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守一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 关于西汉儒学兴起的“古今之变”笔记

两千年多后的今天,大家都已承认,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影响了中华帝国长时段历史的大事件,但关于汉武尊儒始末,其间斗争与曲折,却大有可考之处。后人一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与汉武帝的著名对策“天人三策”中首先提出来的,即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此即奠定了董子在儒学史上的千秋地位,后世另一位大史家司马光有诗赞曰:“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但引起学者们关注是,为什么《史记》却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一重要文献没有记载和收录?如果“天人三策”在当时即已产生重大影响,作为虽比董氏稍晚的同时代人、又曾经“闻道于董生”的司马迁,相信不会对此仅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多处因袭《史记》的《汉书》却在此关节上,单独为董仲舒立传,且收录其对策三篇,使之流传后世。

这其中必有原因。陈苏镇教授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之语分析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下,为使对策之人不惧“后害”而能畅所欲言,所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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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 关于西汉儒学兴起的“古今之变”笔记

两千年多后的今天,大家都已承认,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影响了中华帝国长时段历史的大事件,但关于汉武尊儒始末,其间斗争与曲折,却大有可考之处。后人一般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在与汉武帝的著名对策“天人三策”中首先提出来的,即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此即奠定了董子在儒学史上的千秋地位,后世另一位大史家司马光有诗赞曰:“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但引起学者们关注是,为什么《史记》却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这一重要文献没有记载和收录?如果“天人三策”在当时即已产生重大影响,作为虽比董氏稍晚的同时代人、又曾经“闻道于董生”的司马迁,相信不会对此仅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多处因袭《史记》的《汉书》却在此关节上,单独为董仲舒立传,且收录其对策三篇,使之流传后世。

这其中必有原因。陈苏镇教授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之语分析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下,为使对策之人不惧“后害”而能畅所欲言,所以高度保密,公卿执事尚不得见,故司马迁也未曾见过。这是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合理推测。但如果说《史记》没有细书董仲舒对策事,作为与《汉书》的重要区别之一,却也从侧面反映出,董氏春秋公羊学为武帝尊崇、儒学定于一尊成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复杂、曲折甚至血腥政治斗争。

司马迁其实早已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大变动的到来。正如逯耀东教授指出,在《史记》列传体中,将《魏其武安侯列传》作为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篇,表面上记录的是窦氏、王氏两个外戚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但从深层次看,司马迁认为,这一次政争并不仅仅是新旧外戚的权势转移,而是秦汉以来新的帝国统治体制形成的开端,也即是所谓“古今之变”的“今”之开端,将对后世的政治体制、思想学术乃至社会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次政争的结果,以田蚡为核心的新崛起的王氏外戚集团,先败后胜,最后以窦太后之死、田蚡复起为结局,而儒学只是充当了这次政治斗争的工具,借以向窦太后所信奉的黄老政治理念发起挑战。故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如此记录了罢黜百家事:“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是儒学兴起的重要历史机缘,但似还不足以让公羊学家迅速登上历史舞台。

在《汉道与春秋》一书中,陈苏镇教授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考证。他指出,田蚡所好的儒术,与董仲舒的儒学,分别是汉初两种不同的儒家政治学说:一是主张“以礼义治之”的贾谊、申公《榖梁》学派,另一派是主张“以德善化民”、“任德教不任刑”的董仲舒《公羊》学。田蚡集团中的儒生主要是王臧、赵绾,两人均是汉初《榖梁》大师申公的弟子,其政治学说的核心是“以礼为治”,目的在于抛弃承秦而来的“法治”,改行“礼治”以教化,通过改正朔、易服色、令列侯就国等制礼作乐的措施,从而移风易俗,实现儒家政治理想。这一派儒学兴起于汉初,并首先与黄老学说发生交锋,故传至王臧、赵绾等人时能为外戚所利用。不过,这一派儒生不久即为汉武帝所抛弃,一方面是固然是由于其与信奉黄老思想的窦太后之间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申公师徒在“议明堂事”上遇到技术难题,不能满足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公羊》学也才得以兴盛。此外,田蚡的跋扈,也导致成长起来的武帝逐渐疏远他所支持的一派儒生,武帝必须借助新的力量,重新平衡权力结构。

