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传奇的冒险也有落幕的一天

二prince


不可否认,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是冒险家的天堂。

比如“寻金狂魔”哥伦布,其实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就猜测地球是圆的,并由亚里士多德利用天文观测加以证明,到1492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地球的形状并非像个煎饼;其实他也可能不是第一个达到美洲大陆的人,有证据显示,更早发现美洲大陆的有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以及中国的郑和;其实哥伦布从没承认他当时到达了一个以前欧洲人所不知的大陆,随着他登陆的水痘和其他疾病重创了当地人口数量,突如其来的流行病和奴役造成了当地土著巨大的人口失衡,而直到1506年逝世,他一直认为他到达的是印度;其实非洲奴隶贸易的兴起在不经意间哥使伦布成了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之父,他想要的只是钱,并不在乎什么历史的进程。但这依然不能改变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比如“终生未娶”亚历山大•冯•洪堡,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是19世纪的科学界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温文尔雅,深受女士欢迎,常有女士主动求婚,但都被他拒绝。理由是——他已跟科学结婚!他走遍了西欧、北亚和南、北美洲。凡是足迹所到,高山大川无不登临,奇花异草无不采集。他创立植物地理学、首次绘制地形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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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是冒险家的天堂。

比如“寻金狂魔”哥伦布,其实早在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就猜测地球是圆的,并由亚里士多德利用天文观测加以证明,到1492年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地球的形状并非像个煎饼;其实他也可能不是第一个达到美洲大陆的人,有证据显示,更早发现美洲大陆的有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以及中国的郑和;其实哥伦布从没承认他当时到达了一个以前欧洲人所不知的大陆,随着他登陆的水痘和其他疾病重创了当地人口数量,突如其来的流行病和奴役造成了当地土著巨大的人口失衡,而直到1506年逝世,他一直认为他到达的是印度;其实非洲奴隶贸易的兴起在不经意间哥使伦布成了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之父,他想要的只是钱,并不在乎什么历史的进程。但这依然不能改变他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比如“终生未娶”亚历山大•冯•洪堡,德国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是19世纪的科学界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他温文尔雅,深受女士欢迎,常有女士主动求婚,但都被他拒绝。理由是——他已跟科学结婚!他走遍了西欧、北亚和南、北美洲。凡是足迹所到,高山大川无不登临,奇花异草无不采集。他创立植物地理学、首次绘制地形剖面图、首次进行欧亚大陆地磁测量、与高斯共创国际地磁学会、发现9个全新物种、大西洋秘鲁寒流被命名为洪堡海流(虽然他坚决反对)、月球上有洪堡海(MareHumboldt),“等温线”、“等压线”、“等磁力线”、“磁暴”和“侏罗纪”等科学概念都来自亚历山大,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都有河流、江湖、海湾、山峰、城市、居民区和学校以“亚历山大•洪堡”为名。这可能是世界科学史上最成功的婚姻。

比如“洋枪队长”查理•乔治•戈登,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掠夺过圆明园,打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提督,也是英国的爵士,比利时国王邀请他管理刚果自由邦的事务,李中堂请他调解日俄关系,最后作为埃及总督战死喀土穆。在英国的历史里,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语出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戈登的死让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大为震惊,她怒斥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坐视不救,还亲自到他家中慰问,致使格莱斯顿失去民望而被迫下台,由此自由党政府垮台,开始保守党的长期执政。

声望、金钱、阅历、学识••••••通过冒险,勇者可以获得他所梦寐以求的一切。因此欧洲人不断通过大海达到彼岸,他们最为坚信不疑的信条或许是,他们的特别义务是通过贸易、圣经、枪炮,或者这三者结合,去启蒙和教化较为不幸的文化和种族。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彼时的大英帝国,正矗立于现代文明的巅峰,T•E•劳伦斯也从帝国的荣耀中走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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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或许是冒险家们最好的伙伴,至今我们已经无法分辨是什么把欧洲的冒险者们引向海洋,走向世界。

可能是欧洲人对香料的痴迷。欧洲人以肉食品为主,但鲜肉保质期很短,而腌制又令人难以下咽。但加入香料这种神奇的东西,味道变可口倒是其次,关键是其防腐杀菌作用能让保鲜期延长好几倍。香料与其说是奢侈品,不如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从古都长安,经中亚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440公里的丝绸之路,某种意义上,也是香料之路。但这条路却被阿拉伯帝国和后来的奥斯曼帝国先后卡在中间,亚历山大、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被称为当时的“铁幕”,完全垄断了香料贸易,商人重利轻别离,面对层层盘剥,必须寻找别的商路。

