官员,或者家族子弟应试方式,曲线“入仕”。这显然已不再是一种浮于表面的简单生活审美,更像是从对上层生活的仰慕到间接分享。
  本书作者特别指出,晚明“物”的崛起,除了引发官员的焦虑外,还招致道学家、正统知识分子对“物欲”的极大焦虑和激烈批判。这种焦虑与批判,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他们对传统文化情结怀有的深深眷恋,另一个事实也不应忽视,那就是历史上官员与道学家还有知识分子三者身份往往集于一体,而文人视入仕为官乃成功标志早成惯例。如此看来,道学家和正统知识分子的焦虑与批判的情绪之中,很难说没有官僚对自身岌岌可危地位担忧的深层因素。
  如果我们进一步跳出简单的社会阶层模式,“物”的崛起在社会上还带来了更多深刻的影响,这也就是作者提到的,新“生活‘时尚’的形成,既蕴含着新兴社会力量对文明、优雅的社会身份、生活方式的渴望,又暗藏着商业资本的推力。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文化的商业化、世俗化倾向”,而“这种商业化、世俗化并非文化顺应资本的单向过程,期间也蕴含着文化与资本、传统与当下的双向博弈”。商业就像是万金油,其力量无所不在也无所不能,历史上众多奢侈物在商业力量下脱掉了华丽外袍,实现量贩化,比如历史上在欧洲曾奇货可居也风行一时的糖、茶叶、香料,特别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如果说商业体现了一种社会时尚的风向标,那么世俗则是商业发展进步的结果。从这层意义上看,本书呈现的晚明审美风尚变迁,不像是美学意义上的肤浅表白,其内涵更像是借审美分析,折射社会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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