据考,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是在窦太后死后不久的元光元年,但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武帝的特别赏识。直到又过了四年后,武帝第三次诏举贤良文学,董仲舒同学胡母子都的学生——公孙弘被擢为第一。之后公孙弘迅速升迁,六年后即拜相封侯,主要靠的是就用“经术润饰吏事”、“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公孙弘为相期间,董仲舒与《毂梁》经师的江公,进行了两派儒家学说之间的第一次论辩,结果是公孙弘支持的公羊家占了上风,才有了董氏学说的大兴于世。

汉武帝之所以选择儒家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为王朝政治意识形态的最高原则,其目的是为突破汉初以来清静无为的政制传统,施行出师征伐、开边兴利、改制用法的一系列举措,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寻找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也正是以“大一统”理念为核心的春秋公羊学,强烈地印证和契合了汉武一代雄主的历史使命感。按照董仲舒的对策,武帝已经具备了完成“升平”向“太平”的过渡的条件,只要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就能致“太平”。在公羊学说这一有效的治国理政的蓝图下,武帝独尊儒术,创立“汉家制度”,通过设中朝、行察举、建太学、削王国、设刺史、管盐铁、平准均输等政治经济制度改革“更化”,完成了他一生的文治武功,最终完成了儒家理想的旷世之典——“封禅”。

从此直至王莽篡汉,终汉一代,每一次朝政变动的政争都有儒生的身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也几经变化:武帝壮年尊崇公羊之说,晚年他与卫太子之间的矛盾,于政治思想上则体现为《公羊》与《榖梁》的分歧;至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则是两家儒生的第二次大论辩,结果是宣帝彻底扭转了武帝时的政治指导方针,抛弃《公羊》,改尊《榖梁》。到了西汉后期,春秋《左氏》古文学兴起,王莽融合了外戚与儒生的双重身份,成为儒学改制最后的余波,汉代儒生孜孜以求建立的“道德理想国”也顷刻覆灭了。

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开篇写道“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司马迁所感慨的,也许就是儒学在汉武帝时代成为“官学”的这一过程。他对汉武帝所欣赏的儒生公孙弘的评价不高,称其“缘饰儒术”,将之描绘为曲学阿世、伪善欺诈的人物。于是,东汉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思想如此评判道:“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这一断语几成定谳。但如果说司马迁是“先黄老而后六经”,那为什么他又在《史记》中将孔子进位“世家”,却仅将老子置于“列传”第三,且与韩非同传?清代考据大家王鸣盛于《十七史商榷》为之析论,认为《太史公自序》虽转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推崇老氏道德,但“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班彪、桓谭皆误以为谈之言即迁之意”。对此一学术聚讼,逯耀东教授的遗稿《抑郁与超越》又为我们留下了更加详尽的讨论。他指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所生存的时代环境不同,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发生空前转变,迫于现实政治的压力,司马迁不得不就其思想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此可谓知人论世之言。

更重要的是,逯耀东教授想提醒我们,“司马迁尊孔崇圣是没有问题的,但崇圣和尊儒却不能等同视之”,《史记》将孔子从儒家中分化出来,并超越诸家,提升到“至圣”的地位,主要并不是后世学者所理解的“尊儒”,而主要为了表彰孔子传承“六艺之教”的传统,对上古以来的资料文献作了一次系统整理的重大贡献。而由于汉代的儒生深深卷入了现实政治,孔子的“六艺”在汉儒那里成为附庸政治统治的“六经”,已经彻底地政争和获取利禄的工具了。故司马迁特于《孔子世家》之外,另作《儒林列传》,将孔子“六艺”与汉儒“六经”作一区分,独立并超越现实政治之外,中国思想学术中“道统”与“政统”之分也发端于此。这既是司马迁在考辨儒学流衍“古今之变”中展现出的远见卓识,更是他对思想文化精神超越的追求——并不以庸俗化的儒家“官学”为依归,而以孔子“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作为最高的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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