可能是政局的动荡。单单英法两国之间的恩怨就纠缠了500多年。1337~1453的英法百年战争,1701~171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七年战争,1799~1815拿破仑战争,欧洲大陆没有一天不处于战火之中,伴随战争的是尔虞我诈、纵横捭阖、技术革新,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这正是勇敢的少年的创造奇迹的时代。

而一战之时的阿拉伯地区,的确符合乱世的标准。

奥斯曼统治阿拉伯可追溯到1517年,自14世纪初开国以后,奥斯曼帝国一路从亚洲腹地的蕞尔小邦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军事帝国。1453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带领下,奥斯曼的突厥武士们标志性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亲手了结日薄西山的东罗马帝国。苏丹塞利姆一世灭掉开罗的马穆鲁克王朝,从阿巴斯王族后裔手上夺下哈里发头衔,集政教于一身,号称伊斯兰世界精神与世俗的主宰。麦加的谢里夫也献出圣城钥匙,伊斯兰正统派的中心移到君士坦丁堡。到了16世纪军威赫赫的苏莱曼大帝时代,奥斯曼已建立起东临伊朗,西抵阿尔及利亚,南达埃及,北临奥地利的庞大帝国,从多瑙河到尼罗河,阿拉伯世界和巴尔干半岛尽为苏丹所有,地中海几乎成为帝国的内湖。

但到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已风烛残年,衰落成“西亚病夫”,英、法、俄等列强齐聚病榻周围,磨刀霍霍之声。连暮齿衰颜的奥匈帝国,新兴小国如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也来凑趣,蚕食其边疆,分一杯残羹,19世界70年代,沙皇俄国在巴尔干打败奥斯曼,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赢得了独立。1881年,法国攫取了突尼斯。次年,英国以镇压民族主义运动为借口,夺走了埃及。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再一次遭受了羞辱,四个巴尔干“属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联合向帝国宣战,并将帝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奥斯曼帝国自此也算彻底和巴尔干半岛再见,基本丧失了全部欧洲领土。苏丹只能苦撑时局,割地赔款,只求衰而不死。而崛起中的西方列强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它的彻底崩溃。

族长侯赛因是汉志之王,穆罕默德一脉嫡传。麦加和麦地那均属汉志,哈希姆家族坐享穆斯林朝圣两圣城的进项,外加奥斯曼的基建投入,盆满钵溢,本无不臣之心。从军事角度来看,汉志没有叙利亚那样的重要性——位于帝国边陲,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并被广阔的沙漠包围——但哈希姆家族的埃米尔能够为君士坦丁堡的事业赋或拒绝赋予宗教祝福,所以它具有超乎寻常的理念。因此已经失去了巴尔干半岛和非洲所有行省的土耳其人自然要好生安抚“圣裔”家族,还免税、免兵役,增加投入,十分重视这个已经被土耳其人统治了400年的部落,侯赛因在自己的汉志里倒也自得其乐。

然而,土耳其青年党的革命,刺激了这位麦加的大谢里夫。与晚清一样,奥斯曼帝国同样有一群人希望能带来变革。1908年,一群青年军官打着“统一与进步委员会”的旗号——后来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青年土耳其党”,发动了旨在改良国家的政变,强迫残暴的苏丹恢复他30年前撤销的议会宪法。这个成功让青年土耳其党大受鼓舞,于是迅速发动起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要把帝国变成20世纪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包括解放妇女、给予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完全的公民权。

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貌似能够给帝国带来最后复兴希望的事件,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努力通过三项事业把四分五裂的帝国联合起来:现代化、保卫伊斯兰、以及呼唤帝国重新加入泛突厥世界(或称图兰主义)。看起来美好的愿望,其实却有着相互矛盾的内核。青年土耳其党社会改革的进步性或许受到世俗主义者、帝国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少数派的支持,但同时却激怒了人数众多的传统穆斯林,包括“圣裔“哈西姆家。另外,他们的言辞越来越具有极端图兰主义的倾向,鼓舞了土耳其裔族群,却忘记奥斯曼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国家,除了突厥后裔,还有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至于打起伊斯兰卫道士的旗号,虽然能够赢得土耳其、库尔德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支持,其他人(包括人数相当众多的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际上,青年土耳其党虽然努力争取多语言、多民族的社会的每个人群,但却给了每个群体相互忌惮和仇恨的理由。

