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 8.7分

走出“美丽新世界”的预言——评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双城记Pathos
(一)奥威尔的警告与赫胥黎的预言

对于身处当下的你我而言,我们至少同时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现实且彼此交错:前一种是奥威尔的警告,后一种则是赫胥黎的预言。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预言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相反,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使人们受制于痛苦而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使人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然而,当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融合在一起时,最为吊诡的情形也就出现了: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都是极权的,只要不涉及意识形态,则都是娱乐的、开放的和自由的——尽管这种“自由”与自由本身已经几乎毫无瓜葛。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大师,尼尔·波兹曼在这本成书于1985年的小册子中所讨论的话题,正是就以上两种预言于彼时美国社会现实中具体体现,从对媒介文化与大众传媒展开研究的角度,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警示,以及对人们在无声无息地沦为娱乐的附庸直至心甘情愿地蜕化为娱乐至死的物种的哀悼和挽歌。而这位博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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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威尔的警告与赫胥黎的预言

对于身处当下的你我而言,我们至少同时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现实且彼此交错:前一种是奥威尔的警告,后一种则是赫胥黎的预言。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预言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相反,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使人们受制于痛苦而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使人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然而,当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融合在一起时,最为吊诡的情形也就出现了: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都是极权的,只要不涉及意识形态,则都是娱乐的、开放的和自由的——尽管这种“自由”与自由本身已经几乎毫无瓜葛。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大师,尼尔·波兹曼在这本成书于1985年的小册子中所讨论的话题,正是就以上两种预言于彼时美国社会现实中具体体现,从对媒介文化与大众传媒展开研究的角度,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警示,以及对人们在无声无息地沦为娱乐的附庸直至心甘情愿地蜕化为娱乐至死的物种的哀悼和挽歌。而这位博学的批评者、严谨的反对者以及跟奔涌的发展唱反调的人,一如那个“看穿了皇帝新衣的孩子”,用他极富幽默感和讽刺力点目光与笔触,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的变化,也预示着未来的可能。

(二)“媒介即隐喻”

尼尔·波兹曼在开篇首先自认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信徒,并表示认同且坚持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信息”的基本观点,即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正如其从《圣经》中所获得的启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坚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文化作为语言的产物,会受到每一种媒介对其进行的再创造,而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并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和语法特征,进而影响人们看待时间和空间、理解事物和过程以及发现和认识真理的方式。

就像钟表之于时间,语言之于文化,文字之于思想,除了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之外,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因此,在作者看来,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而正是这些隐喻使我们在不同媒介的使用过程中获得了共鸣,并进而创造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文化内容。

与此同时,从媒介与认识论的关系来看,我们之所以关注、强调乃至受制于事实讲述的不同形式及其支配这些形式的认识与看法,正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而且,不同形态的认识论既支配也反映着媒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并在新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话语结构。

(三)从“阐释年代”到“娱乐业时代”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其文化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印刷术影响甚至由其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那样,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正是在那样一个印刷时代,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的印刷机使得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不管是托克维尔笔下那些“不会交谈但会讨论”的“固执”的美国人,还是林肯和道格拉斯时代那些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的“耐心”的听众,他们无不证明着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并在其耳朵加工如此复杂的信息的过程中和铅字产生强烈共鸣。

在作者看来,这背后起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印刷术、印刷文字以及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所具有的某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至少,流行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的话语,大抵都是这些以语言为中心,意义丰富且内容严肃的的,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作出解释的载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其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其意义是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纽带并同时业帮助他们形成对于世界的认识。

然而,从印刷时代到电视时代,那些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的话语沦落为荒唐的“垃圾”,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而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而出现了危险的退步。“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的报纸广告从作为一项旨在“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的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到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则日渐衰落且一去不返。

在此过程中,“阐释年代”所拥有且偏爱的具备“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等品质的思想模式、学习方法和表达途径,逐渐被新的时代——“娱乐业时代”——所取代和颠覆。

(四)“前电视时代”的先行者

在从“阐释年代”到“娱乐业时代”的变化过程中,首先对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系统展开进攻的无疑是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的电报,并以惊人的速度构建起了这一“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用梭罗的话讲,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而这些源源不断但与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信息,却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

当输入的信息总是多于所处的行动及其可能性,当对事实的“了解”取代了对事实以外对“理解”,当对转身即逝的信息的关注被随即取而代之的更多更新的信息所湮没,留下的恐怕只有容易被记住但更容易被忘记而且也没有必要被记住的口号标题式的语言。

与电报相伴生的摄影术、纵横字谜与“欢乐问答”等作为“娱乐业时代”中前电视时代的先行者,其所构筑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乐?诚然,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其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后的文化的最后避难所。

终于,电视与它所承载的“电视时代”出现了,并作为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面镜子,成为了过去一个世纪中电子媒介最醒目的剩余物。而其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的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五) “好……现在”

与“前电视时代”的先行者们相比,电视以及“电视时代”的登台和蔓延,绝非麦克卢汉意义下“后视镜”思维的产物,即认为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相反,正如技术之于媒介一样,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并充分发挥其绝非完全中立的意向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电视绝非仅仅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一种以娱乐作为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的媒介: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而不能有任何前提条件,不能令人有任何困惑,更不能展开任何阐述—— “There is no business but show business”。

更为夸张地是,“好……现在”,这一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的这个表达方式,在无形中迫使我们承认一个事实: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而由电视创造出的“假信息”和由“假信息”串联成的“后真相”时代,并不意味着到处都是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一切的一切都将成为使人产生误解的源泉——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并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在作者看来,在这样一个被割裂且没有连贯性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

在此,谎言没有被定义成真理,真理也没有被定义成谎言。真正发生的是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进而,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且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的公众,失去的不只是自我与反思,而是被娱乐化的生活的全部——包括宗教,包括政治,当然,也包括教育。

(六)走出“美丽新世界”的预言

正如本文在开篇时即指出的那样,对于身处当下的你我而言,奥威尔的警告尚未远去,赫胥黎的预言已然降临。从“一九八四”中的监狱所,到“美丽新世界”中的滑稽戏,这两种彼此交错的现实困境不约而同地在我们这个时代相继显现——不同地点在于,一个是怒目圆睁的“老大哥”,一个是满面桃花的“小萝莉”;相同点在于,文化枯萎的宿命与自由终结的运途或许真的在劫难逃。

尼尔·波兹曼把这种变化过程中体现出的“娱乐至死”的根源和意义,归结为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在他看来,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症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与此相应,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到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对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而谈到实现这一希望渺茫的方法时,他又把目光重新投射回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学校与教育。尽管,他深知与西塞罗意义下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的教育的目的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而且,学校教育中教与学中的娱乐内容已从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沦为目的本身。然而,他仍坚持认为,在我们长期以往地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时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

诚然,这的确是具有独立身份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公共媒体的天职,在这双重梦魇的现实困境下,以会话的方式和邀请的姿态,不遗余力地揭示媒介政治的本质和媒介认识论的真相。否则,“美丽新世界”的预言所留给我们的,就不仅是用笑声代替了思考的荒诞与无力,而是不知道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的痛苦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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