侯赛因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不然也不会在奥斯曼和英国之间两面敷衍,他既怕土耳其切断粮道,又需要英国的军火和顾问。直至1916年他才决意借英国进攻同盟国之机,从君士坦丁堡手中重新夺回哈里发,建立阿拉伯帝国。至少恢复汉志昔日辉煌,雪耻沙特家族在1803年对圣城的涂炭。时任英国中东专员的麦克马洪也向他承诺:如若阿拉伯起义,打败奥斯曼,则帮侯赛因建立包括汉志、大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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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好像世界的目光都注意到了这个“化外之地”,相比于欧洲战场的战壕里,大规模的炮轰和机关枪扫射把那些还没有来得及做英雄的候选者提前埋入了地下,包着头巾,骑着骆驼驰骋战场的英国绅士似乎更给人一种奇妙的异国风情。于是,沙漠便出现了一战历史上最浪漫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传说。

一战的白热化阶段,英法协约国与德奥同盟国军队在西线陷入永无止境的长期的堑壕战,彼此动弹不得。为了打开战争局面,英国起初把目标定在了奥斯曼帝国,拉拢不成之后,便把砝码压在阿拉伯人身上。彼时的阿拉伯还没有发现石油,英国插手中东事务主要看中其战略地位,便决定派遣熟悉阿拉伯地区情况的军事顾问,进入阿拉伯起义部队,指导和训练阿拉伯武装,并为其提供武器和资金,作为牵制和骚扰土耳其军队的力量。于是,1916年10月,出身英国贵族,毕业于牛津大学,能说一口阿拉伯语的青年军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少校,受命前往阿拉伯。

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劳伦斯过去的经历似乎都是为了如今的阿拉伯之行。他很早对中世纪的军事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为了研究中世纪的堡垒和文物,他十三岁时就开始一个人骑自行车周游英国,专门访古寻幽,并在这一方面很快变得颇有眼力,曾甄别出很多被误定为罗马时期陶器的萨克逊时代的古物。之后他又利用假期八次游历法国,把那里的古堡和教堂看了个遍,搜集和记录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在1910年的毕业考试中,他获得了“优秀”荣誉称号,这大半原因应归于他的一篇名为《十字军对于中世纪现行军事建筑的影响》的论文。为做此论文,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在盛夏季节专程徒步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冒险旅行了一趟,次年,他以牛津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霍加恩组织和领导的对幼发拉底河中段古赫梯遗迹的发掘考古工作。这一工作持续了三年。从小的爱好和“十字军”论文让他深刻理解了在阿拉伯地区进行军事展开的优势和限制在此溯间,利用工作之余在中东地区旅行,熟悉当地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还学会了阿拉伯语,加深了他对阿拉伯的认识,这为他以后成名于此播下了种子。

对冒险家来说,可能是荣华富贵易,名垂青史难,因而所有冒险家的终极理想大约都是开疆辟土,辅助帝王,成为无双国士,建立不世功勋。由于与阿拉伯人的不解之缘,劳伦斯之行怀着极大的抱负——成为“拥立君主的人”。10月,劳伦斯和一名英国外交官斯托尔斯渡过红海来到阿拉伯半岛的吉达,先后接触了哈希姆家的长子和次子,阿卜杜拉和阿里。在他看来,前者“太审慎、太冷静、太幽默”,后者“没什么明显的雄心壮志,容易受到身边更有活力的人的影响”,直到他见到了第三子费萨尔,他才认为这才是他苦苦寻觅的先知,“那种历史上在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武装的先知”。

11月,劳伦斯和斯托尔斯返回开罗,把情况向英军总部作了汇报。然后,劳伦斯根据英军司令部的安排,或者说是靠自己的争取,作为英国政治代表的联络官再次来到阿拉伯半岛,留在侯赛因的三儿子、阿拉伯起义军司令费萨尔(后成为伊拉克国王)的军中工作。

一直觉得,英国这样一个纵横海域的岛国应该与沙漠格格不入,但劳伦斯却显得异常能融入这个世界。细想起来,其实陆地上与大海最相近的环境就是沙漠。他们同样一望无垠,同样时而平静时而疯狂;他们同样无情,同样都能使人类感到生命的渺小和卑微;大海航行靠舵手,骆驼也被称为沙漠之舟,船只按着航线进行航线,旅行者固守着沿着水源行进的观念。不管怎么说,劳伦斯在广阔的沙漠中如鱼得水。虽然主要由沙漠中的游牧民贝都因人组成的阿拉伯起义军素质很差,他们纪律松懈,装备低劣,服装也是五花八门。然而,劳伦斯凭着自己的能力、知识和意志,很快就成了阿拉伯军队的智囊人物和组织指挥者。成功源于他们阿拉伯人的洞察:“不要尝试亲手去做太多事。让阿拉伯人自己去做,哪怕只做的马马虎虎,也比你自己去做的完美要好。这是他们的战争,你是来帮助他们的,不是来替他们打赢战争的。另外,在阿拉伯半岛非常奇怪的条件下,你的实战工作或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T•E•劳伦斯英国军官的《二十七条建议》)

在对阿拉伯起义军做了综合分析后,劳伦斯说服费萨尔,接受了他对阿拉伯起义军的重新规划。一,以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脱离土耳其统治为口号,联合阿拉伯各部落,组建阿拉伯联军。二,发挥阿拉伯军队善于沙漠游击战的特色,袭扰和破坏土耳其铁路线,消耗土耳其军队的给养和兵力。三,发挥阿拉伯部队骁勇善战的骑兵优势,从陆路攻击中东重镇阿克巴和大马士革,切断土耳其与德国在中东和北非殖民地的联系,配合英法在中东的军事攻势。四,将土耳其驱逐出阿拉伯,建立独立的现代阿拉伯国家。

在此,与其说劳伦斯是冒险家,毋宁说他更像一个骑士。英国文学作品中,探险和游记素材小说在世界首屈一指,很多英国著名作家都在探险和游记作品方面有所尝试。早在14世纪,就有杰弗利•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7世纪,培根的巨著《新大西岛》为英国人幻想了一个科技非常发达的理想国;《鲁宾逊漂流记》的出版达到顶点。而最美妙的历险,莫过于亚瑟王与他的圆桌骑士。可以想象,从少年时代就发自内心对中世纪与亚瑟王传说的向往。忠诚的十二骑士,有尽心辅佐的梅林,他们共同践行着骑士的誓言:“永不暴怒和谋杀;永不背叛;决不残忍,给予请求宽恕者以宽恕;总是给予女士以援助;永不胁迫女士;永不因为爱或言辞之利卷入争吵而战斗。”他们遵守着骑士的美德:“谦卑(Humility)、荣誉(Honor)、牺牲(Sacrifice)、英勇(Valor)、怜悯(Compassion)、诚实(Honest)、公正(Justice)、虔灵(Spirituality)”。本质上,劳伦斯是一个老派的欧洲人,拥有古典的操守与内心的道德法则,讨厌翻云覆雨,讨厌尔虞我诈,讨厌贪得无厌,讨厌背信弃义,讨厌官僚体系的无能。更重要的是,他从心里不认同殖民主义,而是认同阿拉伯人。骑士只对自己的领主负责,并不对宗族国负责,这似乎也劳伦斯终其一生始终站在阿拉伯人这边的一种解释。

不得不说劳伦斯是一个“游击战天才”,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毛主席说过:“马克思主义看重的,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实践。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劳伦斯正是这样利用阿拉伯人熟悉地形,有马和骆驼等有利条件,在沙漠中开展游击战,神出鬼没地袭击和骚扰土耳其人,破坏交通线,炸断桥梁和铁路,使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汉志铁路几乎陷于停顿。这样,不仅打击了土耳其军的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大批土军,减轻了东线英军的压力。这条铁路部分路段运营至今,马安至亚喀巴的支线上,仍停泊一辆百年前的土耳其小火车,车厢里有沙袋、机枪,纪念起义往事。劳伦斯的游击战术已成世界军事史的典范,美军镇压伊拉克武装叛乱时,重读《智慧七柱》,研究阿拉伯人游击战的规律,吸取土耳其的教训,二○一四年出版《短刀战》,将反恐战争理论化。这时的劳伦斯穿一身阿拉伯服装,讲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假如不是相貌不同的话,外人很难看出他是一名英军少校。

在此后的两年中,劳伦斯与他的阿拉伯朋友——费萨尔亲王、阿里酋长等并肩作战,带领“阿拉伯铁道游击队”深入土耳其军队后方破坏铁路,袭击土耳其运输队,并于1917年9月30日,率领阿拉伯联军攻入叙利亚,占领大马士革。随后,艾伦比将军指挥英军对土耳其军队发起总攻,迫使土耳其签订停战协议,撤出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地,土耳其对阿拉伯地区维系400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劳伦斯——一个蓝眼睛白皮肤的英国人——的名字也将作为阿拉伯历史上最伟大的外籍英雄,永远镌刻在阿拉伯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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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可能是大英帝国最后一个冒险家。

几个世纪以来,大英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了五大洲,国土面积达到3367万平方公里,约为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4.75%,从英伦三岛蔓延到香港、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亚、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新加坡以及无数岛屿,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霸权领导下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列颠治下的和平”。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这样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是我们的牧场,秘鲁是我们的银矿,南非和澳大利亚是我们的金矿,印度和中国是我们的茶叶种植园,东印度群岛是我们的甘蔗、咖啡、香料种植园,美国南部是我们的棉花种植园。”维多利亚女王就像《圣经》中的弥赛亚王:“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

然而盛世之下,必有阴影。王朝的衰败是从内部开始的。

1895年6月,西方世界最后一个正常运转的贵族政府在英格兰成立。担任首相的是位侯爵(索尔兹伯里勋爵),祖上有一对父子曾依次做过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首席大臣。战争大臣也是位侯爵,他次一级的男爵爵位可以追溯到1181年,曾祖父曾是乔治三世时代的首相,祖父曾为三个君主的六个内阁服务过。枢密院议长是一位在十一个郡内拥有18.6万英亩(约7.5万公顷)土地的公爵,祖上从14世纪就在政府供职了。他自己也在下议院工作了34年,曾三次拒绝担任首相。印度事务大臣的父亲是位公爵,其祖传宅邸是苏格兰王罗伯特布鲁斯在1315年授予的,他有四子同时在议会任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杰出的乡绅,有个做公爵的连襟、做侯爵的女婿。他祖上有人做过查理二世手下的伦敦市长,自己当议员也有27年了。

大不列颠境内有115人各自拥有超过5万英亩(约2万公顷)的土地。这其中的45人土地数量超过10万英亩,尽管这些土地大多位于苏格兰,无法耕种,产生的收入不多。大约有60到65人(都有贵族头衔),拥有5万英亩以上的土地,收入也超过5万英镑,这其中又有15人——7位公爵、3位侯爵、3位伯爵、1位男爵、1位从男爵——土地收入超过10万英镑。在拥有50万人口的大不列颠,2500位地主各自拥有超过3000英亩(约1214公顷)的土地和超过3000英镑的收入。

与此同时,收入低于160英镑的人无须为所得缴税,大约有1800万到2000万人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人中有300万是白领或从事服务业——公司职员、售货员、零售商、客店老板、农场主、教师——平均年收入75英镑。1550万是体力劳动者,包括军人、水手、邮递员、警察,以及从事农业和家政的人,他们的收入不足50英镑。“贫困线”估算是在每年55英镑,也就是每周21先令8便士,以此供养一家五口人。大户人家的佣人睡阁楼或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农工则需付每周1先令的房租,而且清晨5点号角一响就要拿起镰刀和犁开始工作,直到黄昏。房子一旦漏水或腐朽,只能仰仗地主派人维修。当他们年老体弱,无法继续工作之时,除非地主愿意为其养老,否则就只能去条件恶劣的救济院了此一生。为家族产业服务的人——马夫、园丁、木匠、铁匠、送奶人,以及农工——他们也世代定居于所在之处,时间并不比主人短,却“全心全意、满腔热情地”为其提供服务,“这甚至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

英国的统治阶级有一个普遍的典型心态——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为人民负责,负责照看、管教他们——作为上等公民,他们觉得有捍卫国家利益、管理国家政事的义务。他们的统治正是出于义务、传统和习惯——以及他们所理解的,与生俱来的合法权利。

英国的统治阶级还有一个普遍的典型特征——狂妄自大,认为全世界的麻烦问题其实都有利索地办法解决,解决这许多问题的答案就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英国人有一项特别的负担——虽然是天赋,但仍然很累人——开化和教育其他民族,让他们知道英国人的优越。


正是这种傲慢、优越以及短视,葬送了帝国的前途。

的确有人认为殖民地“仅仅滋养了一大堆军事驻地的和一种日不落帝国的自满情绪”,衰败也的确是从殖民地的战争——布尔战争开始的。为了黄金与钻石,以及伟大的“双C计划”,英国三易主帅,投入45万军队,伤亡近10万人,耗资2.23亿英镑,与非洲小国大动干戈。虽然以英国胜利而结束,但大英帝国却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欧洲诸强几乎一致谴责英国在南非的政策,认为英国为了贪求黄金而欺凌两个布尔人小国。它们认为,英国在战胜布尔后所得到的巨大黄金利益,将使自己更处于劣势。于是,法、俄、德三国一度谋求联合,共同对抗英国。1900年,趁英国陷于战事无暇顾及之机,法俄两国绕开英国,偷偷地瓜分了在土耳其的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大英帝国内部的巨大变化。高额的战争开支使英国无力再花巨大的代价来维持帝国体系,连一向热衷于帝国殖民事业的张伯伦也在战后感叹道“这是个负担”。1902年开始,英国政府开始考虑通过关税改革,用关税特惠制维系帝国的团结。这种关税改革实际上提高了殖民地在帝国内的经济地位。而战争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等殖民地召开军事首脑会议,决定向南非派遣志愿军,使它们的军队可以服务于领土外的行动,又使殖民地从英帝国内部争取到了军事自主的权利。1901年、1907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成为自治领,昔日的附庸公开叫板,伦敦却也无能为力。

更大的冲击来自美国,1891年的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境纠纷,英国接受了美国作为仲裁者身份进行的裁决,这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只要涉及欧洲与美洲国家的纠纷,美国均可援用此举进行干涉,“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出现了阴影,华盛顿在美洲的主导地位被伦敦默认。

1907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泰迪•罗斯福宣称:“美国人民必须建立并保持强大的海军,否则就肯定要下决心接受在处理国际事务的从属地位”。一个“太平洋帝国”正缓缓升起,直指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皇家海军。

直到一战四年的战火洗礼,尽管英国在此取得胜利,但是代价惨重,其海军优势和经济优势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削弱。整个帝国因战争死亡近100万人,150万人重伤,商船损失了40%。英国战争费用为90亿英镑,欠债13.4亿英镑,是战前债务的14倍多,其中欠美国8.5亿英镑,英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工业生产混乱,出口锐减,在复员的压力下,失业人口一直居高不下,两次大战间失业人数从没有低于100万。

战后,美国重新启动了造舰计划,对此反应激烈的劳合•乔治曾在威尔逊抵达欧洲前告诉威尔逊总统的代表豪斯上校:“大不列颠即便花上最后一块金币,也要保持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强国的海上优势。”这个回答看似掷地有声,但是话中已经没有了当年日不落帝国万里波涛的底气,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夕阳余晖的悲壮。

1921年华盛顿会议,《限制海军军备力量条约》签订,英、美、日、法、意海军5强的主力舰比例为5:5:3:1.75:1.75。保罗•肯尼迪评价,“几个世纪以来,皇家海军第一次公开宣称它仅仅满足于海上的平等地位,而不是海上的主宰权了。而且,英国还同意其海上力量的大小服从于条约的约束了。”

1931年,英国颁布威斯敏斯特法案,宣称英国和各自治领地位平等,在它们的内政和外交事务等各方面互不从属。同样是在20世纪30年代,伦敦开始对德、意、日进行绥靖政策,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它已经无力遏制柏林、罗马和东京的疯狂,只能寄希望于牺牲小国的利益,息事宁人。1941年8月13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其中“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他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和自治。”为换取美国的支持,英格兰不得已在这些可能使得整个帝国体系瓦解的宣言中签字,最终这一条款也成为殖民地民族主义者斗争的思想武器。

到了二战,英国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政治地位极度下降,苏伊士运河危机不仅让英国威信扫地,更重要的是,连接其殖民地要冲的丢失使整个帝国交通网络被拦腰截断。随着194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相继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英帝国殖民体系彻底瓦解。

两次世界大战,英国获得的只是虚幻的胜利,战利品不是大英帝国的永续,而是旧制度体面的埋葬。英帝国在世界上曾留下过极其重要的痕迹,从文化到历史,从科技到制度,从陆地到海洋,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雪,到潘帕斯高原上的风,如今只有泰晤士河两岸的石板在诉说着维多利亚女王钻石庆典时的辉煌。或许英国人会不以为然,他们如今依然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依然保持着世界的影响力,人民生活一直向上向好,王朝兴衰起落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不过,一想到曾经有那么一个国家,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如此深刻的影响世界,依然让人心潮澎湃。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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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起落幕的不止是王朝,再传奇的冒险也会有落幕的一天。

首当其冲的是英雄。

占领大马士革,特别是德拉事件之后,劳伦斯精神上和肉体上长期紧张状态。而更使他感到沮丧的是,此时他得知英国政府已背弃了让阿拉伯地区独立的诺言,与法国政府签订了瓜分阿拉伯地区的《赛克斯—皮科秘密协定》,并发表了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阿拉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摩擦和争斗,各派都有自己的打算,很难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劳伦斯身心俱疲,写下:“烛光般的梦影被胜利的阵风吹灭了。”他黯然离开大马士革,打道回府。

与劳伦斯并肩作战的哈希姆家族也没有happy ending。1924年8月,伊本•沙特统帅的内志军队向汉志王国发动进攻。大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被迫将汉志国王之位传与长子阿里。1924年10月13日,内志军队攻陷麦加,阿里退守吉达。吉达失守后,阿里流亡伊拉克,侯赛因流亡塞浦路斯。汉志王国被伊本•沙特吞并,于1932年同内志、季赞、亚西尔一道组成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侯赛因和阿里分别于1931年和1935年去世。

阿拉伯解放事业的先知——侯赛因三子费萨尔在1920年3月7日被叙利亚国家大会拥为大叙利亚国王。但同年4月叙利亚被托管给法国,后者将费萨尔逐出叙利亚。他于是移居英国。英国政府担心其托管地伊拉克局势不稳,遂改直接统治为名义上的君主制。公民投票显示96%的民众赞同费萨尔之后,他同意成为伊拉克国王,在1920年8月登基,1933年9月8日心脏病发作,逝世于瑞士伯尔尼。其后代统治传至费萨尔二世,于1958年被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政变推翻。

倒是,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被劳伦斯认为“太审慎、太冷静、太幽默”的阿卜杜拉一世,后来担任了约旦国王,其后代统治约旦至今。

影响更深的是整个时代。

落幕的是激昂跳跃的人心。很难想象,在1914年的战争开始之前,整个欧洲的民众是多么想战争爆发,它被描述成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对战争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然而,随后四年,欧洲将化为一个屠宰场。前一个世纪,大英帝国将自己的版图扩张到了五大洲,卷入了全球范围约40场冲突——主要是镇压殖民地人们起义,但也有克里米亚战争和布尔战争这样的大战——共损失了约4万名军人。在随后的四年中,英国将损失这个数字的20多倍。在1870年~1871年灾难性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在战场上伤亡约27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三周,法国的损失就达到了这么多。在这场战争中,德国出于服兵役,男性人口将会损失13%,塞尔维亚的总人口将损失15%,而仅仅在1913~1915的这两年之内,法国男性的预期年龄将从50岁锐减到27岁。这场血腥大屠杀的领导者将会对这些统计数字变得麻木不仁,以至于英国将领道格拉斯•黑格在1916年发动索姆河攻势时——战役当天有5.8万协约国士兵伤亡,至今仍然是英语世界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会认为这些伤亡数字“不算严重”。最初的狂喜会让位于震惊,震惊变成了恐惧,然后随着残杀漫无止境地一天天持续下去,人们最终会陷入麻木的绝望。

落幕的是看似永续长存的帝国。在这场保卫和扩张帝国、蚕食其他帝国的大规模混战中,欧洲的六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四个将彻底灭亡。“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俄国退出协约国,尼古拉二世俄国复兴的宏图只是黄粱美梦。威廉二世曾发出“我国的未来在海上”之豪言,但最终被水兵赶下了皇位,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变成一抔黄土;奥斯曼帝国的腐肉上长出土耳其,新生的胚芽依旧险象环生;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他们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奥匈帝国只剩下残缺不全、好象还在淌着鲜血的躯干,而他的继承者——维也纳的最后一位皇帝正作为被驱逐者从这个国家出走。而另外两个——英国和法国——将会大伤元气,虽然正乐此不疲的分割战利品,但注定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填补缺口的是两种相互斗争不休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利坚。

当我们把视线再次回转到“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故事本身,我们会疑问,为什么劳伦斯会成为劳伦斯?答案并不复杂:正是西方人对于一战期间阿拉伯战场的忽视成就了他的伟业。用劳伦斯自己的话说,与战事宏大惨烈的欧洲战场相比,他所做的都只是“插曲中的插曲”。在英国军方高层看来,这里发生的一切基本上是自行决断的年轻的陆军军官把乖僻而难以驾驭的阿拉伯诸部落团结起来去骚扰土耳其人。而其他主要参战国也只是将从更重要的战区拼凑出来的军事力量投入到中东,把情报搜集、煽动叛乱和缔结盟约的任务委派给了像劳伦斯一样缺乏军事经验或者半路参军的外行。劳伦斯的对手们与劳伦斯一样是毛头小伙,不曾接受过任务所要求的训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行动。他们也劳伦斯一样,将自己的很多个性特征——聪慧、勇敢、欺骗的天分——发挥得淋漓尽致,既缔造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历史的轨道。

但是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故事的主角,主角是乔治五世,是威廉二世,是大卫•劳合•乔治,是乔治•克列孟梭,是尼古拉二世,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是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是罗•冯•兴登堡,是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是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是亨利•菲利浦•贝当,是道格拉斯•黑格,是费迪南•福煦••••••

他们意识到,剥去所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巧言令色的辞藻,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一场大型的家族世仇,欧洲的帝王们——其中很多人都是血亲——终于有了机会,在他们的忠顺臣民的成堆尸体之上,清算他们的宿怨和私人间隙。欧洲的君主制养成了一种衰败过时的军事精英文化,贵族、老迈的战争英雄和宫廷佞臣们在战场上庸碌无能,对为他们流血牺牲的人冷酷无情,各国都是如此。看到战争进行的方式,以及几乎所有参战国不可思议的愚蠢,居然能有人最终战胜,已经是个天大的奇迹。

所以,小国的利益在他们眼中算得了什么?早在1916年5月,英、法、俄秘密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以便战后瓜分奥斯曼在阿拉伯、黎凡特的领土。英国以阿拉伯起义为筹码,压法国退让叙利亚利益,又以法在叙的既得利益,敷衍侯赛因的领土要求,叙利亚一个闺女许两家。巴勒斯坦问题上,麦克马洪既承诺将来归哈希姆王国,利诱侯赛因父子作战;又垂涎犹太金元,与犹太复国组织密商,炮制《贝尔福宣言》,称巴勒斯坦为犹太家园;同时派特使去君士坦丁堡,以保留其宗主权为饵,劝奥斯曼脱离同盟国。巴勒斯坦一个闺女许三家。最终英国谁也不给,战后自己“托管”,若非犹太人以恐怖袭击烦走英国,以色列能否建国也成问题。首相劳合•乔治说:“与法国的友谊值十个叙利亚。”因为即便在战时,无论你在哪一方,统治阶级间永远存在的同僚般的关系。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可以想象,1918年10月30日,劳伦斯上校为什么不接受爵位,因为这个荣誉与少年时梦想相去太远了!

如今,劳伦斯的故事已经过去百年,这个世界好像变得更加光怪陆离。

殖民时代过去了,文明不文明的区分过时了,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整体。阿拉伯的王公贵族三妻四妾,但也娶西方人做太太。西方人反对一夫多妻,但美国人也下嫁到阿拉伯当小老婆。沙特的本•阿拉王子有160亿美元,其中110亿是投在美国,参股时代华纳、美国在线、城市银行等跨国公司。

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隔阂好像越来越深,阿拉伯有钱人的子弟到英国、美国留学,用英国、美国的律师。但他们是坐在奔驰车里谈民族主义,批判西方思想。9•11事件的那批阿拉伯死士大多也在西方国家生活或学习过,讲英语、法语、有的还讲德语。9•11事件后,本•阿拉王子立即给纽约人民送来了一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而袭击的源头就来着于他们家族曾经支持过的组织。

于是世界出现新的区分:“了解西方价值的民主国家与闭关锁国的专制国家。”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西方国家一次次干涉,却让非西方国家愈发反感,以暴力推行一元价值,与中世纪十字军之流何异?

用经验可以方便地解释为何中东产生恐怖主义——列强干涉、精英受挫、伊斯兰教政治化、发现石油与世界的能源依赖、以色列建国、冷战格局的坍塌。但我们不该忽视另一维度,即思想原教旨化席卷全球。美国接替英国举起普世的大旗,启蒙价值被前所未有地被推向全球的风口浪尖,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开放概念本身内在就要求兼容并蓄,杂糅异己。但现实却是:一边呼唤安拉,另一边高举民主;一边喧嚣圣战,另一边指责人权;一边要回到穆罕默德时代,不见先知讲经的语境在麦地那与麦加之间,另一边则言必称卢梭、孟德斯鸠,罔顾先贤面对的乃十八世纪欧洲社会内部。针尖对麦芒,纯粹化的冲动将鲜活灵动的思想简约成黑白两立,谁都不容价值相对化,更无视我们已生活在你中有我的多元文化里,伟大的传统被平庸的头脑教条化。

由此,劳伦斯的故事才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如今争论西方价值是否普世,无非义理之辩驳。劳伦斯却身体力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弥合两个文明的间隙。异质性文化之间并非剑拔弩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交流也并非制度或观念的强加,而始于人际间的伦理常情。西方并非上帝的“应许之地”,并不存在天选的福音和先验的优越,没有其他文明做参照,其价值无从谈起,只有身处文明冲撞的之间,才能鉴识文化的适应,只有深层的沟通才能取得由衷的共鸣。必须记住劳伦斯的话:“半欧洲化的阿拉伯人的恶俗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不曾受过欧洲影响的阿拉伯人要比他们强一千倍。外国人来这里是为了教化当地人,但其实他们最好向当地人请教”。

1934年6月,T•E•劳伦斯在家乡多塞特死于一次摩托车事故,享年46岁。丘吉尔在劳伦斯的葬礼上致悼词:“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劳伦斯早已经消失在流星风卷之中,不见踪影。但多年之后,看见黄沙漫天,我依然会想起那位一袭白衣蓝眼睛的“沙漠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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